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胡耀邦六进藏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1 次 更新时间:2011-12-14 16: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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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 (进入专栏)  

  

  今年的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6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别刊发胡德平撰写的此文,作为对胡耀邦同志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风范的敬仰与怀念。

  

  一进藏区

  

  胡耀邦同志第一次走进藏区,初识藏族僧俗群众,是在1935年的长征路上。那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一度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还获得了长达三个月的行军、休整、走过茫茫草地的时间。

  1935年8月,在红军草地行军间隙,彭雪枫、冯文彬、张爱萍和胡耀邦不期而遇。总政巡视员冯文彬来部队慰问视察工作,随身带来一口袋藏胞晒制的肉干,四人在一块干燥的高地上席地而坐,分享美食,仰望天空一轮明月,诗兴大发。张爱萍首吟一句:“牛羊肉干邀明月”;胡耀邦接道:“水乡泽国无酒喝” ;彭雪枫第三句:“该请老乡杜康来”;冯文彬收尾:“打倒老蒋醉弥陀”。四人吟罢,相视鼓掌大笑。该诗每人一句,脱口而出,不讲音韵,没有格律,面对死亡,竟如此豁达,有如此情趣。当时藏族同胞的一块肉干、一坨糌粑都可能救活一条生命,一饭之恩永记红军将士的心间。

  余建亭同志曾为毛泽东和海伦·斯诺女士做过三次翻译,以后分别在抗大一大队、军委组织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和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据他转述,耀邦同志在甘孜、阿坝藏族地区为红军筹集过军粮。解放初,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在西南工作的同志们:当时革命的重担压在这些地区的藏胞身上,他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又说:红军北上时,也有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些对不起藏族同胞的事情。“文革”后,耀邦同志见到一些藏族同志及代表人士也说过类似的话:“对不起了,那时没有办法……”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鉴于红军在甘孜、阿坝地区掉队的人员不少,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志和女同志也需要关照,彭德怀同志提议并指派耀邦同志做红军后卫部队收容队的工作。父亲的秘书李汉平同志给我转述过父亲的这段经历。我也有些记忆,父亲曾说过,杨至诚将军就在收容队里生活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5日,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党委在广汉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贺龙、王维舟、周士第等军区领导和兵团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刘忠军长传达了向西康进军的战斗命令,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代表兵团党委在会上号召:

  党把解放西康、建设西康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六十二军了,你们必须去!必须马上去!那里有三百五十万人民还呻吟在反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迫切要求我们去解救他们。西康有四十九个县、四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它的面积等于三点七个福建省,四个半浙江省,比四川省还大四分之一,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西康与西藏、云南同为祖国西南边疆重地,需要有一支坚强的边防军,保卫我们神圣的国防。那里有丰富的矿藏、广阔的草原和望不尽的原始森林,是我国未来的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你们必须作长期打算,在解放全康之后,安下心来,既是一支光荣的边防军,又是建设西康的工作队,把荒凉落后的西康,变为文明美丽的西康。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要有对我们事业无限的忠心和大无畏的勇敢,要准备进行长期的严重的斗争,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所有的干部要以身作则,随时随地团结带领群众,去创造为人民的光辉灿烂的史绩……

  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共产党人的觉悟,耀邦同志对藏族人民充满着感情,对于祖国每一寸神圣领土都怀有一种无以言表的责任感。据亲历者当时的记忆,贺龙、王维舟、周士第和耀邦同志对六十二军官兵的动员 “像火一样的讲话,雷霆般的号召,燃烧和激励着每个战士的心”。

  

  二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二次接触藏族同胞,处理藏族事务,是在1950年。他当时在四川川北行署工作,当时无四川省,只有四个区行政公署和直辖市重庆。川北行署西部的平武县和青川县生活着藏族的黄羊、白熊、虎牙三大部落,四千余口人。今天的四川王朗熊猫自然保护区就在这里。藏胞的生活很苦,国民党政府又诱使他们铲除青稞、洋芋、荞麦,改种鸦片烟,不少藏胞也吸食起毒品来。

  1950年5月30日,川北行署筹备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确定平武藏区两个代表名额。但藏胞思想顾虑很大,怕出远门,怕回不来,又怕到了外面吸不上烟土。耀邦同志听说以后,告诉平武县委:藏胞来开会,可以带烟土。他们吸食毒品是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愚民政策的结果,今后我们共产党有责任帮他们把烟戒掉。

  这次会议,行署决定免去藏胞三年公粮,贷粮30万斤用于发展藏区生产,同时告诫他们,藏区的烟毒一定要禁绝。耀邦同志还希望藏民从畜牧、粮食、养蜂、打猎、挖药五个方面发展经济。

  行署的决定使平武藏区欢腾雀跃起来。往年短暂的夏季一过,很快就是满天飞雪的天气,无人从事生产。但今年这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妇女织麻布、毡子,小孩牧羊喂猪,青壮年男子上山打猎。平武藏区还办起了第一个牧场,有专门牧工放牧。一个建设平武新藏区的热潮萌动了。

  1950年7月30日,川北行署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区政府委员会”。1951年3月,川北召开首届劳模大会,耀邦同志还特别强调,在藏区建设上,一定要执行有关生产、贸易、卫生、禁毒、文教五项方针。会上四个藏族劳模情不自禁地跳起“锅庄舞”,边跳边唱:“麦芒左征(人民领袖)毛主席!牢青格(伟大的)朱总司令!协绕月登巴(聪明的)胡主任(胡耀邦)!”

