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办报，所有的报人都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国情，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新闻管制体制。在中国办报，如果不能处理好新闻追求与政治边界的关系，就会严重影响到一张报纸的发展前途，乃至生死存亡。
比如内地的一些机关报，因为受各种政治框框的限制，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报业改革二十多年了，还是从前机关报的那张老面孔，在这些地方，都市报们一出来，就迅速把他们打垮。象这样的报纸根本无法建立起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即使有的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一旦放弃新闻的追求，也会丧失已有市场。比如南方某报，以前发展得很好，但因为换了思路，很多新闻不做了，发行、广告和报纸的影响力全面下滑。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新闻追求。
另一方面，完全无视现实的政治要求，脑子里没政治，眼睛里没上级，报纸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比如去年被封杀的21世纪环球报道。血淋淋的现实历历在目。
所以，放弃新闻追求是死，无视政治边界也是死。前者是慢慢地憋死，是自杀；后者是一棍子打死，是他杀。死法虽不同，结果都一样。
决定一张报纸成败的因素很多，比如说资本投入、市场定位、管理团队、市场操作等等，其中在操作上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新闻追求与政治边界的关系，办好一张报纸，就必须掌握好它们之间的分寸。
一、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办报环境和市场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成就巨大。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分化，其中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政治、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迟缓，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表达方式基本还是二十年前的老一套，这就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剥离。最明显的例子是新闻联播头二十分钟、人民日报、各地机关报的头版等新闻，他们所用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与一般老百姓所习惯的完全不同，因此“跳过头条”、“翻过头版”成了不少市民的习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两张皮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在当代中国，报纸一开始是政治的一种附属品，报业改革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革的节奏基本合拍，总体上可以用一句话表达，就是由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
在计划模式下，国内的报纸在性质上叫“机关报”，由各级党和政府来控制，功能上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工具，报纸做的事情也不叫“做新闻”而叫“搞宣传”。机关报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呢？计划拨款、公费订阅、行政摊派。机关报最显著的特征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一切以领导为中心。
在中国报业向市场模式转型时，它的党属性质、喉舌功能仍然被突出和强调，但行政拨款大都没有了，要求报纸面向市场自己求生存。
市场模式下的报纸是什么特征呢？性质上是市场报，功能上要表达全社会的多种声音，从而形成了报社自己的声音。表达方式就是做新闻，要按新闻规律和新闻的标准来做。生存方式就是自负盈亏，要把内容做好以吸引读者，进一步吸引广告商，实现市场价值。所以市场模式下，报纸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要对下负责，对读者负责，以读者为中心。各级领导也变成了特殊的读者，是读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现在我们所有的报纸或多或少都兼具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下的这两种特征，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国内报纸都具有“双重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要做喉舌，做宣传，甚至字号多大、放在几版，上级主管部门都有要求，当然还有许多这不准做那不准做的禁令；另一方面呢，一分钱不给，报纸有没有人爱看你自己搞掂，市场你自己去面对。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和逻辑好讲。“双重人格”和“双重特征”就是国内报纸面临的最大现实。
总体上讲，目前的报纸包括周报都处在从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的转化过程当中。沿海快一点，市场化程度高一点；内地慢一点，计划色彩更重一点。当然也不绝对，比如成都报业就比上海报业开放得多。广州、成都，以及稍微晚一点的北京，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全国还有一些二级市场，经济没那么发达，比如南京、昆明、西安、重庆、沈阳，包括武汉，许多城市出现了残酷的竞争，报纸卖到1毛钱一份，广告两三千块钱一个整版。在媒体还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时，因为恶性竞争，少数城市的报业已经陷入了全行业亏损。
