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欧债危机的三大深层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6 次 更新时间:2011-12-28 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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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按语】天气越来越冷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也有如这天气一般,丝毫没有转暖的迹象,看来欧洲人注定要度过一个难熬的圣诞假期了。尽管这场危机并不曾降到咱们头上,但相信如下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这场大戏现在有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欧元区真的会崩溃吗,有什么解决办法?中国究竟应该不应该做好人,出面拉欧洲一把?--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请读者诸君在这次与韦森教授的对话中寻找,有意思的是,他多次提到,欧洲人是时候去《道德经》这部中国经典中汲取些智慧了。

  

  记者:欧债危机的形势与之前访谈相比,最近有什么新的发展和变化吗?

  韦森: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欧洲各国的经济前景明显比秋初时黯淡了许多。欧元区一些政府的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目前已席卷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并最近来到了法国的大门前。欧洲各国经济的黯淡前景,也使全球经济更加阴霾密布。现在,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敢斩钉截铁地断言2012年不会再出现一场全球衰退了。在此情况下,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各国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可谓是一筹莫展。欧盟各国到底怎么办?欧洲领到人的观点且不说,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和观察家们的意见更是莫衷一是。不久前我在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讲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欧洲的政治家们现在应该好好读读中国古典文献《道德经》”。

  以前看到的关于欧债危机的观点,包括格林斯潘的一些看法,大多是从欧元区成立时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着眼来分析问题,认为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在竞争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即北部国家储蓄,南部国家消费,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最终导致了今天欧洲各国政府的债务危机。但是我觉得这种判断没有看到深层次的原因,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来看问题。实际上,这次欧债危机,有三点深层次的原因被大家所忽略了。

  2009年我,发表了一篇《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与中国的选择》,其中提了一个观点,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不仅仅是就业率企高不下、次贷和金融泡沫乃至华尔街投行的金融家的贪婪这些经济系统表层的问题。从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来看2008-2009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第四波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才是这场世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去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讲到,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共有三次大危机:一次是1873年之后的通货紧缩和市场动荡,一次是1929年到1931年的“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还有一次就是现在的这场世界积极衰退。克鲁格曼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在“1873年经济恐慌”和“1929-1933年大危机”后的世界“第三次大萧条的早期阶段”,并且他认为这一次将是一次“长萧条”。2011年8月,毕生都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Romer)把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称为“大窘迫”(GreatDistress)。他也预测,这一“大窘迫”将持续五年甚至十年。

   按照熊彼特和克鲁格曼的划分法,我们可以认为,第一次世界性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蒸汽机为基础的机器化大工业(铁路、轮船和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衰退了;第二次基本上是因为汽车工业、化学工业、电讯、电报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衰竭了;而这一次呢,是因为1952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航空航天技术、核能以及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最后衰竭了。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话,这次萧条将是全球性的、长期的。我个人的判断是,美债危机也好,欧债危机也罢,都不是三五年内可以解决的事。除非整个人类社会再能发动一场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的科技革命,从而带来一波新的经济增长,这一长萧条的格局将很难改变。现在看来,无论新能源,纳米技术,乃至生物工程,目前都还构不成能改变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没有新的科技革命所推动一波新的经济增长,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就不可能短期复苏,从而政府的财政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善。虽然在不久前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欧盟23个国家(欧元区17国加6个非欧元区国家)同意缔结一项新的政府间条约,即新的财政协议,以此来强化各国的“财政纪律”,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欧洲目前的困境。

   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这次欧债危机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有关。我最近写的一篇《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层次问题--重读哈耶克之八》,主要就在谈这个问题。在现在的西方民主政制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都需要尽量满足所有选民的要求。它一方面会对富人说,你们选我上台后我会给你们减税;另一方面则对对穷人说,你们若选我上台,我会提高你们的福利。这样政制制度的运作所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又要减税又要增加福利,只会让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法国,包括英国在内,都是这个毛病。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美国、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个政党要上台,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党派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还要看中间选民。你看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有英国的工党和自由党,两党的基本选民是固定的,决定谁上台的,是游移不定的中间选民。一个政党要想竞选上台,就得满足于这些人的需求。于是,每个政党要上台就一个劲儿地承诺。哈耶克甚至批评这种为竞选上台的承诺是一种腐败。从这一点出发,我得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欧洲政府最好不作为。因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核心是政府的债务危机,而政府的债务危机是这种民主制度所长期运作的结果,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后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我之所以说欧洲的政治家应该学学《道德经》,积极地“为无为”,是因为恰恰正是因为是过去政府的“作为”导致了它们的债务越来越重。现在危机来了,政府去救市。你越去“救市”,你花得钱越多;你花得钱越多,你背的债务就越重。这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大海里,你不挣扎,或许还会沉得还慢一点;你越挣扎,就会沉得更快。既然短期内欧洲各国不可能从这场经济衰退走出来,任何政策选择目前看来似乎都是没治的,那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差不多。现在欧洲领导人似乎明白过来了,23个成员国家(欧元区17国加6个非欧元区国家)开会,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即新的财政协议,减少财政开支,以期在未来减少债务的积累。目前欧洲各国的失业率大都在在两位数以上,近期各种宏观指标都表明经济衰退的迹象更为明显和正在加剧,在此情况下,缩减政府的开支,是否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现在看来是,欧盟各国的经济真是积重难返,故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左右为难,有很少的合宜政策选项。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欧盟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且目前有可能陷入长期萧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欧洲的人口结构。按照2008年欧洲统计局的一项报告,21世纪以来,欧洲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接近于0,且人口老龄化严重。2008年,欧洲的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这项报告还预计,从2015年开始,欧盟27个成员国在整体上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由于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且很多国家多年来已经是人口负增长,加上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在没有大的科技革命发生的条件下,经济低速增长甚至没有增长,应该是常态。然而,在前些年美国发生次贷的时期,欧洲各国政府也多年采取了各种刺激措施来推高经济增长。这正如长期靠服兴奋剂来保持自己长跑速度的老运动员一样。政府长期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后遗症就是现在的政府债务危机。

