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60 次 更新时间:2004-12-02 22: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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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进入专栏)  

  

  提要:本文预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两种可能后果。如果入世能催发中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宪政协商,入世会给中国在整体上带来深厚利益。相反,如果执政党能成功阻挡宪政协商的出现,在执行世贸规则上实行新的双轨制,则入世会对中国在整体上造成损害。双轨制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上的有损于效率的不公平,进一步将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制度化,形成道德沦丧,并增加使中国政治制度不稳定的社会紧张。

  

  近来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利益与代价的争论,有四种基本观点。部分政界人士和国有企业经理认为,中国入世将打破本地企业的垄断局面,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许多左派学者认为,入世把中国从制度上嵌入了一种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剥削处在外围的中国。而另一些关心底层民众利益的学者则认为,入世使政治权势利益集团和新兴资本家之间的勾结制度化,进一步加剧大众百姓的边缘化。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入世会激活新一轮制度改革,从而根本上改变经济与政治活动规则。本文将从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变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分析这些不同观点。

  

  正如张维迎在全球化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中国入世的利益与代价问题,须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分别进行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是损害的事却对私有企业是好处。反之亦然。不存在单一的国家利益或优势。许多无竞争力的所谓民族工业是国有企业。既然中国的私有企业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那些国有企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阻碍着私有企业能力的充分发育。因此,因入世造成这些国有企业破产会对私有企业有利。例如,许多学者和官员称,中国在汽车制造业没有竞争优势。然而,当政府放弃了在汽车制造业的垄断后,中国私有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汽车制造部门。一个明证是私有企业远大公司。它在十余年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最具竞争力的中央空调系统(资本密集度甚高的企业)制造商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是在...宪政规则(...政治垄断)下的政府政策变化过程。在给予...政治权力垄断和排斥分权制衡方面,中国的宪法http://www.quis.net/chinalaw)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类似。中国宪法与苏联宪法的差异之一在于,在序言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被当作在中国的权力构架的合法性的来源。虽然西方法律学者认为该序言没有法律意义,但此序言却显示,政权神授,而并不是来自于被治者的同意,也不是基于与被治者的契约。诸如Pilon(1998)等西方宪法学家们,会对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尤其注意。其一,实用主义。它设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程。因此,它更像一个中国股份公司的章程。其二,中国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民众批准的真正条款。它并没有指出公民如何加入或批准此影响深远的宪法。这就从根本上对中国宪法自身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最后,公民的全部权利由党政机关给予,但党政机关的垄断权力则来自于"神"---- 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这些不需要有法律根据。因此,Pilon(1998,p.355)称中国宪法为"无限政府的纲领"。

  

  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出现有影响的抵制宪法运动。人民的危机感尚不够强,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使得要求转变宪政规则的压力十分微弱,不足以引起对这种转变作严肃的思考。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主义游戏规则的"鸟笼"之内进行。改革被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劫持就不足以为怪了。

  

  正如Sachs,Woo和Yang(2000)所总结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是,对劳动密集制成品出口导向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进行模仿,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区域放权,以及双轨制。此双轨制(对不同游戏者,如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施以不同规则)一方面平滑了赎买既得利益集团的过程,另一方面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加以制度化。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以社会为牺牲而换取执政党利益的国家机会主义所劫持。

  

  规则制定者、裁判、规则实施者和游戏参与者是同一党政机关这种多位一体制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了。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追求的是党的利益,即使以社会牺牲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国家机会主义表现在政府控制私有企业进入重要部门并侵吞私有企业收入上。私有企业不让染指30个部门,其中包括银行业、邮电、铁路、航空、保险、航天、石化、钢铁、出版、批发、新闻等。私有企业还在另外十多个领域受到经营上的限制,这些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和旅行社(Huang,1993,p.88)。除此而外,对从事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网络、出版以及其它许多行业的企业实施的硬性许可证制度,断绝了私有企业的许多获利机会,引发了与美国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所有有权审批许可证的政府部门,在实行许可证经营的行业,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许可证由贸易部审批,而贸易部是中国许多贸易公司的最大东家。批发零售网络由当地政府的委员会审批,而后者拥有当地国有流通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就是促进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Mueller(1998)论述过国家垄断电信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意味着该部门的监管者、主要游戏者以及实施管理规则的裁判都是同一政府组织。国家机会主义由此而制度化,并阻碍经济发展。在中国,设立企业也有十分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度。除了海南省,企业都不能自由结社,也不能自动注册(Mao,1999;Pei,1998)。此外,对设立企业还有武断的有时十分高的注册资本要求。所有这些再加上居民户籍制度与住房和银行领域的国家垄断,为追求国家机会主义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正如Pilon(1998)所指出的,所有的自我交易当然是受到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持。

  

  国家对私有企业收入的侵吞始于50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Bai等人(1999)认为,这种侵吞一直持续到改革年代。一个一贯的原因是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论中对私有企业在意识形态上的歧视。他们论述到,国家侵吞在改革年代的另一种形式是攫取收益。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在其经济管辖范围内搜刮尽量多的岁入,设置了五花八门的税收和费用。1988年一份关于辽宁省私有企业的研究表明,光各种税收和附加就会拿走企业可见收入的63%。如果把名目繁多的收费也算进去,税收负担就更重。在如此重的税负下,私有企业除非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税,否则难以生存(China Economic Almanac, 1989, p.107)。十年之后的1998年,有关安徽省私有企业的一份研究指出,企业总税费加起来超过总收入的10%,许多产品的毛利润也只约占总收入的10%。加在私有企业头上的费用多达50多项,其中还有政府部门自己明文禁止的一些费用项目。此研究的结论是,"不想关门的业主,只有通过隐瞒收入来逃税"(Jilin Daily, May 30, 1998)。农民是农村苛捐杂税的主要受害者。在整个改革期间,政府作出过无数许诺,要减轻农民的苛捐和歧视性税负,但苛捐杂税亦然普遍存在。在一些地方,费用种类多达61项(Ding, Yan和Yang编,1995)。

