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讨论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3 次 更新时间:2012-01-10 21: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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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在社会各界自觉关注、热烈讨论、深入理解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个紧密联系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文艺报》从2011年8月至11月在“理论与争鸣”版组织了“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专题讨论,前后共计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这次重要的专题讨论既是谈文艺问题,又超越文艺问题谈文化,深入探讨文化视野下的文艺、文艺所内蕴的文化、文化与文艺相互交融的关系等等重要问题。这次重要的专题讨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引起了文艺界、学术界、理论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梳理和总结。

  

  追求对“文化自信”独到而深入的理解

  

  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如何独到而准确、深入地理解“文化自信”(包括“文化自觉”)的精深含义,是本次专题讨论重要收获。

  有论者致力于解读“文化自信”的本质(根本)含义。《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于平)一文,依据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讲话分析说: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讲话明确了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方法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路径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并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个“根本性的指针”充分体现出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和精神信仰。接下去,于文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人民至上”是一种政治理念,也是一种精神信仰,它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内核。这个自信是也是文化自觉的持久动力和文化自强的牢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对“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和信仰的认同,所谓“自信”只会是盲目、空洞的自信。第二,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是一种理性坚守的自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还是一种付诸实践的自信,既追求“以文化人”更追求“为民兴文”。事实上,自觉的文化实践本身就体现出文化自信。第三,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不仅承载着一种精神信仰,而且肩负起一种时代担当,这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必然要实现民族的文化复兴,这需要我们具有实现文化跨越式发展的自信。笔者以为,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可谓抓住了“文化自信”的本质(根本)之处,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有论者着力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学理探讨和界定。《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董学文)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内在含义的论析和界定就颇具学理和思辨色彩,因而也颇具深刻性。董文界定说:文化自觉,包涵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涵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涵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则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接下去,董文用有力的实证说明了我们有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优良传统:77年前,鲁迅就写过文章,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说法,认为当时虽有“自欺力”的笼罩,但我们还是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清醒认识到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影响、走弯路。董文进而对“文化”、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展开了有深度的论述。关于“文化”的重要性,董文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灵魂。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以文化的概念来界定,文化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崇高标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处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轴心位置,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发展战略都应系于文化这个轴心而展开。文化的最大特质是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触物无声,能以无形的意识或观念,影响有形的的现实和存在,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实践。因之,提倡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与支撑,就显得尤为关键。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董文指出:我们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出于热情,而且也出于理性。经过上述层层深入的论述后,董文最后论述了我们今天如何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董文指出: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体现在观念上,也要落实到行动中。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艺术活动的全过程;要通过文艺创作使全体人民自觉弘扬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家艺术家要立业先立德,为文先为人,坚守正确的价值追求,担负高尚的历史使命,使自己的作品闪烁出憧憬理想、净化心灵、烛照前行的辉光。

  有论者着力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体实现的探讨。《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文化建设三题》(仲呈祥)认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付诸具体实现,就是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主要有三,即“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关于“氛围说”,仲文指出:就是当代文化建设亟需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氛围。环境塑人,氛围养人。文化建设就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精心营造一种看似不见、摸似不着,但每一位国民身入其中便不能自已地得到灵魂的净化、素质的提升、人格的完善的环境和氛围。这便是流贯于全民族肌体的无处不在的最可宝贵的文化软实力。关于“宝塔喻”,仲文指出:我很愿意把文化建设比喻为一座宝塔。盛世包容,当今的文化宝塔,塔座愈多样、愈丰富,则愈繁荣。在这里,提倡多样化是必须的,因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但这也必须有个底线——不能悖离、解构乃至颠覆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取向。只要不超越这个底线的,在这宝塔里都可以有一席位置。拾级而上的宝塔的塔尖上,理应置放那些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真正实现“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的艺术上品。因为只有这样,位于塔尖的文艺才能起着引领文艺航程的作用。关于“引领论”, 仲文指出:由“氛围说”至“宝塔喻”,归根结底是要自觉坚持“引领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文化自觉”,首要的就是要自觉遵循文化精神的规律,要靠常态,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要靠引领,反对迎合。仲文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的旗帜。以先进文化引领大众文化,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也应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内在含蕴的解读和阐释,还有多篇文章从不同方面作出了有见地、有深度的探讨。比如《文化自觉与文化职责》(陆贵山)提出了“文化职责”的命题,文中依次论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文化精神与文化利益”、“文化权利与文论话语”等问题。《“文化强国”建设论》(袁学骏)提出三个“必须”,即:必须树立文化自觉,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必须进行文化创新;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自觉》(毛崇杰)在论析了“文化自觉”提出的语境这一问题后,进而论述了“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自觉”、“纳入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自觉”等问题。《文化的新自觉》(韩永进)提出了“文化的新自觉”的命题,文中论述了“文化的新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支撑论”、“文化强国论”、“文化道路论”等方面。《主动精神的群众性杨莉——关于红色文化热潮的一种思考》(刘润为)、《用好用足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资源》(孙煌华)等文,可以看作是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实证性研究,针对现实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发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启发性。