  当时,耀邦同志也不是没有可能进藏的,他所在的十八兵团下辖的六十二军就有进驻甘孜、阿坝藏区的任务。但一位领导干部说了些不利于汉藏人民团结的话,毛主席听到后,立即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严禁他进藏卫边!耀邦同志牢记此事,每言及此,总感慨不已。他对不讲条件、带病工作的老战友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以及他们领导的进藏十八军,充满敬意。

  由于有这一段工作的经历,耀邦同志对兄弟民族的习俗、文化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了一定的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听他讲过一句趣话:“我们汉族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民族同志却说‘孟获七擒诸葛亮’。”他说话的口吻十分平等。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都是中国文化,各有各的荣誉感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大有楚弓楚得的包容气度。

  1973年,我从西藏征集文物回来,给他讲述了西藏一些风土人情,其中一例是藏南的门巴族妇女身后都背一张小牛皮。她们都自豪地说,这是文成公主送给她们睡觉御寒的。他听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的两个弟弟还没结婚,他脱口一句:“若有个西藏儿媳妇,我也欢迎呀!”

  那年,我和几位老师一直走到藏南的兼则马尼,该地区就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一点。那里风景真好,就是阴雨绵绵,难见晴天,我军有一个加强营在那里驻守。战士们告诉我说,这里战备很紧,生活艰苦。但他们都记住了一位总后首长,他叫李雪三。因为他视察过这里,亲身感受到印度洋的湿气在这里形成的大量降雨,因此特批给这里的战士一人发一件雨衣。父亲认识李雪三,他除了称赞李雪三同志工作深入之外,还表示,一个人若有自己的工作,还能经常出差外地,丰富自己的知识,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我理解他的心情,当时他还蛰居家中,没有任何工作可干。

  耀邦同志二进藏区,严格说他并未直接去过平武县的藏族部落,但区行署的工作进了藏区,且时间不短,我想也可算作他一次走进藏区的记录吧。

  

  三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三次走进藏区是在1980年5月,他和万里、杨静仁等同志飞抵拉萨,落实中共中央批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的西藏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烈破坏,其破坏程度还远过于内地。原因何在?对一个还处在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我党或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或以革命暴力手段进行民主改革,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我党不得已采取了后一种方式。问题出在民主改革以后,国内形势要求西藏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完全采用内地的方法组织人民生产、生活,划分阶级,开展阶级斗争。这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所行政策处处碰壁。所以当时的西藏,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宗教生活基本停止,整个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耀邦同志此次进藏,据我所知是有思想准备的。首先,他认为首都北京与西藏及全国各地的情况均有巨大的自身特殊性,尤其是西藏。其次,他认为汉藏人民没有民族矛盾,矛盾反映在干群关系上。第三,川北区党委民族工作的经验对他有帮助。第四,他认为对宗教应有不断的改革。1959年他就说,这种改革应叫“宗教还原”,“就是还原到宗教本来的面目上去”。第五,他相信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第六,他同意邓小平同志的论断,“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当然更重要的思想准备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取得的治党治国的共识。

  胡耀邦、万里到西藏以后,为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座谈会精神做了大量工作。耀邦同志对西藏工作讲的六条意见和他来前的思想准备一脉相承。这就是西藏地方的自治权应该名符其实,必须放宽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一切从实际出发。万里同志原计划还要亲到亚东边镇,向印度等国宣布开放边贸、边民自由往来的政府声明。

  1984年,耀邦同志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对西藏问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他认为否定西藏和内地的同一性和其特殊性都不对,尤其是它的特殊性。别的不说,就是其自然地貌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其一。其二,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历史痕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其三,对历史悠久的藏族的民族心理要特别研究。其四,宗教信仰在藏民中有长期深远影响。其五,世界舆论关注此地,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总想插手其间。

  耀邦同志生怕一些干部不能把中央的政策和西藏实际结合起来,思想被束缚禁锢不得解放,有无穷的担心和禁忌,心神不宁,总在嘀咕现在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不是会削弱?宗教影响是不是愈来愈大?会不会出现新的叛乱呀?耀邦同志认为,如果把这些问题“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知道耀邦同志到西藏之前的思想准备,及1984年他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针对西藏干部心中疑虑的解答,我认为有助于了解他1980年在西藏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四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四次走进藏区,是1983年7月到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恰卜恰镇进行视察。他向海南自治州发出“站在四个前列”的号召:即在全国三十个自治州里,“站到民族团结的前列”,“站到发展经济、发展牧业经济的前列”,“站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列”。他到了淌河公社甲乙生产大队,走进藏族牧民塔兴加的帐篷,详细询问了牧民的牲畜和生活情况。还特意问到藏族妇女身上的装饰品及藏刀、藏靴的供应问题。

  在视察海北自治州时,耀邦同志对三十四岁的藏族县委书记桑杰的成长格外高兴。他希望以牧为主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都要懂得牧业,什么叫冷冻精液?什么叫品种改良?他希望地方领导都要重视草场建设,固定草场使用权,对群众“一是指导生产,另一个是指导生活,指导少数民族群众真正过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怎么指导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呢?7月31日,他在西宁市的胜利饭店向省领导干部发表了“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的讲话。他说:能源方面要向水能、风能、太阳能要能源。青海地方的房屋建筑要改进,那种薄顶、薄墙、单层窗的老式房屋,不适合青海这样的高寒地区。一定要利用好青海五亿亩的天然草场,并为从何处打开“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门路而筹谋出路。在青海,他第二次发表了这种见解:“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势必要转移到大西北来。”

  从五月到八月,耀邦同志陆续考察了新疆、甘肃、青海三地。他看到地处祖国西部地区诸省、区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进展,连贫瘠、干旱、高寒、穷甲天下的西北都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深受感染,并对党的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更加充满信心。在耀邦同志看来,大自然给人类的赐予无处不在,只要党的指导思想对头,那么一个“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繁荣昌盛的祖国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1984年,他应青海同志的请求,为黄河源头题了字。

  

  五进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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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1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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