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评《新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6 次 更新时间:2004-12-08 16:08:01

进入专题: 梁启超   新史学  

罗志田 (进入专栏)  

  

  王国维论清季学术转变时曾说:学术变是因时势变。本世纪初,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一文,就可以看作在当时世风大变的语境下中国学人有意识地改造中国史学之宣言。到二十世纪快结束时,台湾一批“少壮派”学术精英也是有感於本世纪末世界秩序的变化和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并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深入社会有可能引起人类知识“革命性的改变”,遂於1990年春发起自办了一份民间的纯学术刊物《新史学》(季刊)。正如该刊〈发刊词〉所说:“在一个眼光、观念更新的时代里,人类对於过往的历史亦将重新反省、重新认识。”二十一世纪的史学家将“更自主、更客观地了解历史的本质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一句话:“时代环境的转变将是刺激新史学诞生的最佳契机。”

  

  说《新史学》是“民间”刊物,是指它有一批缴纳年费的固定常务社员(早期以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和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为主,后各大学教师参与渐多,约占半数),他们用自己的钱办刊,作风俭朴,有一股卷起袖子干事情的精神。在未实行电脑化以前的那几卷,包括院士、研究员(教授)在内的社员都亲自到印刷厂作校对工作。一般到台湾访问的大陆学人,每慨叹其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研究条件的优越;但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中靠学人的私力创办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事业,恐怕较非商业化社会的困难还更多。这些学人的俭朴清新风气,实可供正面临“商业化”冲击的大陆学人参考。

  

  《新史学》的自我定位是“以前瞻、开放、尝试(的)态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刊物”;即眼光要前瞻,心胸要开放,而态度则是尝试的。与过去标榜“新史学”的中外学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该刊明确其并“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而是“要尝试各种方法(不论已用未用),拓展各种眼界(不论已识未识)”。具体言之,对二十世纪中外史学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怎样处理多少有所冲突的“个人与竤体”、“方法与资料”及“分析与描述”这些从研究对象、研究进程到表达方式的种种面相,该刊都希望各方面的史学同道共同参与,在切磋与探索中“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以“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史学”。

  

  就台湾的史学研究语境而言,《新史学》与《食货》杂志有间接的承继关系。早年创刊於大陆的《食货》曾长期是台湾学术界主要的史学刊物(因《史语所集刊》和《近史所集刊》及各大学史学刊物基本不对外),1989年《食货》因故停刊,台湾史学界只剩《大陆杂志》一枝独秀,同人多有“刊物危机”之虑,而《新史学》出。但该刊与《食货》的取向又有所不同,《食货》最初自名为“中国社会史专攻”,后正式定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侧重於社会经济史,与今日大陆的“社会科学”概念稍不同)。《新史学》则立意“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

  

  该刊创办之初,台湾学界曾有误解,以为是要“打倒”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旧史学”。其实就广义言之,以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取向为基准的“史语所史学”,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支。《新史学》所要“新”的,是要“能揭发真理、启示人类、导引文明”,而不在观念与方法这些“形式”上做文章。正如《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位评介者吕端先生所说∶“唯有不断探索新领域,寻找新课题,采撷新方法,参考新理论,解释新资料,那么建立起来的历史新构架和描绘出来的历史新面貌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新史学》与大陆多数学术刊物有一大不同,即对研究文章的字数限制定为不超过三万字(实际也偶有超过者)。这一点也与西方一般的文科学术刊物相近,但与大陆刊物多数将论文字数限制在万字以下则相去甚远。近年,大陆史学刊物和可发史学论文的学刊中的文章字数呈越来越少的倾向:一般不超过八千字,更有相当数量的刊物要求不超过六千字,能发万字文已属较有“气魄”者。除少数“民间”刊物外,通常只有中国社科院所属刊物能刊登万字以上文章,一般也不超过一万五千字(《近代史研究》是个特殊的例外,《历史研究》对字数的限制也在逐渐放宽)。这样的限制其实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50年代的刊物就并不如此),据说那是因为刊物的篇幅已基本固定,而需要晋升职称的人又太多,其中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人情味。

