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哭冯至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5 次 更新时间:2011-12-18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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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已是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有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

会老朋友,在园子里漫游一番,赏一赏他似曾相识的花草树木。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会推掉的,陪他谈上几个小时。可是我离开了他。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终天了!

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他长我6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毕华德、张星 、袁同礼、向达等等,现在都已作古。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待在哪里,都无亏大节。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跟着来的是长达40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记得50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连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那就必须“活动”。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相似,因此就经常“活动”到一起来了。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冯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减少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友谊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会多”。

我们俩共同参加的会,无法一一列举,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世界文学》编委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等等,等等。我们的友谊就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我的回忆也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

我不能忘记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在这里召开。冯先生是这一卷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们俩都参加了。莫干山以竹闻名,声震神州。我这个向来不作诗的“非诗人”,忽然得到了灵感,居然写了四句所谓“诗”:“莫干竹世界,遍山绿琅玕。仰观添个个,俯视唯团团。”可见竹子给我的印象之深。在紧张地审稿之余,我同冯先生有时候也到山上去走走。白天踏着浓密的竹影,月夜走到仿佛能摸出绿色的幽篁里;有时候在细雨中,有时候在夕阳下。我们随意谈着话,有的与审稿有关,有的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r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我不能忘记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洵国宾馆。西安是中国古代几个朝代的都会,到了唐代,西安简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大量的外国人住在那里。唐代诗歌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的产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到处都是唐诗的遗迹。谁到了灞桥,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么“原”,不会立刻就联想到唐代

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呢?西安简直是一座诗歌的城市,一座历史传说的城市,一座立即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洵这地方,杜甫诗中曾提到过。冯至先生本人是诗人,又是研究杜甫诗歌的专家。他到了西安,特别是到了丈八洵,大概体会和感受应该比别人更多吧。我们这一次是来参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的,工作也是颇为紧张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样,在紧张之余,我们也间或在这秀丽幽静的宾馆里散一散步。这里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够了,够了。往事如云如烟。像这样不能忘记的回忆,真是太多太多了。像这些不能忘记的地方和事情,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的脑袋好像就要爆裂的程度。现在,对我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回忆,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仿佛成了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

所有这一些抒情诗都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现的,这个人就是冯至先生。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前几天,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女儿姚平告诉我说,有时候她爸爸在胸中郁积了一腔悲愤,一腔不悦。女儿说:“你发一发脾气嘛!一发不就舒服了吗?”他苦笑着说:“你叫我怎样学会发脾气呢?”

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奇特,这样一个貌似平凡实为不平凡的人。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内向,懒于应对进退,怯于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几个知己。我个人认为,冯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开会历程中,有多次我们住在一间屋中。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对时事,对人物,对社会风习,对艺坛奇闻,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丝毫分歧。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自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增,原因当然就在这里。

两年前,我的朋友和学生一定要为我庆祝80诞辰,我提出来了一个条件:凡是年长于我的师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请。冯先生当然是在这范围以内的。然而,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大会就要开始时,冯先生却以耄耋之年,跋涉长途,从东郊来到西郊,来向我表示祝贺。我坐在主席台上,瞥见他由人搀扶着走进会场,我一时目瞪口呆,万感交集,我连忙跳下台阶,双手扶他上来。他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优美得像一首抒情诗。全场四五百人掌声雷动,可见他的话拨动了听众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赶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来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是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们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前几天,在医院里,我见了冯先生最后一面。他虽然还活着,然而已经不能睁眼,不能说话。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我坐在会客室里,泪如泉涌,我准备放声一哭。他的女儿姚平连声说:“季伯伯!你不要难过!”我调动起来了自己所有剩余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压了下去。脸上还装出笑容,甚至在泪光中做出笑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呜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个来生,那会有多么好。

199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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