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从广州至上海——鲁迅如何过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1 次 更新时间:2012-01-08 09: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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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兴云  

  

  一、

  

  鲁迅在逝世前58天(即1936年8月23日),于患病中写了一篇《“这也是生活”??》。他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1】这是他的生活观的最终陈述。就鲁迅本人而言,当然也是这样。因此,关注鲁迅不同时期(尤其晚年)日常生活的“枝叶”,对于认识他的“全部可歌可泣”,和他一生结出的“花果”,应该非常必要。

  比如过年(春节)。在中国,一年365天,四时节庆,春节居于首位。鲁迅的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如何过年?

  应该先辨析鲁迅对“过年”及有关词语的使用。自公历引入我国以来,“过年”的“年”,就有旧年(即旧历年,又称阴历年,正式名称是夏历年或农历年)和新年(即新历年,又称阳历年,正式名称是公历年)之分,都可叫“过年”。但受传统习俗影响,人们更多用于指称旧历年,即社会普遍重视春节,不看重公历新年。(在祖国大陆,春节法定放假3天,香港放假3天,台湾放假4天,新年均只放假1天,此即为明证。)鲁迅对“过年”一词的用法,大体与此相同。(据粗略统计,在《鲁迅全集》中,“过年”一词出现31次,确指公历新年的只有7次,其余均指春节。)

  与此相关的是,夏历新年的名称、叫法。尽人皆知,其名称是“春节”。但鲁迅似不接受此叫法。鲁迅日记所含24个春节,有8次记“旧历元旦”,9次记“旧历××元旦”(“××”为干支年份),或“阴历××元旦”,或“××元旦”,即称“元旦”的共17次。只有3次记为“春节休假”,另3次只记“休假”,1次日记佚(1922年)。在文章、诗歌中,“元旦”出现4次,指夏历和公历的,各2次。书信(包括附诗)中出现“元旦”7次,指夏历的4次,指公历的3次。总之,鲁迅称春节为“元旦”。这是为什么?

  鲁迅是袭用传统名称。我国古代,自汉武帝恢复夏历以后,历代均以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决定废除阴历,改用公历(阳历),将夏历元旦改为春节。鲁迅当时曾就“阴阳历的区别”、“采取阳历的用意”进行过宣讲【2】。但在长时期里,公历未能推行开,“春节”之名也未被民众接受;只是把过年分为“过阴历年”、“过阳历年”两种,而且重前者,轻后者。鲁迅后来在《习惯与改革》中,曾就“禁用阴历”一事进行评论,指出:改革者应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3】因此,他对语言的使用,与社会大众保持一致,以“过年”指称过夏历年,用传统名称“元旦”(或加“旧历”之类词语)称正月初一。在包括日记在内的《鲁迅全集》中,“春节”一词只出现三次(1918、1919、1921这三年的日记),以后未再使用。对社会上“爱阴历”年,也有所肯定(见下文第6节引述)。

  经数十年社会变革,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将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才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从此,“春节”和“元旦”有了明确区分。这已是鲁迅逝世14年之后的事。

  

  二、

  

  对鲁迅如何过年,不妨从广州时期谈起,便于比较。

  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按夏历计算,这天正是腊月十五。俗云:“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正是在羊城市民家家忙于筹备过年的氛围中,鲁迅来到了这座南国名城。

  初到广州,又赶上过年,面对全新的生活、工作、活动,鲁迅异常忙碌、紧张。他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共产党组织与其联系??忙得连吃饭工夫也没有。他在信中向友人“诉苦”:“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4】,“来访者太多”【5】,“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6】一位几次访问过他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道:“他(鲁迅)是得不到安静了。题字的,谈话的,撰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的闹个不已。”【7】尽管如此,他还要接近民众,走向十字街头,考察广州世风民情。他看到,广州市面繁荣,饮食也便当,虽然贵一点,而质料殊佳。就是民情,也比别处活泼得多。总之,鲁迅以自己的繁忙迎来春节,努力适应新的战斗环境。

  既是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

  春节前,在夏历祭灶日(1月26 日),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后,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一面休息,一面观赏园中景物。次日,在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后,又游了珠江中海珠岛上的海珠公园。

  广州的年宵花市(又名迎春花市),素来脍炙人口,所谓“满城炮竹迎春夜,到处花团锦簇天”,是羊城人民欢度春节的传统盛会。(其惯例是,每年春节前,各地花农把各种鲜花盆景、名卉异果,运到“十三行”一带街区,搭棚设市出售。节前三天开市,昼夜展销,到除夕之夜形成高潮,初一凌晨散市。)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花、养花。既来广州,对岭南地区的奇花异草,他自然很想趁花市盛会,前去领略一番。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他与正热恋中的许广平、爱徒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了花市。徜徉在花海中,眼看繁花锦绣,姹紫嫣红,耳听人们操着广州话欢声笑语,他享受生活的情趣,品味爱情、友情的温馨。【8】

  另一次春节出游是,年初三(2月4日)到越秀山的游玩。这天上午,鲁迅由四日前(1月30日)新来相聚(此前为追随鲁迅,从厦门大学转学并相伴来中山大学)的学生廖立峨,以及许广平、孙伏园陪同【9】,特地到市北,游羊城最大的公园——越秀公园。在园内,参观名胜古迹,登高俯瞰全城景色,一直玩到下午,非常尽兴。谁知鲁迅从高处跳下时,被微耸的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这伤,使他忍受了好多天的痛苦,真是意外。此事,鲁迅后来在书信、文章中都曾提及。

