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从广州至上海——鲁迅如何过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2 次 更新时间:2012-01-08 09: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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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兴云  

  这是第二次。)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问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23】,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鲁迅之所以“留之同饭”,因为蒋径三是鲁迅在广州时期就来往密切的青年朋友,“并非泛泛之交”【24】。据《鲁迅日记》,鲁迅这次避难期间,由于信息和安全的原因,来花园庄慰问、看望的友人,仅有“内山及其夫人来”一次(1月30日),和“晚蒋径三来”(1月23日)、“晚径三来”(2月6日)、“径三适来”(2月16日)三次。【25】可见鲁迅对他的信任、亲近。除这位“老朋友”外,鲁迅在花园庄还结识一位“新知己”,而且是“老外”,即当时同住花园庄的日本大学生长尾景和。他们由初识、交谈,到“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26】,从而结下了真诚的友情。鲁迅特地于除夕前一日(2月15日),即小年夜,回寓所“为长尾景和君作字一幅”【27】,相赠作为春节礼物。鲁迅结束避难生活,回旧寓的第二天,又赠书、赠字给他。后来,长尾景和返国辞行,二人依依不舍,鲁迅说:“你回到日本之后,请给我写信。”【28】鲁迅在避难中过年,而对旧友新知如此热情亲切,可看出他的重情重义,平易近人。应该说,他也是性情中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即“一二八”淞沪战争),鲁迅所住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29】29日,战事激烈,“终日在枪炮声中”。30日一早,日军到寓所检查、骚扰;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30】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31】。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32】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33】)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直至3月19日上午,才携眷回旧寓。如果可以说,上一次在避难中过年,是因“内忧”(阶级压迫,反动势力对革命者的迫害)造成,那么,这一次的,则是由“外患”(帝国主义的入侵)引起。后者给鲁迅带来的祸害、痛苦,更加沉重。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伴随鲁迅一生,何止过年时节。正是在终生与内忧外患的斗争中,彰显出他的高尚品格,生命意义。

  ¨魄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这是鲁迅对当时艰难生活(包括过年)的真实写照。(此诗即写于在花园庄避难时的一个深夜里。)

  五、

  鲁迅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34】。但在晚年(1933至1936年),他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变化。

  变化始于1933年春节(1月26日)。这一年,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所以鲁迅格外珍视。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35】。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公寓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确实非同寻常。这是因为,“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36】,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37】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自是一种补偿。正如《答客诮》(写于此前二十几天)一诗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38】出于同一原因,在几天后(初六),当王蕴如送来一笔82元稿费,鲁迅即“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同时也“为海婴买玩具三种”【39】。

  大年初一,以写字、作诗寄兴抒情,赠送友人。(此前26天,即过公历新年时,在除夕那天,已经“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40】。)这天,鲁迅为许寿裳、望月玉成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其一因不满意,“已而毁之”)。有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旧作《无题》,有新写的《赠画师》和《二十二年元旦(按:即1933年春节)》。三首诗都写了“春”(“惯于长夜过春时”,“只研朱墨作春山”,“打牌声里又新春”),或思念死难烈士,或向往光明未来,或谴责达官贵人,均为新春佳节的感怀和思考。

  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未因过年而放松。年二十九(1月24日),鲁迅写了《逃的辩护》、《观斗》两文。年后几天,又接连写出《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崇实》、《电的利弊》等多篇作品。年前(除夕下午)、年后(初五)都前往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为组织营救被拘捕的爱国师生和进步人士而谋划和奔走。

  

  六、

  

  从1934年开始,鲁迅对过年态度的变化,由行动(实际过年方式)和自述(写日记),进而改为发表言论。(最后三年日记,不再写如何过年。)由“行”到“言”的改变,体现了思考的过程,以及思想的成熟(某种理念、态度的形成)。“言”的形式是论文(短论,即杂文)和书信。

  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此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年初二),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此系绝无仅有,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中,亦属罕见,更不必说它的战斗性、深刻性,以及语言的犀利和精炼。此文系有感而发,其感第一来自于时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反动当局对民众的压迫和限制(不许过旧年,“什么佳节都被绞死”……);第二来自于自身数年来过年的经历、遭际与思考。这也正是内容的两个主要方面:揭露反对派对人民应有权利(休息娱乐,集会庆祝,发表言论等)的防遏、绞杀,对进步力量的镇压,以及御用文人(“英雄的作家”)有关的喧嚣鼓噪;充分肯定过年及其习俗,赞赏人们过旧历年(即春节)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两个方面,一破一立,紧密结合,即:通过揭示“不许过年”之荒谬,论证“应该过年”之正当和必要。文章末尾,“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41】这既是对过年意义的实证,又是对“防遏”“绞死”者的有力回击,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由此也可了解,鲁迅这年春节是怎样过的。