  

  但这样的办刊方针对学术质量多少有所损害。一般地说,除突破性的新发现外,万字文实难详细清楚地论证一个中等大小(即适合於学术“论文”)的题目;若稍大的题目几乎是刚开场就结束,所论无法不空(数千字的文章就更不必言了)。然而,突破性的新发现是可遇而难求的,结果实际可做并能言之有据的文章就只剩小考证了。惟考证又非近年大陆学者所欲为,且做惯此类小文章必然限制学者的眼界。说句不敬的话,今日大陆史学文章常有不空就细小的特点,恐怕与多数史学刊物的字数限制不无关联。胡适当年最希望国人能有“大国国民风度”,拙见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呈现出大国学术风度,有地位或希望有地位的史学刊物不可不在此方面放手改革。

  

  与大陆的学术刊物基本以论文为主的风格甚为不同的是,《新史学》每期基本分论著、研究讨论和书评三部分,与西方学刊每期论文少而书评多的特点相对接近,但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固定的“研究讨论”栏目,是一般西方和大陆史学刊物所无的(西方学刊也不时发表所谓“研究札记”research notes,但少见作为固定栏目者)。该栏文章一般在万字左右,既包括对某一特定题目的研究现状和今后趋势的评述与预测(早期曾专设“学术动态”一栏,后似与此合如),也有对中西特定史学方法、取向及学派的检讨,还有对某一领域的新研究设想,或者某种新研究方式的提出,甚而对整个史学的反思,有时也有对具体题目的初步探讨(此类较接近大陆史学刊物不时刊载的“读史札记”,但其更注意对整体研究的启示)。总之,一切读史所得已成一定规模而又非专题论文、且欲引起同人注意、思先得同道之批评商榷者,均可在此栏刊布。

  

  据说该刊在创刊之初,原拟仿效西方刊物给书评以甚大篇幅,后因稿源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实际约占全刊五分之一篇幅(这样的篇幅仍远远超过大陆史学刊物中书评的分量)。该刊特别希望在书评的品质上进行改革,主张务实而戒吹捧、戒空话,希望藉此推动或引导学术的发展,并“建立客观理性的学术评论风气”,然似尚未完全做到。从所刊的书评看,对所评书籍内容的介绍比较详细,比较注重学术规范,评论部分基本限於学术范围,空话不多;与大陆学术刊物的书评相比,更能指出书籍不足的一面,相对较少吹捧的成分(大陆一些主要史学刊物近一两年的书评在此方面也有明显改进)。有些评介西方史学名著、新著的书评,对与西方史学界的接触尚未常规化的大陆学人较有参考价值。

  

  但该刊的书评质量尚不稳定,在评论(特别是评论大陆著作)时偶尔也过於“客气”。如有篇评论在说了某书不少研究方面的发展创造之后,又婉转指出该书其实更多是一本通俗性的作品,实不知前面所言的优点从何而自(坦率地说,个人以为“通俗作品”的评论似乎并不包括在《新史学》这类刊物的范围之中)。今后倘能在“评”的部分做到评者与原作者进行学术上的真正对话,或能更上层楼。

  

  若对《新史学》1-7卷所发表的文章做一大致的分类,最明显的趋势是论文部分中国古代史所占比例甚大,竟达76%,而中国近现代史则嫌太少,仅占18%,两者间的比值大於4∶1。研究讨论部分因栏目的特定立意,有关史学方法和取向等的史学通论文章已接近古代史的数量,但近现代史仍仅占五分之一。书评部分大致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所评书籍中,中国古代史书籍约近70%,而体现西方史学新走向的著作与史学方法著作约可占到接近20%,其余不过稍多於10%。这大体上反映了两岸史学界的一个共相,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人员比近现代史的多(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体研究水准因积累厚的缘故也相对高於近现代史(这一点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或未必同意)。

  