上海是全国报业市场的最后一块肥肉，市场开放得比较慢，现在的政策门槛还比较高，报业运作的水平总体较低。从去年开始，也慢慢热闹起来了。许多社会资本都想到上海来抢滩。去年《东方早报》出来了，上海《青年报》也有人投资改版了，今年还有两个经济类的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在运作，大约在十一月份左右上市。估计今后两三年，上海会成为报业市场的新热点。
全国的周报市场，除了分众类的报纸外，综合类的一开始走的大都是休闲娱乐、风花雪月的路线。这些报纸在都市报日报繁荣以后，特别是进入厚报时代以后，空间越来越小，因为都市报和一些日报什么都做，挤占了周报的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也是从文化娱乐起步的，但他们在90年代中期转向时政新闻，从而开创了一个新闻周报的巅峰时代。
为什么南方周末转型以后能做到那么大呢？办报人有头脑有眼光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市场角度看，中国时政类新闻的巨大空间及中国读者对这类新闻的巨大需求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方面的新闻资源非常多。另一方面，读者对这类新闻的关注度高，因为时政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还有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都是国计民生。从鸦片战争以来，这种民族情结一直保持着惯性，很多中国人有关注时事的热情。
90年代后期国内新闻周刊的勃兴，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存在。近些年国内新闻周刊不断有新面孔出现，而且大都活得还可以。这些新闻周刊的新闻定位与《新周报》非常接近，目前在国内，周刊的规模都还不大，主要原因可能是价格较贵。在国外作为消费新闻周刊主力的中产阶层，在中国还在形成当中，还不太稳定，所以有些很贵的杂志老百姓消费不起。但是报纸价格便宜，很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关注改革开放的这个人群来消费，所以南方周末的崛起和普及不是偶然的。
这次知音集团投资办这样一个周报，可以说是定位准确，市场空间很大，所以我说《新周报》前途无量。
但是，《新周报》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特征。虽然不是机关报，但还是国有资产，也姓党。因为按目前的国家政策，刊号仍然是政府控制的资源，所有的媒体——不管谁投的资——性质上都属国有资产，投资者只是负责具体经营而已。像成都的《商务早报》原来是民营企业家投的资，后来托普集团又注资几千万接管，但在2001年当地政府说关就关了，并不以资方的意志为转移。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新周报》不是机关报，所以我们有更鲜明的市场趋向，我们要更坚定地追求新闻的价值，但同时，我们也一定要遵守政治体制既定的游戏规则。“双重人格”是所有国内媒体包括《新周报》与生俱来的原罪，在夹缝中成长是国内媒体的生存现实。我们无法选择、无法摆脱，就只有坦然面对，在如何处理上好好下功夫。
二、新周报人的新闻追求
《新周报》是一份以时政新闻为主打内容的综合性的新闻周报，它以深度报道见长，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全方位调查，尽可能还原事件的真相，为读者展示事件背后的丰富内容，为理解新闻事件提供新的视角。《新周报》将是一份有深刻影响力的全国性大报。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南方周末，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报。
因此，《新周报》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体制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要关注社会发展各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法制与人权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冲突与突破，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问题，市民社会、百姓生活的新形态、新要求等等，同时也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新闻是新周报争取读者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新周报》一定要做新闻，这一点雷打不动。剩下的只是做什么样的新闻，以及更具体的怎样做新闻的问题。这里我重点谈谈《新周报》要做什么样的新闻。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报业对新闻的追求有一条比较清晰的变化轨迹。新闻理念的变化与报纸形态的变革也有大致相应的关系。
在“机关报”时代，我们的报纸只有“宣传”，没有“新闻”。报道的核心内容是各级领导的各种活动。80年代初晚报兴起，晚报们放下架子，改变面孔，开始关心市民生活，街头巷尾家长里短，对读者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和力。新闻的取向是“贴身实用”。
到90年代中期，都市报崛起。都市报们对传统的政治性新闻嗤之以鼻，而把社会新闻作为自己的旗帜，强调新闻的好看、可读、故事性和趣味性。凭借前所未有的新闻力度，都市报在各地市场攻城掠地，迅速窜红，成为当地媒体的主角。