  最后两年(1935、1936)过年,鲁迅频繁在书信中谈论过年。(这在鲁迅,过去未曾有过;相比于其他文人学士,亦当不多。)1935年,从公历新年到夏历春节,有六封信谈到过年。如:“阴历年关,恐怕是更不容易过的。”【42】“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43】彰显对社会民生的密切关注。除夕之夜,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44】年初一,又写信告诉另一友人:“今年却亦借口新年(按,即春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45】表明对过年态度的明显改变,以及过年的意义和方式。

  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也有六封信谈及过年(度岁)。除继续关注社会(“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46】)外,还对新年、旧年,做了比较。年二十八,致友人信云:“大家准备过年,究竟还是爱阴历。”【47】另写一信告诉母亲:“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48】春节期间,他特意请青年友人吃饭、谈事。年前10天,先写信告诉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49】年二十五,“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50】年初六,又邀黄河清(即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51】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七、

  

  燃放烟花爆竹,是过年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鲁迅对此,也像对待过年一样,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鲁迅对爆竹,本是不感兴趣,乃至厌恶、反对的。他曾明确表示否定:“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52】在居留北京的14年里,他的杂文,一再以讽刺的笔调写爆竹,如:“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53】,“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54】,“爆竹毕剥砰确的放起来,据说这算是过年”【55】,等等。在小说《祝福》中,更以“晚云中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毕毕剥剥的鞭炮”【56】等的精细摹写,反衬祥林嫂在富人过年祝福中,“穷死”街头的悲惨。可见鲁迅对爆竹憎恶之深,简直视为富豪权贵们的享乐工具。这种憎恶,和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以及他观察社会的平民视角,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燃放爆竹的弊端,他也有切身感受:“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 【57】

  1926年8月,他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在当年双十节(民国时期的国庆节),他听到庆祝仪式上的爆竹声,感受大不相同。他写信告诉许广平:“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58】许广平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鲁迅之所以对北京过年的鞭炮声有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59】

  如果说,鲁迅对爆竹态度的变化,先只是表现于听时的感受和心情大为改变(北京时期“听厌”,厦门时期“好听”),那么,后来在上海,就进而表现于行动:为求“热闹”,图“高兴”,他亲自动手燃放。这一变化,自然与他对过年看法的改变,以及对孩子的关爱,有紧密的联系。

  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每逢春节,他都要带孩子(海婴,以及周建人的女儿)燃放烟花爆竹,热热闹闹,让自己和孩子高兴。对此,鲁迅看得很重,他特地写在日记里、文章中,还写信告诉朋友。(有关文字,上文已有所引录。)他的子、侄辈后人,如周海婴先生,周晔女士,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当年的燃放场面,以及鲁迅燃放时的表情、态度,可资佐证。下面是两个片段:

  “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当时我们都不敢点,父亲(鲁迅)也不插手,因为有建人叔叔在。??焰火压轴戏是一个‘花筒’,小碗直径,半尺多高。点燃时喷出一蓬二米高的银花,一分钟便熄灭了。我们带着余兴未尽的依恋,在父母‘明年再买!’的许诺中下楼。”【60】

  “父亲(周建人)放完爆竹,轮到伯父(鲁迅)放花筒了。火花在我们眼前飞舞,艳丽的色彩映在伯父的脸上。我突然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那么慈祥,那么愉快,眉毛、眼睛,还有额上一条条的皱纹,都现出心底的欢笑来。他的脸上充满了自然而和谐的美,似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61】

  八、

  几点认识。

  鲁迅受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习俗)影响,对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都相当关注。(在《鲁迅日记》中,对三个节日均做记载。)但只有对春节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心平气和”的明显改变;在晚年,才对过年习俗有所认同和回归。其原因:

  一、春节是民间第一节日,社会的贫富悬殊,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过年时表现得最为鲜明。对穷人而言,春节就是“年关”。(“年关”一词,在《全集》中出现8次。)基于对社会底层中祥林嫂、孔乙己、阿Q一样的贫苦者的同情和关爱,基于对自己家庭变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切身感受,所以长时期对“过年”取排拒态度。

  二、经过观察思考,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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