  同时,该刊之所以形成这一趋势,大约与编辑人员自身的专业及来稿也都有关连(为了能够不断创新和进步,并防止沦为特定人物或学派之“专刊”,该刊大致每年由数位常务社员轮值担任执行编辑,且坚持每年全面更新编辑竤,甚少重复)。这体现了该刊以自然发展为主的随意性,却似乎不应是一个综合性史学刊物应有的现象。因为随意性有时也会产生不那么“随意”的后果,即《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沦为”特定“学术社竤”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专刊”。若真要贯彻该刊眼光前瞻的立意,著眼於二十一世纪,则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数量显然要远远超过五分之一才符合一个综合史学刊物的尺度。

  

  当然,今日办任何民间学术刊物,都不大可能完全依照办刊者的初衷来进行,而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界的大趋势所左右。除了纵的古代与近代不能平衡外,从各子学科的横向分布看,该刊已经刊发的文章基本属於以文化关怀为主的社会史,有关政治、外交、军事史等方面的文章甚少,偶有论及也多是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该刊则自命为“新社会史”)。结果,立意不特别标榜某种倾向的《新史学》,很快就给人以有特定“倾向”的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刊的投稿者多受到二战后西方史学走向的影响,学人本身先有一定的“倾向性”,终“迫使”刊物自然而逐步地形成了特定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中,明显的文化史(其本身也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界定)研究也不多,这或者因为文化概念已被广泛地融入其他专门史研究中。同样,政治史的论文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进各种新兴专门史(如妇女史、性别史、疾病史等)及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在内的相对传统的非政治专门史之中。故从根本上言,这些被文化和权力意识浸染了的子学科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也还可以思考。

  

  今后一个可能的趋向,也许是各专门史逐渐厌倦过份的“权力化”而将此类意识逐出其门墙,而因各专门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足以改变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产生一股修正政治史的愿望和努力,最终导致一种政治史的“复兴”或新政治史的出现。同样,文化史也可能要等到其从各专门史中游离出来之时,才有希望获得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新认同。

  

  另一方面,军事史、外交史论文的几乎不存在虽然与西方前些年的大趋势相关,但有可能更多是受内在因素的影响。不论大陆、台湾,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一直较强,从本世纪初以来军事史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弱项,而且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史学论域的核心。两岸研究军事史者主要都在军界本身,他们与一般史学界的交往仍待加强,甚至其在研究中使用的“话语”和一般史学界都有一定的差别。同样,外交史也是我们的传统弱项,甚至外交本身,也是随著近代西潮入侵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新事物,故中国史学在外交史方面的积累本不厚。近十年来西方的军事史、外交史都因渗入强烈的文化与社会色彩而渐有复兴的趋势(军事史尤甚),将来或会逐渐影响我们的研究。但学术发展受学科积累的影响虽无形而深远,因资料、学者兴趣、专门知识等多方面的限制,两岸的军事史和外交史恐怕还会持续“冷淡”相当长的时段。

  

  对大陆读者来说,与国际史学研究真正“接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个长处。该刊所发文章关怀的问题和切入点多与西方史学研究相通,故可与以西方为主流的“国际”学术研究进行某种“对话”。同时,该刊不仅注意评介西方史学名著,且差不多每一卷都有一篇外国学者撰写讨论欧美及日本史学研究(主要是其中国研究)的文章∶第1卷沟口雄三、第2卷孔复礼(Philip A. Kuhn)和罗溥洛(Paul Ropp)、第3卷夏伯嘉(华裔,治欧洲史)、第5卷沙培德(Peter Zarrow)、第6卷包彼得(Peter K. Bol)。这些外国学者论外国研究的文章,比中国学者的评述可能更容易“会意”,自有其长处。其中沟口雄三的〈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反思,的确称得上言简意赅。

  

  《新史学》的一个特色是尝试以“专号”的方式刊发同一专题的文稿,有意识地在学术领域方面开新。近年西方学刊使用专号的方式较前为多,一般选题多是比较“趋时”且易为人所注目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梁启超   新史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8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