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九十年代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初叶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这是一场剧烈而伟大的阵痛。虽然没有实现预期的追求，但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地度过了，把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帝制推翻，在中国国土上树立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决不是一件小事情，足可称惊天动地、开天辟地。从此之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政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可能遭不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九十年后再回首之际，又一个新世纪的钟声已敲响，让我们伴着对先烈的缅怀，再次走入百年前被枪声打碎的那个破晓长夜......
（1）第一节 《中国问题之真解决》
风雨飘摇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报纸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这篇文章说，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王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文章中说：“中国现今正处在次伟大的民族运动前夕”，并认为推翻清朝统治虽然是艰巨的任务，但并不是无法实现。这篇文章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加是向美国的人民发出呼吁说：”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1895年第一次发动广州失败后，他和参加起义的人到处听到咒诅谩骂之声，谁都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但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及1904年发表此文时，却很少听到一般人恶声相加，而且有识之士还为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对他的此文表达共识。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彻底看清了满清专制政府的腐朽没落，他们同孙中山先生一样，向往中国的真正光明之路。
（2）第二节 知识界的觉醒与行动
1903年，中国知识界开始涌现民主革命潮流，他们主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其代表人物为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作者）、年仅18岁的邹容（《革命家》作者）以及著名著作家章太炎。
知识界的觉醒集中体现于章太炎与保皇派领袖康有为的论战。
章太炎1903年撰写了《驳康有为书》。与康有为的“保皇”针锋相对。他主要以反对满族的统治来论证革命的必要。同时也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实行民主。针对康有为“民智未开，不宜民主”一说，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把革命看做是促成“民智”和“人心之智慧”（思想、觉悟）发展进步的动力。
章太炎的文章在《苏报》发表。《苏报》还刊发了大量反对满清专制统治的评论文章，是当时中国报界的一面鲜艳旗帜。
当时，觉醒的知识界人士一致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苦难命运，富强起来，必须推翻满清专制政府，要推翻这个政府，只有实行武装斗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正如孙中山的强调主张：民权主义就是要铲除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这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他说：“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所说的政治革命，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
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觉醒的知识精英位们采取了起义、暗杀等多种武装手段，以致于先期以在《民报》上写政论而著名的汪精卫都跑到北京搞暗杀，以期靠个人的力量，可以引导出革命来。
知识界社团的武装行动，虽然未从根本上动摇清廷统治，但却以其不懈与果敢，积成了势可燎原的星星之火，裂变一触即发，长夜终将破晓。
（3）第三节 一夜间的胜利
满清视为铜墙铁壁的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未料想一夜间便土崩瓦解，索绕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也在这一夜间摧枯拉朽。
1911年10月10日午夜，一场没有按照预定计划，也不是在预定领导机构率领下进行的起义在武昌打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所策动的文学社成员在起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10月11日早晨，起义士兵完全控制了武昌，武昌起义取得划时代的胜利。
回顾这一夜的戏剧变化，偶然中含有必然。没有多年间中国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以及全国各地的宣传、策动，就不会有\"士兵哗变\"演变为的伟大辛亥革命的开端。这一夜间的胜利就是中国先进潮流涌动的必然结果。就连当时\"群龙无首\"的士兵们也坚信这一点：革命就是要以一个新政权来代替满清统治。摆在他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如何建立这个政权。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由此不但结束了满清二百余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这是这场民主革命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从单纯的农民革命发展到资产阶段民主革命，中国历史大大在跨出了质的飞跃一步。
（4）第四节 从鲜血到概念
太阳西斜的时候，西望落日的余辉下近在眼前的千佛山；辛亥革命山东烈士纪念碑，被掩在半山腰的阴影里，虽然靠近人声鼎沸的千佛山旅游区，但这里除了晨练的人们有兴致光顾外，真可谓人迹罕至啊。纪念碑孤傲地矗立在那里，与山下几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互相对视着。把目光停留在纪念碑上，让思绪随着夕阳的光影飞。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少年瞿秋白用这八个字概括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近代史家陈旭麓在论述辛亥的时候说：“在中国，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意义。”站在上个世纪的门槛上，先哲们对辛亥革命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怎么颂扬都不为过的，因为那是中国人一次了不起的亲近人类主流文明、构筑现代中国秩序的努力，况且还有血的代价。然而，当90年后，我们站在又一个世纪的入口回望来路的时候，却无法掩饰悲哀的叹息。在没有了皇帝的中国，却还可以出现袁世凯这样窃取民国的名器，行专制之实的“大总统”，还会出现蒋介石这样的把宪法虚置起来，以堂皇的理由和
名义剥夺了国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强人；脑子上的大辫子剪掉了，可没有辫子的脑袋里未必就有宪政。在我们还没有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已经能以后现代的心态欣赏电视屏幕上皇帝兼流氓们与平民小女子们搞笑的平等游戏了。对前现代的幽暗蒙昧熟视无睹，心安理得的“超越”之，真算得上是我们中国人的“特异功能”。所以我们虽然容忍不了名正言顺的皇帝和辫子，却可以容忍他们潜伏在历史阴影之下的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当王实味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而因言获罪成为死囚的时候，当五十万知识分子一下子被“错划”为另类的时候，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的时候，当李九莲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在一起双乳被
割的时候，他（她）一定会感叹辛亥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只是民主、共和的概念而已。
