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5 次 更新时间:2011-12-22 09: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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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一、制度成本理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

  

  曹锦清20年前从黄河边上回来写书的时候曾给了我一个哲学启发,他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现在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如李昌平提到的:每当我们出现重大转折或变化的时候,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

  延续他们的思路引发出来我的话题,可以归纳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金正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对立,还是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实际上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很难对已经“搞上去”的经济结构做出“改变”;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支付当年“搞上去”的人留下来的巨大代价。

  其实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人们在曹锦清的思考上就应该加一个简单的科学哲学知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中所产生的收益不相应地对应着等值的成本。只在一个由横轴和纵轴构成的象限中做制度变迁收益,很可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如果把横轴再拉一条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空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条向下的曲线,即对应着收益发生的制度成本。这才是一个立体感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用X轴、Y轴描述的平面的世界。

  如上所述,奥巴马—金正日难题并非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亦非政治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因为任何经济体只要追求现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现代化成本”要对外或对下转嫁。转嫁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变迁”,转嫁不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变迁获取收益的过程,却没有认真讨论过制度成本;我们提出创新这个理论,那该如何看待这个本来就是收益成本相对应的过程呢?

  之所以从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说起,是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做出改变。那么,他们都不可能改变的,到底什么呢?

  一是,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制造业经济。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能够改变we can make change”,但他这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没有改变什么;仍然延续着凭借军事强权维护币缘霸权的老路。同期,任何一个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不得不改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却因其“改变”诱发了长期掩盖的现代化制度成本而纷纷下台。因为西方已经进入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是泡沫化的,一旦脱嵌为一个异化于实体产业的独立的资本力量,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领袖,只要是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决定着其运作规律就是一样的:愈追求流动性获利,就会愈追求促使短期流动性增加的即时性的可分拆交易,这个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得获利的本质,势必会改变其在原产业资本阶段作为资金要素的获利方式——在产业资本形态下由传统的开矿、冶炼、铸造、设备生产等,以及一系列“下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产业的获利需要相当艰苦的努力;资金要素只能在产业资本复杂构成和长期运作中分享产业收益,并因此促进产业形成平均收益率。此外,比产业资本还缺少流动性的是农业,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藏,整整一年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它有流动性吗?没有。因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或者说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能再改回去做产业阶段的一个要素追求平均收益率吗?不可能。

  二是,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却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改回去。

  过去在前苏联领导的经互会体系的作用下,北朝鲜早就超前在人均耕地资源低于南朝鲜的山地农业条件下,超前实现了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由此曾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农村人口随之走向城市、实现了超过70%的高度城市化。于是,北朝鲜先于中国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差不多两代农民不再会使用锄头种地了。客观地看,我们今天无论左右翼的学院派理论家和现代派政治家还在共同憧憬之中的一个美好梦想,北朝鲜比我们早二十年就实现了——1989年的时候,北朝鲜人均粮食曾达到380多公斤,人均收入接近900美元;比我们现在的人均粮食水平高;比我们80年代末期的收入水平也高得多。然而,超前现代化的一个不期而遇结果是:1991年苏东解体,一夜之间,没有人供应石油了,由于北朝鲜不是产油国,于是拖拉机就“趴窝”了。而占比仅30%的农业劳动力,却早就不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只会使用拖拉机!一旦被封锁,没有石油和拖拉机零部件就无法耕作,粮食大范围减产,大规模的饥饿发生,据说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请问:谁之罪?

  这时或许有国人相劝,介绍中国的“大包干”。但我在北朝鲜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大包干是80%的农民养活20%的城里人,用杜润生老人当年形象的话来说,我们是四个农人抬一个城人的“四抬大轿”,抬得起。而北朝鲜现在是三个农民要养活七个城里人,而且靠手工劳动,可能吗?金正日只能动员城里人下乡去重新使用手工从事农作,铁锹挖、?头刨、镰刀割……于是就有了“逃北者”,实乃“逃农者”;因为城里人既不会、也不愿从事农业。北朝鲜曾经把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搞上去了,金正日能做出向下调整的改变吗?不能。于是北朝鲜就在长期农业困境中难以自拔,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吗?也许不是,而是超前农业现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的巨大制度成本抱不住,最终砸在自己的脚上。

  这两个案例告诉人们,正如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GDP占比85%以上的金融资本现代化经济改回现在占比仅12%的制造业,金正日也不可能把70%已经城市化的人改回去从事手工农作!因此,奥巴马解决不了美国难题,金正日也解决不了北朝鲜难题。这两个案例难道在哲学意义上不具有同质性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超越意识形态的实际问题,如果政治家和学问家都被意识形态控制了,就连基本的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中国人应该多关注实际问题,不要陷入左右之争。

  据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曹锦清20年前在黄河农村考察中就认识到的问题,当我们各地的政府都在推进“三化统一”的时候——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千万别忘记已经有了很多失败的案例。

  

  二、基本常识分析:世纪之交的重大结构变化

  

  我最近关注和讨论的、在世纪之交发生变化的结构性问题有二。

  首先是要看清楚,世纪之交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如上已反复强调,我们一旦朝着某个没有U型调头单行道上去跑,就很难有调整的余地。

  第一,是国家战略目标的重大变化。

  当农业现代化今天被各地政府作为一个目标、纲领去宣传的时候,有谁清楚地知道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时的具体政策内容是什么?

