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

————及文学理论发展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1 次 更新时间:2004-12-11 16: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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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 (进入专栏)  

  

  当今经济、科技、甚至某些物质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全球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以横向开拓尤其重要。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它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i]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普遍被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后殖民主义显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在西方社会也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率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它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对“他者”的寻求,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等问题才被纷纷提了出来。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认为: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ii]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要有这种“外在观点”而外,还要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相不到的发展。

  

  当然,最后,还应提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也为原来贫困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条件。正是受赐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一些偏僻地区、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旅游和传媒的开发才广为人知和得到发展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有形式化(仪式化)的弊病,但总会吸引更多人关注某种文化的特色和未来。

  

  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的悖论

  

  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同),一方面是多元化(离异),两者同时并存,这就存在一个悖论: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那当然是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吸取,这种互相吸收和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颇为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很快就已绝迹;又如陈寅恪所指出的: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静默不置一语”。3法国象征派诗歌对30年代中国诗歌的影响亦复如是。当时,兰波、凡尔仑的诗歌被大量译介,而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杰出代表的马拉梅在中国的影响却绝无仅有。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接触中的一种最初的选择。

  

  其次,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希腊文化首先是传入阿拉伯,在那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然后再到西欧,成为欧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成为中国宋明新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现象,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可见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如此在不同选择、不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物的基因中脱颖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独特之处,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会逐渐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但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共同标准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也还有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现形式。

  

  多元化进程中的一种危险:文化部落主义

  

  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有些民族由于长期被压抑,他们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就会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准则,过分强调一成不变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结果是演变为危险的“文化孤立主义”,或称“文化部落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承认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来自特定的社会环境,任何一种行为,如信仰、风俗等等都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即便是貌似公正的一些量化性调查,如关于IQ的智力调查等也都不能不带有明显的调查者自身的文化色彩和特殊文化内容。因此,文化相对主义者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尊重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强调寻求理解,和谐相处,不去轻易评判和摧毁与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强调任何普遍假设都应经过多种文化的检验才能有效。

  

  文化相对主义相对于过去的文化征服(教化或毁灭)和文化掠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并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也显示了自身的矛盾和弱点。例如文化相对主义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进而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导致一种文化孤立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结果是本身文化发展的停滞;此外,完全认同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最基本的人类共同标准,就不能不导致对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文化现象也必须容忍的结论;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也曾是在某一时代、某些地区被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事实上,要完全否定人类普遍性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能的,如丰衣足食的普遍生理要求、寻求庇护所和安全感的共同需要等等;况且,人类大脑无论在哪里都具有相同的构造,并具有大体相同的能力,历史早就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吸收和渗透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最后,即使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都不尽相同,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与其不同的生活环境相联,忽略这种不同,只强调同一文化中的“统一”,显然与事实相悖。总而言之,文化相对主义为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新的思考层面,但它本身的弱点又不能不阻碍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总想寻求“原汁原味”、永恒不变的本民族的特殊文化。他们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类口号。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重新解释,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排除这一切去寻求本源,必然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文化孤立主义则是不顾历史的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其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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