  鲁迅在广州过年,生活上获得许广平的种种关爱、照顾。除帮助安排住处,相伴,带路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外,由于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许广平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 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可谓无微不至。此后,在鲁迅居留广州的8个多月里,都是如此。这种关爱、照顾,为他们后来到上海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三、

  

  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午后抵达上海。

  和试住广州不足一年、只过一个春节不同:上海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10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

  1928至1930这三年的春节,是“随随便便的度过”。这“随随便便的度过”,是许广平的说法:“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总是随随便便的度过了。”【10】

  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娱乐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1】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据粗略统计,鲁迅寓居上海10年,看电影109次(场)。只有两年(1928年、1929年)选在过年时看电影,而春节三天晚上连着看,仅见于1928年。这表明,鲁迅“闲时也看看电影(这是上海旅居以来的事情,以前不的),算是唯一的娱乐了。”【12】过年时也如此。第二,鲁迅在上海看电影,此前和此后多是“同三弟及广平”一起。过年这几天,则异乎寻常的邀上周建人全家(包括夫人王蕴如和两个幼小的女儿)共同看。这显示两家的春节大团圆,透露出鲁迅关于家庭亲族关系应整体和谐的理念,以及对下一代的关爱和尊重。

  1929年过年(2月10日),鲁迅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休息、娱乐。不同的是,一、赠春节礼物给夫人;二、邀来柔石一同过年。节前,鲁迅接连两日(8日、9日)“往内山书店”。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13】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鲁迅以物品“赠广平”共9次,其中赠书8次,过年赠书仅此一次。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鲁迅日记1929年9月27日:“晨八时广平生一男。”【14】2月已处在初孕期。)过年时,以描绘“草花模样”的日文(这期间,鲁迅正继续教许广平学习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赠爱妻,这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礼物。(日记记述买此书,不用“买”、“购”等常用词,而用“得”字,其中似含有意外获得的惊喜感情。)除夕当晚,邀来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此事,鲁迅日记未记,只见于柔石的记述:“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5】年初二(11日),又在“午后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16】柔石是鲁迅的忠诚学生、亲密战友,是“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17】鲁迅把“离开父母妻子,独身在上海”【18】过年的柔石邀来家里,共同欢度传统佳节,体现了他对青年战友的深厚情谊和生活关怀。

  1930年的春节(1月30日),是鲁迅移居上海以来最忙的春节。(在日记中,未见关于游市、观电影之类休闲、娱乐活动的记述。)即使过年,也“‘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19】这期间的工作,包括著译(春节前完成《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春节后完成《艺术与哲学,伦理》、《文艺的大众化》等多篇译文、论文)、编辑(应邀主编《文艺研究》,与冯雪峰、柔石合编《萌芽》月刊,与柔石合编《艺苑朝华》等),以及社会活动、革命文艺活动(如参与发起和筹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

  春节几日,更为鼓励和关助张友松、韩侍桁等文学青年,付出时间、精力和心血(包括物质、金钱方面的关爱、帮助)。张友松是得到鲁迅多方扶持与援助的春潮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创办人还有夏康农、林熙盛),也是主持人。(该书局出版多种文艺、政治等方面的书籍,还曾在鲁迅指导、帮助下,编印《春潮》月刊。)1929年间,与鲁迅交往频繁,向鲁迅求教、求助。1930年春节前的1月里,10次来鲁迅寓所。他这时正筹办婚事。为此,鲁迅于除夕前一日(28日),“下午同三弟往街买铝制什器八件,共泉七元,拟赠友松也。”除夕(29日)这天,“晨托扫街人寄友松信并什器八件,贺其结婚,又以孩子衣帽各一事属转赠夏康农(按,即春潮书局另一创办人),贺其生子”。【20】因此,张、夏和书局另一合伙经营者党修甫,年初一结伴来给鲁迅拜年并致谢。 同样在此前就受到鲁迅关注、支持的文学青年韩侍桁,刚从外地回到上海,也于过年时(除夕、初一、初三、初五)接连来鲁迅寓所,问候、拜年和求助。鲁迅“假侍桁泉廿”,并帮助他住入景云里,成为近邻,来往更方便。数日后,鲁迅即“邀侍桁、雪峰、柔石往中有天夜饭。”【21】介绍他认识革命文艺界人士,后来参加了“左联”。(韩侍珩转向“第三种人”,是以后的事,鲁迅当时无法预见。)以上,只是两个实例。鲁迅对文学青年、后生孺子的关爱、帮助,是随时随地,无分什么平时、节日的。而且,这种关助既适时,又实用。

  

  四、

  

  鲁迅1931、1932两年的春节,和此前、此后的春节相比,大不相同,是在避祸中度过的。可谓多灾多难。

  1931年1月17、18日,五位左翼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李伟森)先后被捕,鲁迅受到牵连。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联系好内山的可靠朋友与田丰藩开设的花园庄旅馆。(这是一家日本人来沪常住的旅馆,相对安全一些。)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22】,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鲁迅在上海避难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3月19日至4月19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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