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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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03-25

  

  

  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1985年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士学位,1993年获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在英国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任田野研究员、博士后,1993年至1994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北大继续作博士后,同年破格出站,任北大副教授(1995)、教授(1997破格)、博导(2001)。

  主要著述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8)、《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是什么?》(2002)、《漂泊的洞察》(2003)、《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4)、《心与物游》(2006)等。

  采访手记

  我第一眼注意到他的装束,深蓝的唐装,肥大的个性裤,还有据说是限量发行的鸭舌帽,跟CAVACOFFEE的情调很般配。

  他的笑很温婉,有腼腆的味道。他抽烟很厉害,香烟和烟斗并上。他喜欢谈论专业,即使明知我是外行。采访中,他不是很主动,我需要更多地提问和开启话题;他又很敏锐,我的提问如果愚蠢或敷衍,"可以用来问任何一个人",他能敏感到并且马上有所反应;他不喜欢我的提问时,会锐利地指出并试图转变谈话方向。但他的语气始终是和缓的,措辞谨慎而保守,偶露峥嵘时也带着温绵的笑,有一种隐忍的柔和。

  他较多地运用自嘲的语言和语气,对媒体业有较多突然的批评,对于这两点,我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有点难过。

  泉州的音乐 厦门的考古

  我小时候想搞音乐,那段经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小孩子想法很多,也可以说没什么想法,懵懵懂懂的。幼儿园只上了一天,街上喊打倒工贼,我跟着游行,就回家了。1969年入小学,一直文革得厉害。偶然的机会,有个北京的老师下放到福建,我跟着他学小提琴,想考音乐学院。中学基本都在学音乐,文化课没怎么上,1979年高中毕业,也不想考大学,拖了两年,在乐队里练琴、排练、演出。后来搞音乐没戏了才去复习,1981年入大学的。

  当时高考很容易,好考极了,我考了全地区第一名,北大都能上,而我去了厦门大学。家里觉得北京、上海都属于"边疆",福建才是中心,到北京就属于"发配"。北方生活也确实很辛苦,我1983年到北京,走十几公里路才有一个餐馆,生活不方便。

  我的分数高,可以自己选专业,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学管理太严肃了,学法律又总是在跟坏人做斗争,很危险的。考古比较古怪、好玩,可以游山玩水,跟现实也遥远,就选了。那时不知道学术是什么,就是按乐趣选。

  一入学老师就讲人类学,看林惠祥的人类学论著,林先生书里有讲"算命"的,我特别感兴趣。同一时期,费孝通先生的书也重版了,也引起我的兴趣。三年级时,厦大建了人类学系,考古系的全部转过去。那时候慢慢的倒是开始有学术的觉悟了。人类学是个新东西,很神秘,我们是第一批年轻的学生,感到很荣幸。老师又热情,对我们影响很大。

  后来就一直做人类学了。我公派到英国是可以任意选专业的,同去的很多人都选了别的能挣钱的专业,我就没有换。为什么没换……有的人做一件事要做到绝望的时候才放弃,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当年放弃音乐也是觉得完全没有可能了,才放弃的。就是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再努力试试看。说得负面一点,可能我比较有惰性,不喜欢改变。就像考研究生,完全可以考更好的大学,但考厦大不用复习就会考的很好,这样很简单,就考了厦大。

  这种惰性和惯性,我也不是很明白自己。现在国家给我们的条件也不是最好的,可我还是不想去改变,还是继续做人类学,我不是进取主义的。进取主义者每天只要有机会就去争取,就换,有机会就会去钻,我恨那种人,觉得那是机会主义者。

  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民族史方向,在人类学系。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是重叠的,老师都是50年代开始搞人类学,那时候政府考虑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学科都是做民族调查。那个时候的学术研究比今天扎实得多。那批民族调查小组的成员,都是中国人类学奠基人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解放后留在国内,虽然有一些观念上的束缚,这个或那个不能做,思想上大的框架不能超出斯大林,但他们的东西,内容很扎实,也有自己的观点。很悲哀的是,现在条件那么好,却没有一本调查报告超过当年。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现在要求个别调查,调查一个村子就不得了了。当时都是一个调查队,规模很大。

