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宴林: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为分析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4 次 更新时间:2011-12-16 1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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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宴林  

  

  【摘要】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根本而言就是批判反省意识,对它的论证应当坚守事实证成和价值证成两个维度。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既不能做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也不能唯“主义”至上。这既是纠偏目前中国法学界形形色色的问题意识误区的需要,也是适格的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当下在场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反省批判;实效意识

  

  当下的中国法学界,强调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呼声日趋强烈,它表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今后中国的法学研究需要注重针对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要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冲突和困惑中提升出真正的中国式问题,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真正使法学回归为经世致用的学问。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p203)真正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p203)以此观之,应当说,中国法学目前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法学研究的进步和深化。

  在强调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呼声日趋强烈这一大背景下,法学界对什么是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这一关键问题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认识。关于此问题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直接导致了相关研究乱象环生:学者们基于各自理解的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有的坚决反对体系化研究,主张“对策法学”研究有的坚决反对关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崇尚法学实证研究,等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进行规范性论证,以确立真正的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因为在笔者看来,只有对问题的提出是恰当的,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也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和进步。“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1](p203)

  本文选取国内法学界近年来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作为分析对象,对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进行规范性论证。本文采取这种分析进路的主要理由在于法律信仰问题在中国法学界受关注的程度,使得我们的相关讨论更有例证意义更紧要之处在于,以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作为分析对象,很大程度上喻示了如何正确看待“主义”在中国法学贡献上的功过是非。笔者将先从分析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和核心出发,指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意义及实质,并进而分析其所表达的基本诉求到底是什么,最后就法学研究应当具有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应当纠偏的误区作一些针对性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十多年前,随着中国法学界法制现代化研究的深入以及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问世,关于伯尔曼式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法律信仰的研究曾经掀起高潮。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法治的精神意蕴是信仰法律,[1]一种对于法律的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只有培育起这种宗教般虔诚的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才有可能实现。择其要者,其基本的理论要点包括:第一,现代法律信仰的形成对法制现代化意义重大,既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法制现代化的观念基础。[2]第二,当然,并非所有的法律都被信仰,法律信仰的形成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法律环境。第三,法律信仰的虚无是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障碍之一,必须大力建构相应的内外在社会文化条件和法律环境,以培育全民的法律信仰。第四,法律信仰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法律信仰应当是一种托克维尔式的理性信仰。[3]相对于近年来的反思质疑法律信仰的立场,这是一种积极、肯定法律信仰的现代法学的立场。

  近年来,关于法律信仰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与十多年前关于法律信仰的积极肯定的基调明显不同,近年来关于法律信仰的研究反思、批判、质疑的成分居多,正面肯定的较少,一种后现代语境的分析理路若隐若现。其基本的立场及其论证是第一,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在中国是一个错误命题,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会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4]第二,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5]第三,既往的关于法律信仰的论述是一个夸大了的神话,它脱离不了西方语境,西方社会有今天的法治,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和宗教信仰所造就的心理文化是分不开的。鉴于上帝不是我国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经验正告国人,类似于西方的法律信仰在中国不可能形成。[6]第四,“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法律,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7]第五,在中国语境下,可以增进法律认同或法律信用以塑造法律信仰,但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夸大的神话,所以,中国法制在逐步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几组悖论性问题,并似乎无解。[8]

  初看起来,近年来国内法学界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反思、质疑、批判研究与一般的理论反思、质疑、批判研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所有的理论研究通常都包括引介、反思、质疑和批判。然而,与传统的理论研究角度有所区别,在这里,笔者更愿意设想,这种研究真正具有的超常规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什么是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

  

  二、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由来及理论诉求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从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产生、由来及其基本的理论诉求谈起,以把握其核心和实质。众所周知,法学界呼吁中国问题意识并呈现出热烈之势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事,而在这之前基本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归结起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外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原因:

  第一,现代法学在中国现实面前的无力、分裂乃至破产。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基于自清末以来萌生的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百年梦想、决心,中国法学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体系层面上均已初步完成了其在中国的启蒙、解魅的现代作业,我们已经顺利走完了法学恢复重生---移植引进吸收繁荣创新的全过程。现代法学的基本理念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正当法律程序、法治、宪政等已深入人心,并转化为立法的出发点、价值取向,甚至成为官方执政和决策时的依据。过去长期存在的轻视法制、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受到国人的普遍唾弃,法学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和走向繁荣的历史机遇。与此相适应,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律体系业已初步形成并走向完善,社会生活的各主要领域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可以说,作为现代法学在中国启蒙的产物,中国法学的现代性范式已基本形成,并至少主宰了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中国法学界。