  尽管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对欧洲各国的经济打击很大,但受冲击最大的却是政府,日子难过的也主要是政府。本来欧盟各国政府就有沉重的养老金巨额负担,2008年之后经济衰退来了,政府不断加大失业救济和刺激经济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在经济衰退中又下降很多,这就使大多数欧盟国家政府的债务不断攀高。最近还有研究表明,在2005年,欧洲国家的适龄劳动人口与领取退休金的人口的比例是100:35,但如果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到了2050年这个比例将会达到100:75,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比例将会发展到1:1。欧洲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老龄化又这么严重,你怎么期望它们在未来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几乎没有例外。

  但是,要看到,尽管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日子很难过,但普通民众的生活还过得去。即使失业者,尽管他们的收入下降了,生活与以前相比有些拮据,但领到了失业救济金后,仍可以去超市买生活必需品,仍然可以到酒吧去喝啤酒。去年和今年,我到过欧洲大陆几个国家,也在英国转了一圈,发现大家的日子照常过,好像大家不像是在一个经济大衰退时期一样。概言之,由于欧洲各国的人口已老龄化了,生活水平已经很高,很舒适,要期望欧洲有较快的复苏,从人口结构上来说也不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最近欧盟23国通过的“强化财经纪律”的财政紧缩措施,是否会影响到普通民众尤其是失业者的福利?是否又要反过来折腾民众?目前看来这不大可能。因为,如果欧洲经济又陷入一场新的“萧条”,任何的财政紧缩措施能否真正推行下去,仍然是个问号。

  从欧洲人口老龄化和将要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前面说欧盟的领导人应该读读中国的古典文献《道德经》了。老子两千多年在《道德经》所谈和所憧憬的那个小国寡民社会和清静无为的政治理想,岂不非常适合目前欧洲各国的现在乃至未来的情形?只是欧洲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与老子时代中国农耕自然经济时期无法同日而语了。由此我认为,欧洲领导人学学《道德经》,再看看当下和未来欧盟各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也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当为的施政导向以及合宜的政策选择出来。

  

  记者: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把中国的援助当作一根救命稻草?您觉得中国在这次欧债危机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韦森: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决策层千万别犯傻,跑去买欧洲一些国家的国债。不久前,德国等欧盟其他国家援助希腊的钱不是还勾销了一千多亿欧元吗?这是个无底洞。近来,连北欧较富有国家的银行、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都在大幅减少对欧盟内部财政紧张国家政府的放贷,并卖出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债券,以便保护自己的资金。在这个时候,要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要去救他们,那还不是等于是要拿钱去打水漂?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所能帮助欧洲的,不是要去买它们的国债,而是要去买欧洲的产品。我上次就说到,欧洲两个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德国和瑞士,就是因为中国人买了他们很多的汽车、名表和奢侈品,这两个国家日子才比别的国家好过。德国戴姆斯勒-奔驰的老总告诉我,近两三年来,他们的S系列豪华车在中国的销量,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反过来说,假设中国不买法国的产品,像空客,还有香水、时装一类的奢侈品,法国经济恐怕也熬不到现在。法国经济还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年中国崛起时期一些高收入阶层大量买他们的产品。至于意大利,中国不断地进口他们的产品,像法拉利汽车和名牌奢侈品,也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援。购买欧洲人制造的产品,尤其是高档产品,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中国把积累起来巨额外汇部分花了出去,一方面会缓解三万两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压在我们央行账户中在天天贬值的心病;另一方面,我们大量进口欧洲各国的产品,也会刺激它们的生产和就业,促使其经济复苏。欧洲各国的就业上去了,税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也会慢慢好转。现在希腊、意大利这些国家,最头疼的就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失业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大量进口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他们的就业,比送钱给他们还能救他们。

  前些日子,英国《金融时报》驻中国的首席记者告诉我,他在北京采访时,到处问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出租车司机和在医院排队看病的普通老百姓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政府现在这么有钱,要不要去救欧债危机?”老百姓几乎全回答道:“干嘛要去救他们?谁又来救我们?”这位首席记者还给出了这样一个数字: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10万亿元了,但中国政府用在13亿多人的医保上的财政支出,才两千多亿元人民币,与只有不到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希腊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差不多,后者每年花240多亿欧元用在医保上。我当时听了这两个数字很吃惊,但仔细想一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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