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与高华相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6 次 更新时间:2023-09-21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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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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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于尘世,与无数人相遇,其中绝大多数属非亲非故非熟者,但能写下若干文字释念,或心灵有过相互感应,则少之又少。当然能握笔为文作记的,肯定是于心灵有过感应和碰撞。这样说来,与某位尊者高者仁者相遇,能否有“心灵感知”是关键,而不在乎是否实实在在的见面。我与高华相遇就属于这种情形。然而,在我读了高华诸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革命年代》这样的厚书,很有茅塞顿开、心灵开敞之感,进而知道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别的什么我几乎不晓;跟别的我所景仰钦佩的师友一样,私下我庆幸跟他“相遇”——与他的心灵和智慧相遇,时而在网上读到他的文论,深以为然,不过我并没有做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把阅读和思考的愉悦及时反聩给他,但是,在突然读到他病逝的消息,我觉得有必要付诸若干文字了,这,不仅为这位尊者知者,同时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真相探寻之旅,当然也是为着安抚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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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互联网,在本世纪0年代中期,我才得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其实此书在90年代后期便面世了),也由此书我注意起高华来了。我先是接触此书的片断,十分惊奇,觉得心里一扇窗户豁然洞开,浑身爽快,此书自然在大陆是无法得到的,于是一次次下载。后来我得到此书的电子版,让几个朋友也分享我的快乐我的思索。在我所在的小县城,这部书是惊世骇俗的,可我们并没有大声喧哗,生活照样进行,可我们心里,为终于获得了烛照过去时代的新光焰而喜悦。

这里,我并不想细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读后感,大家已经知道此书的基本内容,而且谈得比我好也比我深。我被此书的内容所吸引;但率先被触动心弦的却是他的《行走在历史的河流》(此作后来成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革命年代》的“代自序”)。《河流》以平实而内炽的笔触叙写了作者文革前(1965)就接触《参考消息》,小学六年级的他在文革中如何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父亲是右派),他受到的精神压抑是长久而内在的,可他形成并保留了阅读历史书籍文学书籍的习惯。他1978年进入大学之前的读书和思考,“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显出张力。”这席话和我有深深的共鸣。

在政治的压抑中反而爆发生命——既是物质生命也是精神生命的张力,而受惠于这种政治的反而多有思想僵化,这看起来是悖论,却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现实,也是一种社会现实。

这样的精神历程我也体验过,只不过没高华这么广泛和深入罢了。高华的“思想”也就和我亲近起来。不过我尚未察觉,“探寻真相”开始汇成一股思想激流。

我只是大高华几岁,家庭遭际相近,自己从小喜欢看书的习性也差不多,但没他看的书多。我发现,有一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人(我亦在其中),他们受过红色文化的蒸熏,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革命就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可由于父母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杂色,他们始终被视为“不可靠”——只要政治运动继续,他们很快就归于“另类”了。他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自己投身革命的信念,而是取决于掌握他们命运的权力者。自然,他们身上程度不等地保持的人情敏感和懦弱犹豫,被那些趾高气扬的纯正人士视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阶级立场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心灵更是受到重创,但也促使他们更早地反思这个社会,反思所投身的革命。他们即我们;我们是想革命而无缘革命,或不让革命,或没资格革命,我们想拥抱社会,社会却排斥我们。革命的深入,继我们的父辈,我们也先后被推到“革命对象”行列。

在我,朦朦胧胧感觉到家里亲人口里断断续续展示的是另一个社会,而且父母为了我们能“进步”,故意不让我们知道它。当时我觉得父母不让我们知道“旧社会”,而这个“旧社会”,在我这样的读红色小说红色电影成长的青年看来,就是小说里所描写的黑暗模样了,它充满剥削和压迫,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新社会”就是沿着井冈山、延安革命之路延伸过来的社会形态,那是一个光明灿烂的社会啊。可我们耳闻目睹,哪里体现光明灿烂呢?文革结束,大家都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老人口里的“那个社会”忽隐忽现,井冈山、延安的一些另类传说流行,我们对教科书产生了怀疑,就是文化大革命,民间的版本也不是后来党中央决议所概括的。

一个普遍现象是,在心理上,我们跟这个社会不能很好的融洽,我们对这个社会充满怨怼,我们置身于这个社会而不了解这个社会。我们觉得在革命叙述之外有一个真实的生活和社会,我们以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入于“两个社会”,一度觉得实在的却飘缈起来,而生活于其中却不敢面对的却实在起来,后者才是我们的生存现实。于是,寻找真相的冲动在我们心底跃起。

对我来说,还有个文学创作面对真实的问题。尤其是涉及过去年代的社会和生活,准确深刻地刻划人物,就有个真实还原当时历史情境和生活情境的问题,否则我无法完成一部作品,我对社会和人生的再思索就无法体现。

由信仰并极力投身革命政治,但后来又质疑这种政治,相信那个与教科书上不同的真实世界,后来世界全部的正面和负面的因子都来自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成了我们许多人后半生尴尬的精神状态。这也是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普及的一个不曾意料的一种结果,一种反弹,当然也给了我们思想以张力。是不是也说明砸烂传统、崇尚革命教旨的革命政治本身必定衰颓的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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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吊诡的是,时代的真相竟不是那么好找的,这有着时间之水流逝的客观原因,更有故意掩盖的人为原因。连俄罗斯也解禁了许多苏共档案和社会档案(如当年邓小平留学的法国档案早就不是秘密),而我们仍然对一些七八十年、四五十年前的档案讳莫如深。所以高华的努力显得可贵。我们从而得知,最高领袖并不是天生神圣,他嘴里高喊反传统,其实他心里流淌着传统里最幽秘的帝王权势情结,其崇高的革命理论下面正是他权术权谋的娴熟应用,比不宽恕的鲁迅走得更远。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那些真心真诚信奉革命理论,正直廉洁的人,到头来都被毛的“继续革命”所打倒,毛所实际运作是仍是君主臣民的老一套。

