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批判萧军——1948年8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1 次 更新时间:2004-12-04 13: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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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1948年8月日记(摘抄)

    

  8日(星期日)看英文詹森所作《苏联游记》。是书为冯仲足所译。书中吉苏联建国将三十年,以其制度不同,已产生一种新人。此观点殊为扼要。书凡三百余页,将徐徐看之。

    

  11日(星期三)晨早起,与墨步行至车站,……七时开行,九时到苏。……出站即登预雇之大木船,舱极宽敞。……十二时开宴,菜多而精。所谓船菜名手,本不多,今以生计艰困,堪此享受者越没落,若辈早已歇手。默庵设法觅得三人,使临时复员一天,及成此局。据谓此调恐将成《广陵散》矣。余饮黄酒约半斤。小舟群集,兜售荷花藕莲蓬。各买之。

    

  13日(星期五)晨,彬然在晒台上相呼,言顷见报载,佩弦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后逝世矣。呜呼,三日来唯惧传此消息,而今果然,默然无言。

    

  16日(星期一)叔湘书来,云“倒下去的一个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的只有勉力多作一些事”。并主张佩弦所编《高级国文读本》一二两册出版逾万册以后,酌提授价百分之二,赠佩弦家属。友情皆可感。

    

  20日(星期五)报载政府自今日起改革币制,此是大事。其法为发行金圆券,收回法币。金回一元抵法币三百万元,其总发行额为二十亿元。最大之金圆券为一百元.合法币三亿元。余不明其究竟,直觉的想,此是极度之通货膨胀耳。……以杀绝对外行观之,此殆百无一是,竭泽而渔,益苦人民,谋国者岂宜若是耶!

    

  25日(星期三)下午,观新出版黄裳之《旧戏新谈》。我店系购其现成纸版,颇有错字,兼为校对。此书于旧剧甚为内行,而议论编剧与剧中人物,时有妙绪,余深赏之。

    

  31日(星期二)夜间以疲甚早睡,然竟夕未成好眠。余于疲劳时轨觉后脑作胀,或可称本强之感,虽不甚痛楚,而至不舒。劳甚则此感沿背脊而下,至于尾闾。于是必不成好睡。不知由医家释之,此是何因也。

    