  如果没有人搞清楚的话,那再问:有谁清楚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如果还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话,那我进一步追问的是:1980年,在我们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不是昭告天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伟大目标吗?20世纪悄然过去十年有余,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吗?

  如果没有,那么,可曾有任何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报道或教条化的官方文件详细讨论过四个现代化没有实现的经验和教训吗?还是没有。且不说有没有人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新世纪之初的目标改变了吗?我们有新的现实些的目标了吗?

  看来不可能得到回答。那我再问大家:今天那么多的课题、重大项目,都研究了什么呢?如果背景和内容都没有认真讨论,难道不是有很多研究属于对伪问题的证明吗?

  执政党十六大在2002年召开的时候,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调整——全面小康。新任领导对其做了一个解释,说今后20年的大目标是全面小康,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需要大家艰苦奋斗;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到那时以后,还要经过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伟大目标,就这样被推后了100年,推到了21世纪末。于是,坊间就有“我们都看不见了”的流行笑话……

  如此看来,国家战略目标已经在2002年就发生了变化——从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全面小康!接着,十七大还做出了更大的阶段性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性判断(这一说法也参考了周立教授对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提炼,他认为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经历三个阶段: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再发展到生态文明)。从十六大全面小康到十七大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现,是仍有生命力、不断自我调整的表现。

  回顾十六大的目标调整,就是我要说的所谓世纪之交的重大改变。具体如下:

  其一,我们现在各地所追求的工业化是个过时的目标。因为早在上个世纪末的1998-1999年,就被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中国已经遭遇到工业化中后期“生产过剩”的制约。当认识到生产过剩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我们遭遇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这实际上是高中学生都知道的政治课内容。如果我们连基本常识都不讨论,继续强调所谓的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难道不是明知故犯地增加过剩吗?199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给中央写报告说,我们现在面临生产过剩。1999年,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双重过剩下的恶性循环”。然而,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已经明确所受的制约是生产过剩,各地今天依然加快工业化,那是在“复制过剩”,或者说“以进一步的过剩来延缓当前的过剩”。带来的客观结果是,由于全面出现生产过剩,客观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还具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潜力,遂致企业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在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低于3年的条件下(第一年投资建厂,第二年投入生产,第三年就遭遇破产),如果想让企业拥有符合法律规范的信用行为,难度极大。别说我们生产过剩,回头去看西方的生产过剩时期,有规范行为吗?有信用社会吗?在资本主义内生的生产过剩规律下要解决生产过剩矛盾是不可能的,靠什么解决呢?靠破坏性手段——战争。

  中国学者1998-1999年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2011年了,为什么各地还没有改进呢?八个字:利益集团,惯性使然。如同西方最终只能以战争来解决生产过剩一样,我们在产业资本的惯性下也很难不犯错误。今天奢谈社会信用环境,却忽视社会信用环境的载体——企业,由于企业的生命周期在缩短,很难不搞破坏,何谈构建信用。

  第二,就在1998-1999年明知生产过剩之后,我们在世纪之交符合规律地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的银行市场化改革,从此,让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等,说法对路,做起来实在很难。

  当生产过剩成为一种趋势,一个理智的金融投资家还会向过剩的领域投资吗?为什么银行要追房地产?追投机炒作?那不过是在追流动性获利呢!这无非是马克思、列宁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在作祟——金融资本势必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异化于产业资本,觊觎土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从产业经济中的资金要素变为“异化于实体产业的金融资本”是质变,派生性的运作方式也随之改为追求流动性获利。这难道不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发生着吗?

  这种规律既然发生着作用,那,到底什么是构建金融资本信用的本源呢?是黄金储备吗?是另外一种国际货币作为本币发行的储备吗?是商品生产吗?都不是。再往深处看,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则处于寄生状态,且因寄生而趋向于腐朽和垂死状态。

  如果不以贵金属储备或商品为其寄生特质之依据,那么金融资本形成信用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赋予它价值?当然是政治强权。因而,只要人类主流社会走向金融资本主导竞争,越占有金融资本收益的经济体就越会加强政治强权并且走向法西斯化——此乃当今世界主流运作之基本规律。

  据此看,货币银行学得改写,经济学教科书也失灵。当金融资本日益追求流动性获利并且跟高投机、高风险经济,比如房地产经济、股市经济、债务经济高度结合的时候,其结果一定是越在资本过度集中的地方,风险也就越集中。风险集中则意味着危机爆发,只不过是早爆发还是晚爆发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在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条件下积累的风险不仅是一定会爆发的,并且,一定会是集中爆发在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大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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