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 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7 次 更新时间:2011-12-12 2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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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 阎连科  

  只不过你不再受写实的限制,这使你的小说涉及当代农村文化政治的时候,获得更大的自由。

  

  

  浓墨重彩的漫画人物

  

  李:具体一点说,特别是表现在柳县长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我们可以说柳县长是个农村政治家,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千百万个农村政治家的缩影和代表。可是过去我们不这么看,老是把他们说成是“农村干部”。就是这些人,形成中国各层干部和公务员的庞大的后备队,他们中有不少人仕途顺利,逐渐登上很高的领导岗位。如果检查一下近些年被抓出来的那些贪官污吏,其实有不少都是从这些农村政治家里出身。读一下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南方周末》关于大贪官、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报道,这坏蛋的经历就很像你笔下的柳鹰雀,聪明、机智、狡诈、野心勃勃、深通权术、有想像力、有政治理想,典型的农村中的“能人”。当然,你笔下的柳县长并不是现实的王怀忠的文学版,如果那样就和当下的一些新黑幕小说没什么区别了。小说里的柳县长是一个充满荒诞的漫画人物,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浓墨重彩,荒诞色彩特别浓厚。但是,我感觉这个人物的漫画化还不够。比如在“受活庆”的情节里,如果有更多的漫画化的细节就好了,不过到了故事后面又好多了,如柳县长在列宁的水晶棺下面给自己也造了一个水晶棺,这荒谬之极,可也使你的漫画化的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阎:说到柳县长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可以处处找到他们的影子。对那些执政掌权的人,你仔细去分析,去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以革命为幌子,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绝对个人的,私欲的。比如说欲望,他们执政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可他们的言行,却永远是以革命的名义和人民的名义。这不是一个虚伪的问题,说虚伪就把人物和问题简单化了。我以为这是“某种革命的必然性”,是体制塑造了人,是体制异化了人,是“异化人”和体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体制,必然培育和产生这样的人物,必然造就一批又一批柳县长这样的人物。柳县长这个人物,从表面上看,是夸张、放大、漫画化。但从深层说,是另外一种逼真,是另外一种真实。如果你不用漫画化的方法,压根就画不出这类人物的轮廓,更不要说描绘他的灵魂了。

  李:我同意。其实现在的农村文化政治生活里本来就有许多荒诞因素,经你在虚构的故事中,把人物夸张、放大、变形、漫画化后,使本来在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诞水落石出了,被读者看见了,看得更清楚了。近几年,“三农问题”有很多讨论,但是农村的政治生活,农村中非常活跃的大量存在的农民政治家(农民企业家好像已经被认可),还很少得到讨论。希望你创造的柳鹰雀这个人物能引起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们注意。柳鹰雀这个荒诞形象提醒我们,这样的农民政治家对今天的农村发展,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不能小看,不能轻视。

  阎: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革命的庄重性的否定和嘲弄。我不知道这个人物在我们的文学长廊里是否独到,但确实有一些典型意义。我们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培育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光是他命运的结果,或者说,他性格的形成,不光是他个人经历与命运的一种培育,更重要的,是体制对他的影响与培育。体制对于人来说,就像大山和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滚石改变不了大山的任何东西,而大山却规定了滚石的方向;体制对于官僚来说,就像一面丑陋的山坡和一堆牛粪,牛粪更改不了山坡的本质,但有山坡就必然会有牛粪。

  柳县长又是非常具有中国农民意识的革命干部,他是农民的,又是革命的,既是努力向前的,在价值上又是传统落后的。他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比如对领袖们的忠与愚、敬与亵,对革命的热爱与私欲,对百姓的热爱与摆布,对商品经济的清醒与糊涂,对发展的努力与解构等等,正是这许多矛盾的东西统一在他的身上,才使他有了无数不可思议的、超出常规的言行举动和思想。毫无疑问,柳县长是漫画人物,但同时他这样的人物又是具体的、实在的、可触可感的。

  

  修辞、方言和叙述的音乐性

  

  李: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受活》的语言的特色。语言上的追求是这部长篇艺术个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阎:写作《受活》的时候,在语言上我做了较大的调整。像对方言的运用。我希望让语言回到常态的语言之中。让语言回到常态中,对《受活》而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方言的开掘与运用。在当下写作中,方言遭受到了普通话前所未有的压迫,已经被普通话挤得无影无踪了。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张,但方言在语言审美上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确是真的。如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的语言魅力,已经很难在当代写作中找到。汉语写作是伟大的,可如果没有方言的存在,不知道汉语写作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像一间空的房子,空荡无物。在《受活》中,我感觉对方言的运用,肯定会给阅读带来障碍,这一点,成败还难说。

