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亮:《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5 次 更新时间:2011-12-23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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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亮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经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1960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留学生更有学识,翻译界的人们因此都很钦佩他。方平先生后来担任了《莎士比亚全集》中历史剧《亨利五世》的翻译及相当部分的校订工作,他以后还出版了关于莎学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是中国著名的莎学专家之一。父亲病重时,他曾经委托郑土生先生带来亲切的问候。

北大教授杨周翰先生也是著名莎学专家,在《莎士比亚全集》中他翻译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并且帮父亲解答一些有关莎学的疑难问题,父亲很敬重他。这套书出版后,父亲有一次请杨老吃饭,他们的话题就是这套书。父亲讲,《莎士比亚全集》的全部翻译和校订工作其实在1964 年前已经完成。那时,父亲还从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中选了43幅插图,都是十九世纪名画家的作品,由著名钢刻家刻成钢刻版画。1964年,此书的纸型已打出,插图也印好。但是,父亲却与同事们被派往农村搞“四清”,回来后即爆发“文革”,此书的纸型在仓库堆积十几年,而1978年重印此书时,数万张印好的插图却不翼而飞,既无销毁记录,连版也没有了。重新制版,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将那些精美的插图忍痛割爱。杨周翰先生也叹息道,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啊!我就觉得这套书的插图太少,是美中不足!这也是十年动乱的祸害之一。还有,我们北大的吴兴华先生,他为这套书出力不小,可惜也见不到书的出版了!杨周翰先生还叮嘱父亲,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吴兴华先生。

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五十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尤其喜剧部分删节较多,要出版一套完整的全集,译文当然应该做全面的校订。这个工作规模浩大又艰巨,若短时期完成,只找个别学者和专家是不行的。于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起用一部分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学者。上级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报告,令他欣喜不已。吴兴华先生也是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著名学者。他曾经被誉为“燕京才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翻译了莎剧的《亨利四世》的上、下篇,写过有很高水平的一些莎剧研究论文,是有深邃丰富学识的莎学专家。他后来的确也帮助父亲解决了不少莎学上的疑难问题。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惜的是,吴兴华先生始终未能亲眼见到这套书。北大教授陶洁先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罚到校园里打扫卫生。他清扫大字报纸时,却被几个红卫兵污蔑为故意撕大字报,那些人恶作剧地逼他喝下浆糊。吴先生因此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家人送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收他这样的“黑帮分子”,竟被活活折磨死了。

还有一位翻译家,是后来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杨德豫先生。他当时也被错划为右派,劳改后分配在农场就业。父亲看到过他以前的译作《朗费罗诗选》,认为翻译质量是较高的。因此,也请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态度很认真,他通过英文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后,又自己掏钱请两个懂日文的人通过日文译一遍,以便比较研究,对自己的译文做进一步修改和润色。谁知,那两个人嫌付给他们的钱少了,竟写信到出版社来告状。父亲调查了解此事的始末真相后,极力帮助杨德豫先生辨白,以编辑部名义写信澄清事实,解决了这一纠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杨德豫先生的错案终于被纠正,又回到外国文学编辑岗位上。他始终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每次翻译出版一本著作都要寄给父亲。

再有一位学者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先生。章先生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教育系主任和校长。上海解放前夕,章先生拒绝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将学校完整地交给人民,立了一功。1952 年他被调至山东师范大学任教。章先生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父亲虽然知道他未搞过外国文学翻译,可是曾经读过他写的诗歌,甚为钦佩他的深厚古典文学造诣及才学,便约请他翻译了莎剧《亨利六世》的上、中、下篇。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父亲以后与章先生成为朋友,在章先生与刘尊棋先生合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出版时,父亲还为此译著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序言。

大胆起用这批错划为右派的学者翻译家参与《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与校订,还有编辑出版这一套书,在“文革”中都成了“罪状”。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父亲因此而多次受批判,被迫做违心的检讨,但他内心始终无法消除这个“情结”。在五七干校的干打垒土房里,他悄悄向亲密同事提及这一套书,认为未能及时出版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历经十余年风雨沧桑,《莎士比亚全集》还是在1978年出版了。我记得那一日,父亲拎一包书回家,神情无限感慨。他对我说,这一套书浸透了多名翻译家学者的心血,有些人却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他想写一文纪念他们,不应该让这些人的名字埋没。

父亲对《莎士比亚全集》的主要译者朱生豪先生更充满敬佩之情,认为他是这一套书的重要奠基者,并且称赞他是翻译界的英雄,一点儿也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的英雄。朱生豪先生抗战前曾经是上海一家书局的编辑,主要编英汉词典和英文书籍的注释本,他年仅24 岁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刚译了9个剧本,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敌占区颠沛流离,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而且译稿在逃难中丢失了。但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写作,完成31个莎剧的翻译工作,最后因患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合并症,无钱医治,在32岁时英年早逝。人们普遍认为,将莎学引入中国,朱生豪先生有着不朽的功勋。他的译本在解放初期曾经分成十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集》名义出版。后来,又经过诸多专家学者校订,其他翻译家补译了尚缺的6个历史剧和全部诗歌,才在1978年出版了较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

可以说,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道路正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用血肉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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