  这是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我总是希望告诉学生,有这么一段历史,特别是解放前,那时候的调查不得了的,不要小看他们,是费老带出来的,不要轻易说我们超越了前人,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能量是完全比不上他们的。

  伦敦的学生 北京的教授

  我到英国才算是正式开始学人类学。在伦敦的生活其实很郁闷。伦敦很大,比当时的北京大多了,地铁怎么坐都不知道,从来没坐过,不知道怎么刷卡,出门非常紧张。还有语言。我那时已经翻译了一本教材,阅读能力是不错的,看书勉强跟得上,口语也还够用,但听力有麻烦,英国都讲方言,什么印度话、伦敦东区话、苏格兰话、威尔士话,根本听不懂,到现在还不行。当然,学术语言是没有问题的,说有问题就是过度谦虚。

  毕业后,我强烈地感到要回来,一方面中国在高度发展中,提供无数机会,包括学术机会。要在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人类学研究专家,比在英国容易。国内有所谓"无法无天"的特点,其实,这同时也使人感到其乐无穷,所以我随笔、杂文都写一点,在国外这是不可想象的,专家只能写规范的论文。另一方面,当时的确觉得,西方的那种学术框框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太必要了。不经过几十年强化的训练,学术很难有自主性。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学术的。我们受了这个训练,会把其他的东西和学术作清晰的区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区分并不很浓,学术到今天没有分开,学部委员就是学政不分的表现。

  我1994年到北大做博士后,此后留校,头三四年主要是着急建立一种规范的研究方式。中国的社会科学都是西来的,没有一门是规范的。那时人类学一方面是很少人研究,另一方面,有学者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从好的角度来看,充满多种声音,从批评和分析的角度看,就是缺乏共同的学术语言。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样的观点。这样的情况到今天还是这样,观点都是一样的,只有语言不一样,互相接不上。应该是用同一种语言在交流,但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可现实倒过来了。没有共同的概念,每个人都瞎掰出一些名词概念,然后乱写文章。开始的确很看不起、看不惯。这能算学术吗?这也算人类学论文?所以急于建立学科西学的模式。

  我们做的工作,一是多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讲课、写书,介绍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二是介绍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国的东西,第三个方面,(探讨)怎么做调查研究,怎么客观,做独立学者,而不是被政治安排的工作对象。现在政策性的文章太多,缺少深度的学术分析,当然也要允许多种类型的研究存在。这一点如果不宽容不尊重,就不对了。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问题还存在。当然我说没有规范化也是一种过激的说法,现在是另一个极端,有些文章装模作样像八股文似的,以制造缺乏内容的形式为己任,这也是问题。

  我们当时想做这样的工作,(探索)中国人类学的自尊来自何处,规范化和自己的道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做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我渐渐有自己的想法,但还不成熟,不能乱表达。

  人类学有英、法、德不同传统,这是我提出的观点。这三个国家各自基于他们在近代化产生过程中的经历和传统,形成各自不同的人类学思想和风格。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跟各自民族近代经验相关。中国这门学科也有自己的近代经验,这个当地传统能塑造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国际接轨"现在成了一种宗教,不小心就成了异教徒。我们生活在其中蛮累的,比如你写的很多文章不算数,我也不想算数,可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不怎么样的文章却算。搞核心期刊名录,若是荷兰有一个什么小刊物,都可能排在《中国社会科学》前面,因为是"国际的",而其实荷兰是小国。港台的学术很强,结果都列在省级。这样容易丧失学术自尊心。再说接哪个的轨?英美还是日本?