然而，概念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它是一种可以传承的薪火，只要这薪火不灭，就是希望所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虽然又经历了袁世凯蒋介石那样的极权专制统治，但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价值理想毕竟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涌动，“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得以确立，这些概念形态虽然没有成为具体的制度设计，但中国人有了一个道义的目标，有了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从此以后，谁行专制，或披着民主的外衣挂羊头卖狗肉，那便等于是把自己置于道义上的困境；人民也有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向往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懂得了有一个更高的社会理想悬在那里
，我们也有一个标准来衡定和批评眼前的不合理。
1999年国庆50年，《南方周末》为此发表评论，题目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文章的内容记不得了，但这个标题却深深地植入大脑，由此知道了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近日在网上浏览《二十一世纪》杂志的一篇文章，方才懂得公民社会之一二：“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展现，在此领域民众可以透过对话方式参与复杂的政治（或公共）活动，且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积极地扮演参与者和监督者而非抱怨者或受害者的角色……”该懂的不止是我这个小人物。
在辛亥革命90年的时候，回味那一代人的理想，心里感到温暖。当再一次眺望西山下的辛亥烈士纪念碑的时候，它仍掩在阴影之中，尽管山外阳光灿烂。
（5）第五节 关注民权民生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思想也崩溃了。”这是汉学家许华茨先生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为90年前那场伟大的变革所做的评价。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辛亥革命不仅在形式上结束了中华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史，对这个腐朽社会的内容的改造也同样具有颠覆性。
中国历史上几十次的改朝换代，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推动过历史的车轮前进，而辛亥革命不单单是革除了君主政体，更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虽然当时的革命党人还不具备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把旧势力彻底砸烂的决心和力量，反而使袁世凯之流窃取了胜利果实，而由此引来的军阀混战局面倒像是时光又回到了战国时代，然而，正如春秋战国恰恰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一样，辛亥革命也为8年后的“五四”思潮风起云涌提供了动力。
辛亥革命的精神实质是“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最重要的一“民”即“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正是这场革命的最根本原因。一个绵延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帝国在遭受了西方列强的环伺欺压之后，民族主义的觉醒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本能反应。
我们说，中山先生将其作为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的伟大目标而提出来。在当时无疑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一剂良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即孔子所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应该说，这种理想即便在今天也是很先进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几乎就是一种超前的“全球化”理念。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大道之行”恰恰是闭塞的内陆文明的一种虚幻的、夜郎自大的表现，因为那时候的“天下”还只是“莫非王土”的“普天之下”。直到辛亥革命，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天下为公”里的“天下”才归位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视野内的天下，也使我们有了重新打量民族处境的视角。
弹指一挥间，转眼90年了，我们欣喜的看到它已在民众的心里扎下了根。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指出的是，90年后的今天，民族主义心态颇有走样的倾向。
早些时候，有人拾人牙慧地宣布“中国可以说‘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合著了《亚洲可以说“不”》），这种和当前“全球主义”大趋势相抵触且不自量力的论调，虽遭到理智人士的嘲笑，却并不见有什么收敛。这不，近期又有人倡议要建立一个什么“儒家文化保护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民族文化需要弘扬，但决不是以这种方式（其实，一种文化要求保护，恰恰证明了它的虚弱）。提出“亚洲价值”的李光耀先生也曾特别提醒要警惕华人的沙文主义，这不是他在反复，而是他看到一些民族主义者有走极端的倾向。
难道不是么？“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时，我在网络的时事聊天室里就遭遇了这种强悍的民族主义的宣泄，当说了两句不要为此幸灾乐祸、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的话，居然遭到围攻式的谩骂，作为个体，可以不与之计较，但当一个民族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这样看待世界时，则是非常可怕的啊！
现在，我们两只脚已然踏进了世贸的大门，也争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在与走向与世界融合的道路上过于强调民族主义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行不通的。现在，是我们该着重关注“三民主义”另两“民”即“民权、民生”的时候了。
（6）第六节 让每一个国人都知道
辛亥革命90周年了，几乎是年年都搞纪念活动，都是怎么搞的？多是以开会的形式，请与辛亥革命的有关的人，就不同时期的国情，提出不同的主题，挖掘辛亥革命的内涵，说说，讲讲，议议。至于这种纪念活动，能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多大影响，生成多大效益，就很难估量了。应当说，纪念辛亥革命，还未深入民间，只是在知识分子中传唱。
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作用，何鲁丽同志说：“9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革命运动，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且（请注意这个“而且.....”）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阐门，使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光明日报》2001年7月28日）。”
应当说，上述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只要逐字逐句地琢磨，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即或是知识分子（就不必说普通百姓了），有多少知道呢？别看我们的干部，每天泡在“文山会海”里，我们的报刊，每天铺天盖地，面对现实问题，真正“认真学习，弄通弄懂”的有多少人？
还说纪念辛亥革命，下述的宝贵思想可都记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的思想：关于以孙中山先生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内陆将全部对外开放，不但要引进外资，还要引进外才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贵的思想，不仅知识分子要知道，革命干部要知道，广大群众更应当知道，为什么？因为，群众具有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好日子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国人都知道有个孙中山，还知道有个辛亥革命，如何能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辛亥革命的意义，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就能同心同德，再接再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开拓前进，去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