  1948年8月,东北军事战场处于大决战前的相对沉寂状态,文坛上却出人意料地掀起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国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8月15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论争。在唇枪舌箭、交锋正激之时,《生活报》的报头画上出现了一只“铁拳”——从此,这只“铁拳”就不断地出现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成为一种象征物。但在当时,它的猛然出现,却使人惊然。萧军当即问道:你们是不是“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读者与研究者也会为这场“论争”(无论如何这只是场文字、口舌之争)从一开始就充满如此浓厚的火药味,而感到惊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得从延安时期说起。——或者就从收在《萧军纪念集》里的这张照片说起吧。这是1938年3月21日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时拍的;不知为什么,每回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时期作家芦焚笔下的那条“汉子”,他“拄着行仗,走下山来”,“那装束一看便知道是涉过千山万水的老行脚。但所带行李却万般轻简,肩际仅斜挂了尺把长的一个小包,其中不过是些薄衣单袜,另有一双半旧的鞋”,“那锁在眉宇间的,也许不妨说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许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双眼睛,那纯黑的眼睛,定住时能自己发光,若是一霎,简直是在打闪”。这是那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跋涉着的“流浪汉”,萧军正是其中的一员。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国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都是“精神流浪汉”,那种不息的追求与豪放不拘的气质,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萧军来到延安,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但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找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彼岸”、“别处”).如同鲁迅《过客》里那“声音”总在“前面”呼唤着人们一样。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这样.1938年萧军来到了延安,不久就离开了延安;1940年又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再度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萧军这都是十分自然的。此番重来,开始时仍沉醉于延安自由的空气里。于是,延安人每天早晨都可以听到从兰家坪山脚下传来的歌声.那是萧军和另一位画家张汀,一个男中音,一个男高音,在一起合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那舒展自如的歌声里仿佛有只自由的精灵在飞翔。萧军甚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亲自设计、定做了一件俄国式的衬衣(“鲁巴式克”),紫重色的,绣上白色的花边,胸前还扎上绿树枝的图案,真是漂亮极了。这一切都使得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显得很特别,这种特别其实是孕育着危险的,萧军却毫无知觉,继续无忌地使着他的野性子。以后成为胡风分子的刘雪苇至今也还记着一件事:一天,他从张闻天那里出来,见警卫连的战士和萧军吵架。近前一看,萧军正在甩大衣,要打架了。问起来,原来是萧军认为当他路过时,有战士在山上讽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这回他要找那个战士“决斗”。刘雪苇认为这件事表明萧军没有“不屑与大老粗斗”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留恋于“血气之勇”,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吧,但在强调与工农相结合的延安,却是够“出格”的。但萧军却要求入党了,并且与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有过一次意义重大、意味深长的谈话。彭真问他:“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萧军一口回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这里所展现的是集权的,秩序的,规范的要求,与“流浪汉”个体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之间的冲突,它几乎决定并预示了萧军今后的命运。萧军也逐渐发现了他与延安的某些不和谐之处,并再次产生了“离去”的念头,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又留了下来。萧军还写了《论同志之“爱”与“耐”》,作为“意见”交给毛泽东,其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间的“说服,教育与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但12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毛泽东对萧军其人其文前后态度的不同,其实是更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的内在矛盾的。作为一个反叛者,一个精神探索者,毛泽东显然是欣赏萧军;但当毛泽东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并要求维护这种秩序时,就很难再容忍萧军这样的永远的反叛者。萧军在延安时期发生的种种冲突,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最初的冲突,是由于王实味事件引起的。王实味事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被认为是由谁(“党”还是王实味这样的“知识分子”)“挂帅”的原则问题,自有一种特殊严重性。萧军本与此事无关,是偶然跟着别人去参加批判工实味大会,看到会场上多数人围攻王实味一个人,就当场喊了起来,在会后路上仍无顾忌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番话被汇报上去,就成了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萧军立刻写了说明真相、表明态度的《备忘录》,上交毛泽东,还拿到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这就犯了“众怒”,据说有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了一场大舌战。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大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话未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军拍案大怒,说:“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依附你那个‘牛’;你那‘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_^拉、蛋、倒!”喊完即拂袖而去。到1943年,萧军因与所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到延安乡下当了农民,过起不受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了延安。这样,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

    

  抗战胜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萧军随大军回到东北老家,也算是“衣锦荣归”吧。他在哈尔滨一地连续作了五十天群众性演讲,一天一场、两场以至三场,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又在中国东北局宣传部资助下,创办了鲁迅出版社及《文化报》,自任主编,报纸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却不想危险已经向他逼近。也有好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一语道破了实质:这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时代,任何独立于党之外的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都会被看作是向党“夺权”:领导群众之权。前述毛泽东所说的“谁挂帅”,讲的就是这个原则问题:萧军与王实味所犯的是同一个大忌。何况萧军无论在演讲与报纸发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传他自己那一套:“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认识以至主张强加于人”等等,这都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这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权威的时代,轻则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在争夺话语领导权。天真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者的萧军自然不会懂得(想到)这一切,但他却要为这“不懂”付出代价。1947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名叫《生活报》。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用纯白报纸印刷的,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萧军的感觉中,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同时得知这家报纸是由中国东北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30年代“国防文学”派的剧作家宋之的。《生活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其矛头所指是再清楚不过的,这是一次出示“黄牌”,也是萧军朋友所说的“反夺权”的信号。但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萧军却仍然读“不懂”向他传来的明白无误的信息,还是以他所熟悉的“五四”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理解与处理他与《生活报》的冲突,仅仅看作是宋之的等个别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并立即进行反驳,希望通过正常的争论来明辨是非;而根本意识不到宋之的们所代表的是中国一级党组织的意志,要求他的是无条件的服从与自我改造,而不是争辩,和同时期的胡风犯了同一性质的“历史性错误”。萧军既不听招呼(尽管是由于不懂),接着来的便是无情的公开揭露与打击:1948年8月26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一一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而不往非理也》,文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以及萧军写于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旧体诗中“萁豆之煎”一语,给《文化报》及其主编萧军戴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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