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随着经营理念对新闻理念的渗透和影响，“主流报”的形态开始在各地崭露头角。主流报纸大都靠广告收入生存。广告主关心有决策权、有消费力的读者群的阅读取向。因此，报纸光做得“好看”、“可读”是不够的。这也是一些品味不高的都市报在广告量和广告品质上总也上不了档次的根本原因。
主流报纸要关注社会主流生活，吸引社会动力人群。因此，在新闻理念上“主流报”不仅追求新闻的可读、实用，更关注新闻的社会影响力。我们注意到，在各地自称是“主流大报”的报纸，在关注的新闻上，不再简单地排斥政治性新闻，而是有心从中挖掘出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角度和内容，包装放大。除了对新闻事件的一般性报道，也开始关注新闻背后的深度挖掘。可以说，主流报是对前几种报纸形态的整合，是对都市报晚报的否定之否定。
以上说的虽然是日报，但国内周报新闻理念的发展脉络也是大同小异，由风花雪月、休闲娱乐到时政新闻的深度报道，真正成大气候的还是那些有影响力的新闻。
新周报要做什么样的新闻呢？
回答是，新周报要做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
新周报是有品味、有档次、以中高端人群为目标读者的全国性大报。所以我们不能只关心街头巷尾的鸡毛蒜皮。当然重大新闻也可能从鸡毛蒜皮的事件开始，我的意思是，做任何新闻，都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细枝末节上，只关心鸡毛蒜皮，觉得只要好看、故事性强、有可读性就够了。对新周报来说，这不够。新周报要关注更深层的东西。如果这条新闻挖掘不出更深层的内容，读完就完了，没有回味、联想和开掘的空间，它在新周报的版面上就占不到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明确的编辑指导思想。
那什么是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呢？
我们说，所谓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就是那些能够触及体制矛盾，引发观念冲突，揭示法律空白，关切利益分配，或者能够开辟社会生活新领域、新模式，能够令人回味、促人思考，提供理解新角度，启发新的可能性的新闻。关注这类新闻的核心人群，是社会动力阶层，即有话语权、决策权和消费力的社会阶层，俗称“四有新人”(有知识、有财富、有权力、有未来)。报纸就是要通过影响这些人来影响社会，而能够通过影响这些人来影响社会的新闻，就是我们说的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这类新闻与一般新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它的深度。
如何判断一条新闻有没有深度、有没有影响力呢？我举两个例子。
在广州一到春天下雨，林子里就长出很多蘑菇，民工摘了吃，结果经常毒死人。有次报社接到报料，说有人吃毒蘑菇倒了五六个，医院的救护车接到120赶赴现场，一看是民工，就支吾了几句扬长而去，没有立刻去救。事情曝光后，全社会一片哗然。各大报纸穷追猛打，质问救护车为什么不救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批评报道。到此为止，我们说，这还只是一条一般性的社会新闻，尽管它一时间是那么轰动。
后来有的媒体没有停留在对医院的大批判上。他们对医院为什么不愿救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广州各大医院因为遵照救死扶伤原则先治病救人，而导致的病人稍好就走单、或“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类事情很多，积累的呆账、死账多的一年八九百万，少的二三百万，医院也是一肚子苦水。医院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经营上的压力与救死扶伤的特殊使命常常有直接冲突。医院不救人肯定不对，但只要求医院救人而解决医院的困难就对吗？有病必须抢救但又没钱，谁该为这部分人买单？这就不是医院的道德问题，而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体制性问题。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可以由政府倡导建立特种基金来解决这个难题。
新闻做到这里，就越过了简单的道德批判层面，深入到了体制，为找到问题症结，推进改革，解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我们说，新闻做到这个深度，就可以说是有内涵、有影响力的。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武汉。大概是90年代初吧，几个香港商人到武汉公干，急急忙忙上出租车时把一个重要的密码箱忘在了路边。等发现时再回来找，已经全无踪影。箱里有几万元人民币现金、外币、高级相机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份价值过百亿的合同。据说这合同要是去银行或公证处挂失，挂失费用过百万，而这合同对一般人是没什么用的。港商在当地所有的媒体上登广告，表示愿意把箱中所有的人民币、相机等等送给捡到的人，只要把合同奉还就行。港商也报了案，当地警察全城出动，忙了几个月，自称捡到密码箱的电话也接了不少，但最终没有一个人出来认账，港商只好自认倒霉。
这是一条很轰动的社会新闻。但到此为止，它也只是一条一般性的社会新闻而已。篇幅再多，也还不是深度报道。这条新闻只有放到一个特殊的背景中去分析，才能挖掘出其中的新闻内涵。这个背景就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提倡的学雷锋“拾金不昧”的道德传统。
我国已经提交人大审议、估计明年出台的《物权法》一直很受各方关注，原因主要是两个，其一是关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其二是对“拾金不昧”的法定奖励。《物权法》规定，拾金不昧的人有权从丢失东西的人那里得到一定比例的奖金。与此同时，如果“拾金而昧”，这就不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犯法，要追究法律责任。