  尽管如此,自上世纪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学界也逐渐认识到,这种源自西方并以西方为基调和背景的现代法学范式与中国的社会现实难以完全匹配,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社会真正的法学问题,学理与操作往往脱节,[9]关于这一点,细心的读者是不难发现充足的佐证材料的。总之,现代法学遭遇了中国式的法学实践困局,进而导致了现代法学在当下中国的被质疑、分裂乃至破产。也正是现代西方法学在中国的被质疑、分裂乃至破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的最直接诉求就是,中国法学必须有植根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想,以反抗只宣扬现代法学教义或意识形态说教,而遮掩、改写和遗忘中国法治实践的现实核心问题的做法;需要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加以新的诠释和改造,以切实解决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宏观及微观问题。“我们一定要避免当‘留声机’、‘肉喇叭’,或者扮演上帝仆人或牧师的角色,仅仅号召人们‘信仰法律’,追随我们我们必须以我们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有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必定是地方性的,其实践的答案也必定是地方性的。如果连地方性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解决不好,还谈什么普遍的贡献?”{2}(p11)

  第二,“现代性反思”的影响及由此而来的中国法学主体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同西方一样,伴随着现代性反思在中国的出现,中国法学界也出现了“现代性反思”即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的趋势和走向。这一趋势首先可溯源至上世纪年代,延续于新世纪初,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形成了高潮。其基本的理论资源来自于包括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理论在内的全球化视域下的“后学思潮”。按这一思潮的推演,人们悲剧性地发现,现代化过程竟然是中国的“他者化”过程。现代化过程不仅不是新的民族身份生成的过程,相反却是一个民族身份彻底丧失他者化的过程,启蒙话语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有殖民主义的深刻烙印,中国法学整体在全球结构中被边缘化、殖民地化。必须诉之于西方后学的反本质主义进行批判解构,同时还必须悖论式地持有另一种本质主义的族性-身份观念与华夏中心主义情结,反文化殖民,找回失去的自我,确立中国主体的法学,要求中国与西方确认彼此的本真性诉求和地位,共享全球空间。[10]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无疑表明,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核心就是以中国现实为参照的反省批判意识以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为焦点和导向的追问,表征一种对中国法律的合法性诉求的前提性追问,以找到其可行性和可欲性的根据和理由。因为只有这样,法律才能真正存在和发生作用,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并产生归属效应和价值认同效应。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所表达的基本诉求或基本使命无疑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摆脱意识形态法学的束缚。在这里,意识形态应当做广义理解,即泛指包含着某种要求支配人们观念和行动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法学包括两种:以阶级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法学和源自欧洲启蒙哲学、并以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及共和等理念作为现代法学核心范畴而形成的教义法学。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强调意识和精神层面进行工具价值上的宣传和说教---因为这事关法律主要是立法宗旨、法律立场的政治正确---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而忽视事实的真相和细节,更不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即使有问题,也总是把问题说成是立法的不足或体制的滞后,却懒得下工夫去调查研究,[11]因而必须改变。二是要改变传统法律文化自我放逐的边缘状态。传统法律文化尽管为人诟病之处很多,但也绝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必须把传统法律文化纳入法制现代化的视野中进行整体考虑,推进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对话及现代转型。三是治愈多年来“鹦鹉学舌”式的、并有着浓厚“尊西崇新”的消费主义倾向的研究痼疾,实现研究范式本土适应性、针对性的转换。毋庸置疑,以引介、移植西方法学,竞相从西方寻求法治成功秘诀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倾向的法学研究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有着某种独特的意义,它开拓了学界视野,传播了学术思想,然而,它也容易滋生出种种学术弊病总以为“西方的”、“新的”就是好的,而缺乏充分的冷静和理性,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细致的实证调查研究的热忱,因而也就很难使其研究能够充分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综上所述,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就是强调法学研究植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社会,以当下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任何中国的法学研究都不应脱离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三、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两个维度

  

  对照说来,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信仰命题的争论---确切的说是质疑乃至否认法律信仰命题---无疑较好地体现了上文所提及的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基本诉求:所有质疑者都详细分析和论证了法律信仰固有的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条件,甚至细化到从语词的角度论证法律信仰的西方本性,同时精准地检讨了法律在中国语境下不能被信仰的若干基本理由:归结到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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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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