  我以为,民族化和全球化有矛盾,一方面要开放地接受世界,一方面不能丧失自己。不少人误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史,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历史资源。我不以为然。我以前介绍和解释西方理论,也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自己的学术语言。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性,西方的学术语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的经验来思考。这是不够的。普遍理论要能解释任何时代,不能只解释近代资本主义。我的这个探讨余地还很大。以后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的那一套。

  这样的努力,要国内承认更难,半桶水乱晃的人,你一说他就烦。西方反而容易认同,据我了解,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而是正在期待中国文明能出现自己近代的思想,中国的古代思想、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三个他们已经承认,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他们基本上不承认,因为没有独特的贡献。驾驭中国社会科学能奠定在自己的文明史和近代经验的基础上,在前辈的基础上研究,就会有自己的贡献,会得到国际认可。

  谈这个就可能要涉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按西方的传统分类,社会学研究本国,人类学研究国外。你把社会学理解为研究现在,人类学研究古代,也有道理,这里的空间是有时间意义的,他们认为自己国家是现代,非欧美的就是古代。当然现在被证明这是不对的,不能说现在生活在非洲的人是古代人。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在批判这个,因为这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到今天还在影响。批判这个区分,要回归于过去,在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浅薄分类。这个任务与上面所说的,是一致的。

  年轻的辉煌 年轻的波折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写,因为关于我的报道其实很不好写,我讲话比较乱,这是一个,第二,你要是太夸奖我,人家会骂你。我不是要否定什么,只是已经形成一种公正形象,你就是某种代表的符号,突然看到你报道的不是那么回事,好像还蛮好的,他们会不能接受,你要是不骂我几句,别人会说你怎么这样,但你老骂我吧,又不公道。我只是要提醒你,我并不是很好写,不小心把我写成好人就糟了。

  总之,回来是一种很大的震撼。世界(指国内提供的学术空间)当然很大,志向也很宏大。你想啊,整个欧洲也就跟中国一样大,英国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世界很大,规矩又比较少,草莽英雄就会比较多一些。我的产量在世界恐怕都位居榜首,但质量就不是了,有的人一本书就写得很好,可能比我写上十本还好。我的产量跟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悲剧性地吻合,当然也尽量想做好,但能力有限。

  至于这是否浮躁,我看很难说,你不必问得太绝对,学术激情和浮躁不是那么绝对的,很多东西是中立的。我敢公开说我是有学术激情的。要承认,激情一旦跟你说的社会浮躁结合,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会变得运动化,不动就难受,而学术是冷板凳。但事实上我还是坐得了冷板凳,还是坐得住的。我们需要一种多元的状态,各种人,只要为时代创造了东西,就应该对他的价值给与肯定,不是全面肯定,不是树英雄,而是要给他一定的生存空间。当然,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确实也给了这个空间。

  我还是正面一点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激情的话,这个行当是最不好玩的,管理学讲一堂课几千,我们出去讲课还要倒贴,要请别人吃饭。你可以去问,我还算好的,有北大的牌子,别人请去讲课还给一两百块钱,要是中央民大的出去,恐怕难得有什么"待遇"。我是幸运儿,大多数人都比较艰难。我1995年第一个月的工资五六百,交了工会费、房租、水电,剩下的整整250元。现在我每月收入加起来充其量不超过四五千。我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不是要开脱自己,但那样的状况下,每个人必然这样。

  我不是优秀的,因为我们没有稳定的学术积累的过程。中国的优秀学者,一方面容易被误解,一方面容易被利用。费先生1948年的东西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从建树上完全够不上。自己也做一点努力,到底还是做下来了。但没有做过哪一件让自己肯定的事情。

  但我也没有想过放弃。要不我(放弃人类学)去卖红薯?在我看来卖红薯和搞人类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不都是活着吗?有些话我只会在课堂上说,不会对你们媒体说,因为说出来会让人觉得我志向太高。比如我为什么坚持做人类学,我在课堂上说,对中国当今社会的改良,最关键的就是这门人类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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