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拾金不昧”是不能要奖励的，一要奖励特别是物质奖励，就不那么高尚了。因此，《物权法》对“拾金不昧”的法定奖励，是对传统道德的一次背叛。为什么要摒弃这种道德上的高标准、高要求呢？武汉事件就作了最好的注解。
提倡“拾金不昧”的原始目的，只是为了让失物能“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但过分强调“拾金不昧”而不能要任何实际好处，结果往往使事情走向反面，使现实中许多想从中得到点实际好处的人“被迫”拾金而昧，从而意外地使失主蒙受更大的损失。“武汉事件”中捡到密码箱的人怕受道德上的指摘，怕承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可能担心自己会被警察抓起来(让警察瞎忙了几个月徒劳无功，数额又如此巨大)。因此，即使他并不想让港商受这么大的损失，但实际利益的选择是他只能让港商受更大的损失。这就是过高要求的道德引出的悖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物权法》对“拾金不昧”的法定奖励才显示出革命性的意义。
如果我们对“武汉事件”这样的社会新闻能够作出类似的解读，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有深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
一般而言，重大新闻事件总是内涵丰富、新闻空间很大的，比如南丹矿难瞒报事件，比如孙志刚案与收容制度的终结等等。其中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许多盘根错节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我们的记者编辑去发现。我们靠什么去发现？除了勇气和胆略，更重要的是头脑和思想。
因此，新周报的采编人员需要拥有的不只是良好的文字功底和熟练的采编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一事当前，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去发现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思想、有头脑，是我们能从一般新闻事件中发现丰富内涵的最重要素质。
我们对新闻的追求也是一种思想的追求。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追求。有内涵的人，才能做出有内涵的新闻，办出有品味的报纸。
三、新周报人的政治分寸
新周报人一定要有明确的新闻追求，同时也一定要有恰当的政治分寸。如何把握好做新闻时的政治分寸，我讲三点：
第一、对报纸的性质要有清醒的认识。
《新周报》虽然不是机关报，但也是我党的报纸，至多类似于民主党派，也在我党的领导下。《新周报》在性质上属国有资产，业务上受各级宣传主管部门的指导。老板还是共产党，上级就是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等等。老板的话、上级主管部门的招呼，原则上讲是一定要听的。
《新周报》不是什么另类出位的报纸，必须靠站在体制外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指手划脚、批评监督才能显出自己的力量。《新周报》不是，我们不在体制之外。《新周报》是社会主流生活中的一种力量，一种声音。《新周报》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并立志于推动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为改革开放鼓呼呐喊，为社会进步推波助澜。在大的目标上，与党和政府是完全一致的，站在一条战壕里。所以，我们决不要把自己定位成边缘化的、体制外的媒体，我们不要有“边缘心态”，而要有“主流心态”。
第二、新周报关注的新闻类型。
新周报要做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但有影响力的新闻不只意味着批评报道、舆论监督和揭露社会阴暗面。这样的新闻毫无疑问我们要做，但我们决不要把自己限制得这么窄。
社会生活是很丰富的，有很多领域、很多方面、很多层次，因此我们可以做的新闻从性质上看也是各种各样的。批判揭露的可以发人深省，正面弘扬的也会可歌可泣。另外还有许多新生的、处于灰色地带的、看不清的、需要争鸣探讨的新闻事件也可以做。
比如前一阵有条新闻，说沈阳破获了一个“情人交换俱乐部”，抓了些人送交法庭审判。从道德上讲，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可这种行为。但从法律上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那些参加“情人交换”的人大都是律师、医生、工程师和白领，在社会上都算有头有脸。他们的行为肯定不是卖淫，因为不涉及金钱。也不是强奸，因为都是自愿。说聚众淫乱也不像，因为干活都是一对一的。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么干的权利呢？他们的行为到底是违法还是仅仅违背了道德呢？这在法律上是有很大争议的。这实际上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两性关系上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处于道德与法律交界的灰色地带。它肯定违背当今社会的主流道德，但是不是违法就没那么简单。
还有一些事件从性质上看是正反交织的，综合的，复杂的。比如木子美事件，她的举动骇世惊俗，按传统的眼光简直是耸人听闻、恬不知耻。但也有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对男权社会的彻底颠覆，对性权利的充分享受，对性神秘的彻底解构等等。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类型的新闻。
