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2011岁末的提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91 次 更新时间:2011-12-18 23: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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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我见过一次余杰。

  2003年冬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资料。当时适逢服务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顺便帮着做点海报设计等杂事,也听演讲,见到不少国内外学界名人、学术泰斗。并不觉得这些热闹和自己有太多关系,过后回到乡下的家,大多见过的名人,都速速忘记了。

  临走却有件事情给我留下较深印象。那是最后一天,朋友对我说,晚上龙应台要来演讲,演讲前东道主要请她吃饭,朋友受邀也邀我同去。久闻龙应台大名,煞是好奇,就高兴跟去了。席间都是能说的,我不必说、可以多吃,还满足了近距离观察龙应台的好奇心。原来以为,在台湾民主化之前一把把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总是个强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眼前龙应台完全不是:被一群陌生人关注,她并不自在;对下面的演讲,她好像还有点紧张。

  会场是在中大邵逸夫堂过厅,并不大。这是中大无数讲座中的一个。东道主为打开学生视野,请出名家,周五下班后,再为学生举办沙龙式讲座。据朋友介绍,龙应台这样的名人来,学生应该趋之若鹜,可惜事前宣传不够,这次只六十来个学生。另外,还有七、八个恰好撞上的外来访客,其中就有余杰。我原来就听说过他,那天下午遇到,我们只匆匆交换联系信箱,并没有时间聊。

  龙应台讲自己在台湾“文人参政”的体会,补充了我对台湾的了解,很有收获。提问她也回答得从容。屋子中间有架钢琴,其间还有个女生为大家演奏,可见东道主营造气氛的苦心。不久,我见旁边的余杰高高举起手来,向龙应台提了令大多数人意外的问题,大意是:你为什么只批评台湾政府而不批评大陆政府?为什么不写文章评论“六·四”?问题显然令东道主尴尬:问题和演讲无关,纯属个人批评,如同主人请了贵客,又当众给客人难堪。主持人陪着小心问:能不能跳过这个问题?立即有人反对。

  龙应台表示愿意答,她提到自己分别用中英文写过有关六·四文章,可能余杰还没机会看到。关于是否批评大陆政府,她说,今天的听众提问都局限在演讲内容,并没有机会牵出这个话题;假如泛指以往,她并没有回避批评,但也确有顾虑:身处大陆之外,批评得再尖锐,自己也没有危险,如此反而犹豫,不愿轻易“表现勇敢”充当英雄。接下来短暂休会时,余杰离开了。看得出他没被说服,周身是情绪。散会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就离港返美,还没到家,信箱里已有一封余杰来信,原来是继续批评龙应台的长文。我也不知如何回信好。当时余杰已是基督徒,我只是泛泛提醒:基督徒当以谦卑为本。他没有回信。

  再往后这十年,断断续续看到他的消息:时而引出争议,时而有新文新书问世。我想,余杰年轻,因才华而气盛,定会渐渐成熟,我没有太多关注,自己距离外部世界本来就远。

  今年回国,听到余杰最新消息,吃了一惊。这新消息其实是旧闻,是去年年底的事情,他被抓,被以最残酷方式羞辱殴打,很严重。今年年初“出来”,沉寂很久。待他的故事一点点外传,已是过去近一年的旧事,可对听的人来说,居然是新闻。此刻回想香港往事,当时没把他的险境看作不可忽略的背景,可能不够公允。

  在这里回忆和余杰的短暂接触,想说的是,一个你见过的人,有过一次交换意见,他出事,感觉就会很不同,你会难以置身事外。

  可是,好像“出事”要变成常态。在香港见过冉云飞,我不善言词,就没聊几句,只记得他圆圆脑袋笑容有点天真,听说是个喜欢琢磨四川历史的读书人。对他一直有点愧疚:那天他演讲,我因急事和朋友一起中途退场,本以为有机会道歉,他却再没出现。我们没有联系。那天有朋友写来一句说:冉云飞被“请喝茶”了。我回说喝就喝吧。心想喝茶他都喝惯了吧。后来上网一看是刑拘,就差点就跳起来,开始在网上焦灼地跟踪进展,幸好最后看他平安回家。我还遇到过艾晓明,本来远观她的劲头,也以为她是个“强人”,结果,看到一个极天真开朗简单的人,我们投缘,也聊得多点,惦记就深。前一阵,她麻烦连连,中山大学的住处,锁眼被人灌了胶水,还骚扰不断。究其原因,还是她写文章拍纪录片冲过了界限,一个主要动因,是她的好友谭作人莫名其妙被判了五年。