  

  展开对“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关系的探讨

  

  本次专题讨论的主题是“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就是说它不是单纯地讨论“文化自信”问题,也不是单纯地讨论“文艺创作”问题,而是要着重探讨“文化自信”对于文学创新的重要意义,探讨“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关于“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入而多方面探讨,是本次专题讨论又一重要收获。

  有论者在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张器友)一文所论即如其标题所示,张文开头明确写道: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气、神。“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科学把握后的文化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主体觉醒和自由。在当代“资本逻辑”支配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语境中,强调“文化自信”对于文学创新的意义,很有必要。它将有利于克服文艺的“恶俗化”倾向,增强作家艺术家的历史意识,提高人文素养,提升文艺作品的文化品位。张文首先肯定“文化自信”对于文学创新的意义后,具体论述“文化自信”,指出: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值得“自信”,有三点应该特别一提:其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多种文明已经湮灭,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其所造就的文化传统未曾中断。其二,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讲矛盾又讲和合,和而不同,以大同天为胜景。其三,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思维”和“立象尽意”的审美方式,以及积极入世却又特立独行的人文操守,也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张文最后概括地指出:“文化自信”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创新:确立“文化自信”的过程,是一个对民族文化实施理性审视、批判继承的过程,怀抱了这种“文化自信”,作家就有可能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把个人、民族和时代联系起来,就不会在社会转型的飘风巨浪中无所附依,也不会对文化传统盲目地顶礼膜拜。他就会像神话中的安泰扎根大地而力量无穷,就会不断地听到民族历史的呼唤,不断地获取丰沛的文化感兴。于此,文学艺术的创新也就有了一个方面的可能。

  有论者从较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层面探讨“文化自信”(包括“文化自觉”)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化自觉”与文艺创作》(赖大仁)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具体而切实的探讨。赖文的前半部分中写道:文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形态,文艺创作也许是最富有自由自觉特性,也是最需要自由自觉精神的创造性活动。文艺创作一方面要求外部环境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取决于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自由。因此,如何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文艺创作本身的自觉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自由自觉始终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自觉就谈不上自由。非自觉的盲目的创作活动不会是自由的。接下去,赖文就如何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实现文艺创作的自由自觉,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而有深度的论述:首先,有必要深化对文化功能的自觉意识,使文艺创作更好地适应当今时代的社会需求;其次,有必要增强关于文化价值观的自觉意识,使文艺创作起到价值引领的积极作用;再次,有必要增强关于文化责任的自觉意识,使文艺创作自觉担当起应尽的责任。

  有论者从文学艺术自身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角度探讨“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谭好哲)根据对现实的分析指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靡西方学界而近十多年来也给予中国学界以很大影响的文化研究,将文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从一般关系上来说,一方面文艺是文化的形象肖像,在文化的记忆、传承与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文艺本身即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体现着文化创生最具时代活力和人生底蕴的部分。基于上述的分析,谭文认为:在全球化大大加剧了跨国度文化交流的当今时代,一国的文艺创造就其对于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肩负着传承和发展自身文化的使命,同时也承担着向异域他国的接受者传播自身文化、建构自身民族文化形象的责任。而这两个方面又不是分为两截的,对外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展示什么样的文化形象,是与其如何认识自身文化、怎样对待自身文化,特别是如何创造自身文化贯通为一、密不可分的。由上可见,在谭文看来,文学艺术对于文化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实际主要包括“传承”(包括“建设”)和“传播”两个方面。因此,谭文先进一步分析“传播”方面的情况:随着全球文化交往活动的增多,随着中国在当今世界和平崛起的现实可能性的日渐增强,自觉地有意识地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形式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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