  李: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受活》这部小说的语言比你前几部小说的都成功,都要好。尤其对方言自觉、大胆的运用,特别引人注目,有很多精彩的地方。从修辞层面来说,你在《日光流年》里也很下工夫,但是有时候感觉用力过了些。《受活》在语言上同样用功,可是比较自然、贴切,有股乡土气,比如“云后边有汤汤水水的白,似要流出来,却又被云彩堰住了,只有在云缝的稀处才流出银白白的几丝汁水来”,这些句子非常有味道,不俗。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叙述语言当中融合书面语和口语、普通话和方言的努力和尝试。这特别表现在语气词“哩”、“哦”、“呢”的运用。别小看这些看来不起眼的语气词,我觉得正是它们给你的小说的叙述增加了一种特殊的调子和韵味,一种与河南的土地、风俗、人情紧密联系的音乐性。可惜我不会说河南话,不过我朋友里有河南人,由于常听他们说河南话,多少能体会河南方言的魅力,所以我读你的小说时,总在心里试着用河南口音去默念。将来我想我们应该找人试着用河南话念《受活》,那效果一定很强烈。

  阎:语言就是这样,在写作中,往往是一个字、一个词用得好,会使整部小说的语言获得生命,获得一种韵律感。

  李:对。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开章部分“的”这个字的运用,读起来像在听一个美妙的音乐。我曾几次想写文章来谈《长恨歌》中“的”的运用,不谈别的,就谈这一个“的”字。那“的”字实在用得太好了,太讲究了。读《受活》时,我又有类似的感受,那些“呢”、“哩”的运用,表面看不经意,实际上很讲究,很得体,很重要。

  阎:在《受活》中,语气词我用得比较多,这样做,主要是想让自己的小说语言回到常态上来。我经常跟别人说,对我来说,最难的写作是“语言”,我一直都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说语言。写作《受活》时,我力求小说语言能够摆脱一种东西,摆脱那种自己语言中惯性使用的词汇和节拍,希望能有新的、常态的语言和语言的节拍,使叙述语言回到阅读的常态中来。

  李:更难得的是,你的超现实因素的引进和你的语言之间非常协调一致,这很难。施蛰存写《将军的头》,用欧式的白话文来表达某种超现实的人、景物、故事还比较容易,但你把有很强的方言特色的农村语言和超现实的叙事结合起来,就更难。你现在能做成这样,很难得。但是,也有不太谐调的地方,往往有方言、文言和现代书面语混杂的现象,经不住仔细推敲,如开篇的一些句子。这是需要打磨的地方。

  阎:是这样。有时候,在写作时,突然会有一些文言的词汇蹦出来,也就这样用了。要说,我的古文底子并不好,但是,写作中却往往有这种现象,说到底,这还是自己在语言上的自觉性、纯粹性不够吧。

  

  愤怒是一种文学品质

  

  李:《受活》还有一个必须提出的特色,就是它有“愤怒”。这在“小人时代”非常重要,“小人文学”都是些“喝咖啡、买房子”的快乐,要不就是寂寞、孤独、压抑的苦闷,而你的小说,和这些情绪、意境形成强烈对比,或者说对抗。

  阎: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缺乏一种“血性”。当代长篇小说中,有“血性”的长篇不多。不是说长篇小说有“血性”就好,没有就不好。而是说,我个人偏爱有“血性”、有痛苦、有激情的小说。前边说过,我非常敬仰“劳苦人”,当你的创作和“劳苦人”结合起来的时候,和“劳苦人”血肉相连的时候,你的作品就不可能没有愤怒,不可能没有激情。我和梁鸿有过一个对话,我对她说推动我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进展的不是别的,而是激情,也就是你所说的愤怒。我甚至还不无偏激地说,我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激情”,是“愤怒”,推动我小说的原动力不是“今天没事,那就写两千字吧”,而是不写不行的激情和愤怒。

  李:我们今天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真正实现小康的时代,更不是一个社会公正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代,贫穷、剥削、压迫在我们生活里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让人触目惊心。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中怎么能没有愤怒和抗议?《受活》中表达的愤怒很重要,我希望这类作品更多一些,以便与“小人时代的文学”形成对比、补充和竞争。

  阎:其实,如果没有愤怒,即使这部小说有再好的结构、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荒诞也是胡扯。就这一点而言,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很好的小说。而莫言能把他的愤怒在小说中化成一种啼笑皆非,也实在是了不得,是一种只有他才具备的能力。而我就只能在小说里愤怒而充满激情,其实,在《受活》中,我试图将愤怒有所控制,有所转化,比如把愤怒转化成幽默与荒诞,我努力了,但许多地方做得还不够。

  (《受活》,阎连科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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