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孔子和今文经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2 次 更新时间:2012-01-05 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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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  

  

  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最尊崇的地位已经二千多年了。但这二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人,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在汉代有今文学、古文学的不同,而今文学之初,有齐学、鲁学的不同,古文学末流又有南学、北学的不同。宋代有朱学、陆学,而明代薛、胡为朱派,陈、王为陆派,也很不相同。即以清代考据学来说,也有吴派、皖派的不同。却都各认为自己所讲的才得孔子之真。我们如其专从某一派的认识来批判孔子,而不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其结果不过只批判了某一派的学术思想而没有真正批判到孔子。所以我们是否能真正正确估价孔子的困难就在于此,每个批判者实际上、主观上也极不容易完全摆脱一切学派的圈子来对待孔子。寻根溯源,区别出一些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就很有必要了。

  如果从历史的变化上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一时期,甚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甚么样人推尊孔子,这倒可以帮助对孔子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孔子生当周代社会已到崩溃时期,而孔子却反而要维护旧社会,所以他在当时必然非常落后。但这样的作者又说:“汉兴数十年间新社会已成长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才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这岂不是孔子的学术有合于汉兴以后新社会的要求,才能得到汉代的推崇吗?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到战国末期,从韩非子的话来看,只有儒、墨是当时的“显学”,儒、墨既不为六国的君主所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法家),则这一显学的地位,自然是后代多数人多抬出来的,所以汉兴数十年间,儒家就取得了师表万世的地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问题就在于此,孔子既为旧社会恶势力所摈斥,又为新社会新力量所推崇。但从学术上来说,他值得推崇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汉代所推崇的儒学,是当时最盛的今文学。可以说,孔子是因今文学为时所重,才开始取得汉武帝的尊崇的。今文学的实质内容,就是儒家独尊之所在。我们从这里面来理解孔子,可能差得不大远。

  却又有一个问题须得研究,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专制君主的差别,究竟在甚么地方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子扶苏就谏劝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秦始皇对儒生是深恶痛绝的。然而汉武对儒生却又推崇备至,这又当如何解释呢?其实,秦皇、汉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秦是因“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才致焚书之祸。从《说苑》的记载看,鲍白令之(应是鲍丘之误,即《盐铁论》之包丘子,《史记》之浮丘伯,详《浮丘伯传》)提出“禅让”理论,面责秦始皇为桀纣,而主张五帝“官天下”,反对“家天下”。然而“禅让”却是今文学一大义。儒生就是坚持这一主张来与秦的统治者作斗争的,所以始皇必至坑儒。但汉武帝又何尝不如此呢?赵绾、王臧请立“明堂”,这也是今文学一大义(详后)。赵、王两人都是武帝的老师,但因此两人同致杀身之祸。即如武帝以后的眭孟、盖宽饶,也是请汉帝禅让而致杀身之祸的。由此可见,凡坚持儒家学说的人,无论是六国之君或秦始皇、汉武都是不能容忍的。而儒之为汉代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正在于此等人物和他们所坚持的大义。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这是后世所称为大有功于儒学的人。但“汤、武革命”,岂非今文学一大义(详后)吗?董仲舒却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儒学本为后来所推重,这时经董仲舒、公孙弘之流的修改与曲解之后,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乐于接受而加以利用的了。

  我们又从战国末期儒、墨在社会上同为显学,而又不为时君世主所愿接受这一点来探讨,也能看出儒、墨的主张,确在当时是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与专制君主对抗的。墨家首先提出了选天子和公卿大夫,《礼运》认“大人世及”为小康,那末大同所主张的“选贤与能”也就是选天子。《礼运》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自然要尧、舜禅让才是大同。前后思想是一致的。小康是“天下为家”,大同是“天下为公”,两相对照,这是何等明白!“货力为己”,“以立田里”(井田),和“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于己”是相对照的。“城郭沟池以为固”,和“讲信修睦”是相对照的。“各亲其亲”和“不独亲其亲”是相对照的。“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和“谋闭不用,乱贼不作”也是相对照的。可见儒、墨同为显学,正是符合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专制君主却含有极大的危险性。今文学本是富有斗争性的,而董仲舒放弃了这一点,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了。这就无怪乎汉武不但能接受反而要加以推崇。所以像赵绾、王臧、眭孟、盖宽饶那些坚决斗争的人,必然以身殉道。在这种高压之下,一部分人变节,放弃了主张,入于利禄之途;一部分人只能隐蔽起来,秘密传授,所谓“以授贤弟子”。公开讲的是表面一套,秘密讲的才是真的一套。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内学”。同时又不能不用阴阳五行为外衣当烟幕,这便成为后代纬书(不是谶记)的来源。在博士官的学者,就入到“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章句之学。今文学从这里就分为二了。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于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灭了。到石渠、白虎两次会议,专论礼制,由皇帝称制临决以后,就成为御用品了。这种儒学本是不足道的。古文家起来专讲训诂那也是卑卑不足道的,专去考察怎样才是古代史迹,对于今文学的理想、孔子学术的真谛也就沉晦不明了。清末康有为专讲《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学的全面,所以他结果只能言变法,却不能从礼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体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从学术上看,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学而已。