  

  中国政府限制私有企业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加之国有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就形成了一种吸血机制: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将资金转移用作抵补效率十分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无底欠债(Lardy,1998)。

  

  中国自90年代开始模仿西方的法律。但在...宪法规则之下,这些西式法律,如1994 年通过的公司法和1993年通过的反不公平竞争法,不能得到实施。Yang(1998)注意到了公司法与...宪法规则之间的不协调,Mueller(1998,P.200)注意到了电信行业的国有垄断和反不公平竞争法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宪法框框内模仿许多西式法律是行不通的。这种宪制限制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只能走双轨制。这种双轨制造成的长期代价可能会超过平滑赎买权贵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利益。Sachs,Woo和Yang(2000)用许多例子说明过这一点。

  

  中国政府、美国和世贸组织其它成员之间耗时日久而又艰难的讨价还价,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它改变游戏规则。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精英们,看到了中国与台湾及其它自由社会在人均实际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增加了改变宪法的压力。中国人跑到美国、澳大利亚、南韩以及其它自由社会的非法移民不断增加,是这种压力的反映。来自于国内媒体和左派右派学者对腐败蔓延的批评,李慎之、茅于轼一类名人对政治改革的呼声,带来了可供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在推动改革上加以利用的政治力量。

  

  因此,入世谈判类似于小型宪政谈判,不被执政党所把持,而是执政党和其它独立势力之间的一场有关游戏规则的真正讨价还价。这有可能导致中国政府采用某些宪政规则,如公平、透明、确定、稳定、无歧视、可信规则、独立的第三方仲裁。中国现有的许多游戏规则是歧视性的。例如,政府的户口制歧视农村人;银行法和私有企业不能进入的行业清单歧视私有企业。证券市场管理也歧视私有企业。因此,中国入世不仅会激活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小型宪政谈判,也会引发中国公民对与经济和司法游戏规则相关的宪政规则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不可能垄断谈判过程,不可能将自己的改革政策强加在其它游戏者的头上。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开始学习如何与其它游戏者公平协商。

  

  WTO最大的变化,应该比四九年和改革开放要大多了,因为四九年只是执政党制定游戏规则,改革开放也是由执政党来制定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他们是不能公开参加讨价还价的。所以,游戏规则是单边的,没有讨价还价、公平形成游戏规则的过程。WTO是从49年以来第一次不是由执政党单方面决定游戏规则,而是说由执政者跟它不能控制的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讨价还价形成游戏规则。不是说它要什么游戏规则就有什么游戏规则,而是说别人要,它不同意也不行,它要强迫别人同意也不行。这个东西要比的话,很大意义上,应该可以说跟当年外国打进来加给中国的那些条约或者门户开放政策相比,尽管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段耻辱。因为这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不能自己单方面制定游戏规则。比如说,当时清朝政府可以要杀谁就杀谁,把德国大使也给杀了。它原来对自己的大臣,包括自己的丞相,都一向是可以要杀谁就杀谁的。它对外国人也觉得,我要杀谁就杀谁。而在外国,不是这个概念。你把大臣或使团的人杀了,人家会打仗的。当时的中国,又不愿意改革。很多制度,比如皇帝可以随意抄没财产、杀人,它不愿意改掉。外国人就跟清政府谈判,要它把一块地划出来做租界,在这块地上按外国的要求搞立法、搞法律为上。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太大,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改变你,但可以划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按我们外国的方式来治理。WTO其实是可以同这个相比的。清朝一直到1906年才发觉,其实人家不是非要侵略你,它是希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如果你把制度改好了,它可能会自动撤销租界。日本就是这样。日本明治维新搞改革,整个国家都是法治了,西方国家的租界也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些国家就主动提出来将租界取消了。那些治外法权都没有用了。但是,如果你不改,而且你又太大,它没办法强迫你,就划块地方它自己来管。这就象政治特区一样。现在这个WTO同租界比起来,不是只划块地方来做,而是整个中国都在改制度,类似当年门户开放的那些谈判。

  

  然而,执政党会尽力维持自己的政治垄断,阻挡真正宪政协商的出现。何清莲一类的学者关于入世会带来反面效果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政府对入世又采取双轨制,对外国人一套游戏规则,对国人又一套游戏规则。例如,只允许外国私人公司经营银行、保险以及其它有利可图的业务,而国内私有企业则靠边站。外国公司可能不需许可证就能经营国际贸易,但国内企业则要求取得许可证。如果执政党能成功阻止不同政党之间的宪政协商的出现,这种双轨制就可能会采用。如果这样,中国私有部门就会在两套规则下成为外国公司竞争的牺牲品。如果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现有政治游戏规则和世贸组织规则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情形就最有可能出现。例如,世贸组织规则,如司法独立和第三方仲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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