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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3 19:5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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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之春：“救亡压倒启蒙”与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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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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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身上，先天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他们对百姓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常常以百姓的代言人自居。进入到近代社会后，面对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变化的时代，面对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实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士人的这种悲天悯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国民的愚昧落后，缺乏个体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启蒙。然而，由于传统思想的限制以及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形势，以及缺乏发达的现代商品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当时中国很难产生出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时很难不发生变异。当时知识界的主流一开始就把启蒙当作的救亡的手段，把个人的自由当作实现国家的自由即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中国的启蒙事业一开始就产生的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向性迷失，一开始就具有的急功近利和工具主义的特征，注定了它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在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由和启蒙思想贡献最大的要数严复了。严复早年毕业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1875年至1877年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他精通西文，在英期间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回国后他长期任教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但在很长时间内他并没有发声，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他才开始登高一呼，翻译出大量的西学著作，对传播西方的自由和启蒙思想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连我们一向视为“蕞而小国”的日本都后来居上，把我们给打败了这种现实，他发出了一声狮子吼，认为中西方根本的差异就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应该说在这个时代对西方的自由和启蒙思想理解得最为透彻、最得到其真谛要数严复了。然而，他又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浸淫的士人，传统的伦理本位、家族本位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这些因素使得他在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时悄然把传统的东西给糅合进了，使之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异。他把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强调“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凸显了个体自由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意蕴。他将“自由”作了“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的区分，并认为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群自由”急于“小己自由”。他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他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他甚至表示：“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在他这里，处于本位的仍然是国家和社会，而不是个体，之所以需要个体的自由，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身贵自主”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贵自主”的手段。然而，把个体本位抽去了，个体自由没有了保障，可以为了国家的自由限制甚至牺牲个体的自由，而个体的自由一旦丧失，社会发展的活力也同时丧失了，国家富强的目标又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论还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看，这种思想的误区都是值得反思和清理的。
相比严复，后来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又一先驱胡适的思想无疑要健全、理性得多了。在当时中国“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的巨大声浪中，他清醒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18年，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文，他借着阐述易卜生主义，向青年一代呼唤个体本位、个性解放。他引述易卜生主张充分发展个性的话语：“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930年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又大声地疾呼：“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然而，他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主流，在整个社会态势上就像李泽厚所说的那样“救亡压倒了启蒙”，他的声音也就变成了空谷足音。
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士的传统相伴随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的传统。进入近代社会后，这种传统仍然沿袭了下来，并且与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民粹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后，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一股投身到农村教育、到民间去的潮流，平民教育、合作社一类的组织纷纷建立。在知识界，出现了对“劳工神圣”的推崇，对农民道德形象的羡慕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认为“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使启蒙的事业变得更加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后，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利用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却一落千丈，民粹主义的思想变得更加泛滥起来了。在毛泽东看来，“书读得越多越蠢”、“书读得越多越反动”，许多教授被要求“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的挖苦、贬损和蔑视，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这一历史时期，“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虚无主义十分盛行，知识分子非但得不到其应有的地位，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被说成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还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个极端的年代，知识分子普遍都遭到了厄运，但社会却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虽然这种极端的年代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制度造成的，但知识界的缺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样的年代，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已经成为不可能，他们只能够在匍匐权力的脚下；他们不但不能够说出真话来，相反还要为一些荒谬绝伦的政策进行学术和知识上的论证，为它们的出台进行背书，从而在一定程度对“极左”路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君不见在1950年代末的“除四害”运动中，不是也有科学家出来写文章论证麻雀是害虫，要予以消灭吗？在“大跃进”运动中，不是也有科学家出来写文章论证说亩产十万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吗？在这样的极权统治和知识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使得我们在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和盲区，而这种状况又使得那一套“极左”路线推行起来变得更加畅通无阻。
正因为中国的启蒙事业一开始就犯下的方向性错误，正是由于民粹主义思潮的不断干扰和破坏，时至今日，我们启蒙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误区中走出来，走上自由主义的正道来。我们必须确认人是目的，社会必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是为了个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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