  我和朋友一直对艾晓明软硬兼施,试图拖住她至少留在原地不再往前。我们明说了:不是为你,你要是冲进牢去,不是逼我们做朋友的去为你呼叫?岂不是拖我们下水?你凭什么改变我们的轨迹,我们原本可是想当一辈子俗人的。可是,料艾晓明会说,谁拖了我啊?不见得回她说,是谭作人。我们只好哑口无言。

  顺便说说,跟着艾晓明冲过线的,还有个年轻女士,据说她原来一直拍着一点不犯忌甚至有点小资的文化片,只是阴差阳错,和谭作人夫妇做了朋友,就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命运一把拍过了线,结果自己也沦为绑架殴打的目标,这一来,更没有了回头路。

  不止是熟人,还有未曾谋面的,也会觉得忘掉很难,我在艾晓明纪录片里看到谭作人,他的来路,他的父母和生活轨迹,我再熟悉不过,平平凡凡一个人,置换一下,也可能就是你我;还有张洁平报道的嘎玛桑珠,他和他的妻子,你没法忘记,说起来,我们都干看着,无能为力;还有,海莱特·尼亚孜,试图预防暴力冲突,却反被判了重刑;还有陈光诚……他们都有亲人、朋友和族人。他们四周的一圈人,都被从正常的生活中拖离,猝不及防,身不由己。

  我看着谭作人十九岁的女儿,穿着印有她爸爸头像的T恤衫,一个人出去“散步”,不就因为这是她爸、她无以躲避;她的同学打气说,“谭爸爸加油”,不就是看到同窗好友家里有难,不可能不关心;而这位“谭爸爸”,不就是想到倒在豆腐渣校舍下的孩子,心有不忍、想给他们留个名:那是他的家乡,那是他的乡亲。

  我想说的是:再温和不介入现实政治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无法置身事外。 这只是人之常情。

  我想,余杰事件是一个标志。因为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介书生。事情可以如此发生,而且发生在京城,他可以被暴力碾压,碾压得无所顾忌,这是一个残酷现实的标志。以此可以推想外省、推想边地、推想为什么山东临沂公路的那条生死线可以久久存在,也可以推想专制和法西斯化的孪生关系可能走到哪一步。

  对社会稳定最具杀伤力的,是司法不公。它会毁掉人的安全感和对社会的基本信任,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无疑会带来种族仇恨和族裔冲突。而镇压其实是对法治的彻底抛弃。在海莱特·尼亚孜被判刑的时候,我曾经试图再一次指出司法不公的危害。而现在,一系列绑架殴打,发展到余杰事件,正在嘲笑此类天真:早已不谈司法,也不是文革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是无须费力寻找任何罪名和借口,黑进黑出,对异议者干脆以暴力直接扼杀了之。

  我曾经写过,纳粹的崩溃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假如它不打出去,只是关起门来,悄悄建立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犹太人唯有死路一条、任人宰割。

  法治是对一个现代国家的衡量标准。假如是知识不够经验不足而导致司法不健全,可以逐步完善;如果是决心摒弃法治,横下心来把一个公民群体彻底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任权势宰割,那是纳粹德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这样的国家,歌舞升平下,没有人真正安全。

  真快,2011年即将过去,2012年即将来临。

  送旧迎新,自不该扫兴。可在此岁末,面对余杰事件, 我只能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请不要忘记,中国改革身后,尚存巨大阴影:我们有许多宪政专家和学者,可时至今日,“专政”二字,还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它毫发无损,仍纹丝不动。

  

   完

   刊于《阳光时务》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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