  但真正的今文学是否就从此绝迹,继起无人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儒家的大义思想逐渐由秘密传授转入躬行实践,走上行动方面去了,从今文学看,如“齐《诗》”、“京《易》”等派都是大谈“汤武革命”的。他们似乎也知道专制君主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家的地位的,最后一定要诉诸武装斗争,不能用与虎谋皮、与羊谋羞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自战国以来的儒家,有一个大缺点,他们总认为“无土不王”。“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些事实成为他们的迂腐成见,而他们认为必须要有七十里或百里才能革命。后来陈涉等揭竿而起,似乎才打破了这种迷信。《史记》说:“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可见这一次人民大起义为儒生所拥护而打破了原有的成见,陈涉虽失败,而刘邦却成了功。这对部分儒生受到绝大的启发。司马迁对陈涉、项羽、刘邦的事就说过:“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安在无土不王?”[1]三代自然是指汤、武。这就证明他知道农民是可以起而革命的,所以他反驳了“无土不王”的陈腐见解。

  到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夏贺良、丁广世、郭昌诸人,于是解光、李寻也竭力宣扬这一套学说,这些人都是今文学家。后来也因此遭到诛杀或灭死一等的处分。《太平经》的思想,对汉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说《太平经》是倡导农民起义的巨著。张角号称黄巾,是太平道。他们明确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说要推倒刘氏的专制统治。西汉末年,赤眉、铜马、新市、平林,无论那一支起义队伍,都要拥戴一个姓刘的来号召,这和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大家都要找六国的后裔来号召一样。但到三国黄巾起义就不然了,农民不要姓刘的了,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有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均贫富,等贵贱,是很鲜明的。这与《太平经》与今文学能说没有关系吗?《太平经》中正蕴蓄着很多今文学的思想,这是可以考见的,当然今天所保存的《太平经》,早已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增窜,已经不是西汉时代的原形,但还可推求出一些原始面目。它和魏伯阳、陶宏景、寇谦之以后的道书专言服食导引存想符箓是截然不同的,它希望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它也要求“圣君贤相”,它是代表农民意愿的书,它和秦皇、汉武求神仙方术的冀图是有天渊之别的。

  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演变出的今文学思想发展如此。但汉代儒生自认为是孔子之学,喜欢说“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甚么才是微言呢?微言是微见其义之言,所谓“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所谓“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1]正是因为微言的内容是“经世之志”,[2]是“天子之事”,[3]是“一王大法”,[4]是新的一套理论,是继周损益的一套创造性的革新的制度,这和宋儒所谓性命之道才是微言的意思全然不同。这套制度要见于礼家如两戴记之类(详后),而《春秋》家和《公羊》只空言其义,见不出甚么具体制度,所以大家就认为是非常可怪之论。康有为就是因为只谈《公羊》而不谈礼制,因之也就不能知道今文学的全貌和今文学的高峰。而这一高峰在当时也只能微见其义口授弟子而已。所以刘歆骂今文学是“信口说而背传记”,[5]许慎也骂今文学是“怪旧义而善野言”[6],这种“口说”、“野言”,正是和威权势力斗争最尖锐的真实所在。不过今文家这一套恢宏阔大、纲举目张的整套制度,是否真是从孔子的微言口授传下来的?如其不是孔子早定的制度,今文家又为甚么要把自己可贵的思想,偏要说为是孔子的思想,难道没有理由吗?我们必须加以探讨。

  孔子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能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从今天来说,显然有他落后的一面,但也有他进步的一面,后来的今文学的思想不能说不是导源于他的。如《论语》一部著中,就真有些使人不易明白的话。如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这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君臣大义来责备管仲的。但孔子却只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7]这是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来称赞管仲,对君臣之义一层,只字不提。孔子所骂的“匹夫匹妇之为谅”,当然是指的召忽。这种重视人民利益而轻视君臣大义,无论汉、唐、宋、明的注解,都不能理解这一点。总使人觉得管仲在君臣大义上说不过去,是他的缺点。但在孔子看来,管仲有这样的大功,是了不起的,其余就可不必论了。这是何等卓越的识见,何等伟大的胸怀。“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这都是人们对孔子关于君臣之义在思想上想不通的。其实,这就是吊民革命的思想。孟、荀以“桀纣为独夫”,[8]也还是从这种理解来的。今文家辕固、翼奉、京房、干宝的思想,也正是导源于此。宋时,严松曾文陆梭山:“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的答复是“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陆象山叹息地说道:“旷古以来,无此议论。”陆象山是佩服这一回答的,但他说旷古无此议论就未必然。从汉到晋,如干宝,如孙盛,大概传今文学的都懂得这种议论。就在宋代,如邵尧夫诸人也有这种议论。曹魏时许芝说:“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民也。”[1]为兆民这一思想就是要往费,往中牟的主脑,这是孔子思想的根本,是孔子学说的最高准则,孔子把让天下当成小事,把为兆民认为是大事,这是何等精透的识见。今文学正是从这一原则扩充出去的。把这一学说发挥得最完备,以至于千头万绪,这自然不是孔子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不是秦汉儒生那一个人独力所能作到的,而是在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严酷统治之下,在许多人的思想启示下才达到的。这也不是儒家学者就能这样高明,而是儒家吸取周秦诸子百家之长,却又以孔子思想为中心,加以丰富才发挥出来的。《公羊》家只言“文质”,只言“从殷”,《公羊春秋》言从殷,是有取于法家的理论,法家是法殷的,法家扩张军权,排斥贵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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