作为文学,那种“中国没有出大作品大作家”议论流行了数十年,也就是热切希望比过去大有发展的当代中国能出大作品大作家,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分析没有错,一般性的说作家浮躁没有错,说作家主体意识不强也没有错,在我看来,构成作家主体意识的核心,就是对我们国家没有建立起真实的整体性的认知,对真实的中国没有深切的体验,作家是在“偏食”状态下进行写作的。这样的“偏食”有作家本身的原因,更有刻意让你偏食的体制性原因,因为我们的体制秉承把文艺视为政治宣传这一思路,让作家迎合和趋从什么,而作家总是满足于现有的“套餐”而乐不思蜀,在对我们的社会真实(以及社会的精神状况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缺乏把握,就十分自信地叙写史诗了。我们似乎不缺“史诗”,动不动就欢呼某某作品是史诗,把有可能成为史诗的作品吹捧成十足的史诗,以此印证“盛世”已经来临。

就是写百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更不要说写久远的中国历史,也是一叶障目,或者顺着娱乐至死的思路,由过去的把皇帝当作地主反动阶级的总头目,变成爱民如子极权有理加风流的中国式权威的象征,真实的中国历史还是被搅得一锅粥。

“中国没有出大作品大作家”议论还印证了作者对当下中国读者最需要的是什么,也即对当下真实的中国缺乏了解。

高华的史识、史胆——他的历史研究就能让我们清醒许多。他的书并没有让我知难而退,而是继续激起了解真实历史的热情,形成了我创作新的张力。比如今年我写的一个16岁当红军,20岁长征的革命战士,他1950年回家探亲因受到家族亲友的招待,而被告发“丧失阶级立场”,回到单位受处分,后来竟被划右派,弄清1950年前后的真实时代背景至关重要,可从主流文献里无法弄清,我却在高华《革命年代》之《小人物,大历史》弄清了。原来当时,“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毛泽东热衷于火中取栗,对政治清洗上了瘾,何况他坐上了龙椅,以清理反动社会基础为名,又定出清理指标,把人和社会简单化,不惜抛弃和打倒自己人。这样上下合力,这个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下半辈命运惨淡,下面一些个人性的报复打击在高调的革命辞藻掩盖下得以成功。这样才能真正解开这个英雄的命运之结。

寻找真相,对革命进行再思考,我们也试着进入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毛泽东有信仰,自信所做的一切,成就了自圆其说的革命理论,可在他的心灵深处,并不认为自己是对的(当年他当面批彭德怀就说“你是对的”),缺乏深刻的自信,表现在权势上就是至死抓牢最高权力,但作为一个说一不二的政治家,党国的最高首脑,他又必须不认错,坚持到底,清洗别人清洗异见就成了他政治生活的必须,也成了他的癖好。

正如许纪霖先生在《还原历史真相,撕破皇帝新衣》(中国选举网11/12/18)说的,“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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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与高华相遇,正是他离世之时。

我们认真读书,寻找真相,可囿于语境,对近在咫尺的台湾也可能凭一种想当然。比如1950年台湾因从大陆带去大量黄金经济才发展,台湾的民主进程在50年代就开始了(好像蒋介石开明),等等说法。似乎台湾情形极为特殊,大陆无须一顾。读了高华的《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中国选举网11/12/27),我们对台湾的真相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同为中国,两岸最能相比。

跟了解世上任何“真相”一样,了解台湾真相,一是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和向上动力之一)的需要,二是了解我们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是能够让人信服地解释自己(我借鉴了郑永年在《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一文的“解释”一词)。

由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革命年代》,我们建立了对高华的信赖和期盼,也就相信他对台湾的分析和判断。他借分析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确认,“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份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在台湾齐邦媛的《巨流河》(在因丈夫当年因建铁路,齐一家艰辛备尝)也可得到印证。

当年台湾也是蒋介石非常残酷的高压专制,大家为什么能忍受?看到大陆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所以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也可以说,大陆的真实状况对境中和境外人心灵才真正起作用,竟让想有作为的台湾人士忍受了蒋的专制。因此在现实层面,把我们大陆的事做好,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又得知,“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要知道,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比我们大陆早了成十年,但台湾硬是兴起“全民阅读”热潮,反观大陆,全民阅读的状况又是如何?“全民阅读”决不是凭空而起,也不是靠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训示来推动的,它一定建立在民众真相了解的基础上,对台湾能有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不少人从台湾旅游回来说“台湾比中国还中国”,就是说在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在现实中依然起大作用,连一般民众都读“国史”,与传统文化相伴。我们不妨再追问,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进程其实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未来的因子、普世的因子,在现代条件下,能够有说服力解释自己就得挖掘并展现这样的因子。

还有,台湾的民主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那么深厚的根基,其民主政治的历史并不长。这等于说,民主进入社会生活,民主政治成为社会一种常态,其实跟国民素质的现状关系不大。“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只是是是而非的一个借口。我们解放60多年,大人小孩都受了很好的革命理论——红色文化教育,素质怎么还这么低呢?经济发展了,可人的良知底线也没了,假冒伪劣横行,这跟我们无视和刻意掩盖真相无关么?

如今,高华走了,可他的著述却留存下来了,他探寻真相的文论依然激起我们炽热的感怀,说明探寻真相在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性,我们也就会常常相遇。探寻真相依靠的是良知,所探寻的是历史的良知和良心,也即真诚地探寻未来,拥有良知和良心就会拥有未来。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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