总而言之，不要一根筋，眼里只有批判和揭露。有些记者编辑思想很有锋芒，胸怀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对体制弊端有切肤之痛，但长期在体制外漂荡，游走于江湖，形成了一种“边缘心态”，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站到我党的对立面上看问题。我想抱这种心态做思想家、社会批判家，关起门来著书立说可以，在报社做新闻就有点危险，需要作点调整，要更开阔一些，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偏激。看待社会的眼光要更中性更客观，这有利于我们做好新闻，把握好分寸。
第三、把握好政治分寸的几个要点：
首先，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做的决不要做。比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不能允许的。再比如保密法规定不准报道的等等。
其次，宣传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决不要顶风硬做。这是铁的纪律，来不得半点含糊。不准报就是不准报，要令行禁止，不要硬往枪口上撞。南方都市报去年年底违规报道第二轮非典病例的出现，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对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看到了。
最后，对敏感话题的自我把握。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一点，我多说几句。
民族宗教问题、主权外交问题、民主人权问题、历史敏感问题等等一定要慎重。上级不会事事发通知，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有自我把握的意识。
主管部门领导的顾忌、好恶、命门要当心。比如广州日报从不说深圳好，别的报纸可以说，但广州日报说不得，因为广州市的一些领导特别忌讳说深圳好。虽然这些东西摆不到桌面上来，属于“潜规则”，但“潜规则”也要了解，要遵守，否则出什么事是很难说的。
重大题材一般都属敏感话题，事件爆发时上级主管部门常常还没有通知或“说法”下来，怎么报道就需要报社自己作慎重的政治把握。在去年2月非典爆发并引发全广州的抢购风潮时，广东省委宣传部一天三道金牌不准报道，而广州市委为制止事态的发展坚决要求报道，最后广州日报在头版以大篇幅报道配评论发出了“盐荒米荒纯属无稽之谈”的权威声音，半天之内全城抢购潮就止住了。广州日报在发稿时虽然有广州市委的支持，但省委宣传部在最后让步时也只准发一个篇幅不大的消息。广州日报敢于做大，就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发这组报道有利于控制事态的恶化，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百姓，都只有公开报道才是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报道出来之后也是上下都叫好。这里边有一个基本判断问题。而南方都市报在去年年底第二轮非典时抢报新的非典病例的消息，就是典型的只强调新闻，不顾及政治后果的案例。
对主管部门的现有规则、禁令等等，也有一个如何分析和把握的问题。宣传主管部门发禁令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只说什么不准做，不说什么时候可以开禁。而事实上禁令大都是有时效的。因为许多话题、事件只是当时的形势下不适宜报道，时过境迁情况变化了就可以报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认为只要是有过的禁令都不能报，那我们几乎没什么题材可以报了。因此，对禁令的时效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像刘晓庆事件刚开始发通知说不准报，半年之后刘出狱了，报不报？前后事情的性质不同，我们判断可以报，结果证明是可以报道的。这里边的判断需要一种综合的政治素质，不能随意。
有一种说法叫“政治家办报”。这话一开始是毛主席在1959说的。后来被一些人简单地理解为“守纪律、听话、听上级领导的”。我觉得这样理解“政治”或“政治家”十分肤浅，也不符合毛主席说话时的原意。毛主席在和吴冷西谈话时讲的“政治家办报”，原意是说办报不要书生意气，多端寡要，抓不住重点，而要像曹操那样“有头脑”。前天省新闻出版局的黄局长给大家讲课时也讲到，“政治家办报”的含义是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我觉得讲得很到位，不是简单的听话、跟风、服从，而要按一定标准来分析判断，要“有头脑”。
事实上，你想简单地听上级的，在实际操作中也常常不好办，因为各级领导的说法和要求有时是不同的。像我上边举的例子，广州非典引发抢购时，省委宣传主管部门说不准报，市委说要报，听谁的？省委大一级，听省委的就一定对吗？所以想听领导的也得要通过自己的脑子判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三个代表”，或“三个有利于”，要从大局上去判断。政治标准不是一个外在的、僵硬的东西，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脑子里，通过我们的判断才能起作用。
同志们，新周报是一份前途无量的报纸，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追求有影响力的新闻，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政治的分寸。不仅是报社的领导层，我希望每一个采编人员都有这个意识。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新周报一定能以自己独特的的个性赢得读者，赢得市场，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报！谢谢大家！（来源：新周报，主讲人为《新周报》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