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宏观的长跨度来看，中国目前处在一种前现代的不稳定状态。中国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格局还是文化艺术上都大面积地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但中国就像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依然能承受其间太多的不公正与不公平，国民的这种极高耐受力正在深度限定我国大政方略突然转身的可能性。极左翼的喧嚣还能持续一段时间，民众中有太多容易被蛊惑者，头脑清醒者极端稀缺。60年政治奴化教育收到了极大的功效，毛迷与新左势力在一般老百姓的头脑中渲染地铺天盖地，这等架势很像中国辛亥革命之前的状况，立宪民主派只涉及上层机构之改组，很难渗透下层民众机构造成一个绵密无间的上下层之间的联系，无法有效地沟通上下层之间的心意，结果就是这些头脑先进的学人的一般共通的民主宪政思想完全无涉于普通下层百姓之日常生活，造成两者之间极大的隔阂。毛式土地革命以极简单之战时体制动员民众，以铁血之革命手段收震慑与胁迫之效，渐驱使百姓进入一种自我运动的体系之中，从而迫使上层在下层革命的汹涌波澜中受到足够的扰动，使各项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式长期革命状态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政治之皇权帝制太过深入人心，而接受西方之民主宪政思想则过于薄弱。两者之间的顾此失彼现象导致国民心理在错综复杂之情势下不断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一般之民众的心理尚处在襁褓之中，要革命必须进行运动，于是先有孙中山之辛亥革命，又有蒋介石之北伐，毛泽东之土地革命。这种种扰动驱使野心家不断运用其权谋心智，纠集一干党徒同伙，起先苦心锐志一意孤行，等到革命情势渐成，利益格局渐渐明朗，则革命之理想渐被现实之利害计算所侵袭，则朝代治乱循环之阴影依然笼罩在国民头顶。
一般之国民对生活的态度很能凸显这个国家之政治情势。中国式家园情怀之依恋很能表现出国民之性格，这种自利的家国情怀之极端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所谓。中国儒家思想在其中参与至深。到明清两代，光耀门第渐成寒门子弟唯一上升之通道，此狭窄之通道扼杀了多少江湖豪杰好汉！实用之自利性格造成简陋粗鄙之生活生产之工具（下层民众之日常用具虽有科技之含量但缺乏某种能解释之科学原理）。种种原创之技术被运用于适应现实的范畴之内，很难越出现实之框架以窥探高深之科学机理。内中实在是迫于现实境况之窘迫，很难有一套体系对物理作一番深入之推敲。
目前政局隔代接班似已成定局。习李配似乎很显明。这些论述原本也平常，是朝野间的一些野史逸闻，如说李克强有北大背景或许较具有民主思维，习近平先生经历非凡，定有不同于当前胶着状态的清晰思考模式等等，原不具有严密之逻辑。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看现实的力量对比。专制极权只要一息尚存是绝不会自动放弃权力的，抛弃幻想应该是当务之急，不然就显得幼稚了，在严酷的现实中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不切实际的自我臆测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演绎。高层的政争只会以人事安排互相倾轧，而不会具有政治改革的共识。目前试图保持接班的顺利和平衡是多股势力互相博弈的结果。在这其间我们看不到大政方略会得到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阻力之大难以想象，抱团自利的格局无法打开，即使是具有民主宪政思维的最高领导亦不敢贸然和众多体制内官僚抗衡。目前权力特权固化的特征很明显，政治改革被禁锢的可能性之信号也在增强。抛弃幻想是当务之急。
以上是我最近的一点思考，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思考的，不过有时我不免对最高当局抱有幻想，希望有个新局面出来，希望某个特立独行的大人先生能力排众议，启动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看来，此类希望很小。
对高层人事变动我的认识还是肤浅和隔膜的，亦未曾认真研究外媒的看法。现试着把网友和我探讨类似问题的内容约略论述一番，我觉得虽没有具体涉及人事变动后会有些什么新的变化，但对总的趋势的解读还是到位的，我觉得与我的一贯想法也是契合的，如下：
1，时下中国，既得权力和利益者大权在握，主动改革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危机越近，政改可能性越大。反之，中国政治则日渐固化。最后是崩溃。
2，后强人政治时代，无视民意的执政合法性将越来越难以持久。党内也是如此。但政改的滞后使得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很可能将与国民日益高涨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形成冲突，进一步造成政治和社会动荡。
3，根据中国传统观念，官二代动其父辈的政治遗产之可能性无疑要比青帮为大。但官二代并非都会是蒋经国。何况集体领导只会互相掣肘。（采之选网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草民谈论高层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觉无力无奈地，就比如，你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实际上学校是把你当做零件来使用的，在这种偏重实际的现实环境中，上级领导可以直接影响你的实际工作与生活。在这种操生杀大权的权力格局中，若当真严肃认真去考查高层之人事更迭，难免为人笑掉大牙。在现实中既无力改变恶劣之环境，还必须在此种狭缝中本真地生存，要清醒理智地看待当前困局还是艰难的。
现实中的情势是瞎折腾多于创建，我深以为苦。教学中有十分之七的时间是被浪费的。若方向是错的，这些损耗就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教育改革的失败有目共睹，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学校衙门化，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之上积重难返。种种不堪之情势，身在其中，难免苦闷，特权阶层层层寻找代理人，有选择地剿灭有独立思想者的思考空间与环境，孤立隔离他们之间的诸种联系。
整个环境就像一座真正的思想监狱。这种管控实际上是深入骨髓的，看着身边的亲友和同事沉沦在其间，包括自己在内，有时真的有种“哀莫大于心死”之感。极权主义如果还能继续肆无忌惮，耀武扬威，独立思想必然哀鸿一片，支离破碎。
在等待中焦灼，头发日渐发白，这有时的确是一种煎熬。或许我说得有点极端，但在体制内的确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日看到我教的数学，如此简单易懂的题目，看起来聪明伶俐的小孩居然都不会做，实际不是不会做，而是他们非常讨厌学习，长久的保持注意力实际上完全损害摧残了他们的创造力。语文课由班主任教，布置了太多机械的作业，以至于只好在我的数学课上开小差，打瞌睡，注意力分散。而你如果要让他们个个机械的听命，则要使用暴君之权力。通常由一些中年女性教师调教出来的小学生基本上都被毁坏了，这些“纪律教官”是相当严厉的，对执行上级之指令是不折不扣的，这种军政与训政式的导引正在造成一批又一批小暴民与小顺民。
此类战时体制在教育层面的实施。（班主任，辅导员作为一种动员人员以进行运动式的改造）这种局面不是很令人绝望吗？这种种观念上的隔阂令人有种说不出的痛感。
最近新左人士黎阳先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下一个轮到谁》，其中有论及对朱镕基的看法与对习近平先生的期待，称此两位为除毛邓之外的第三，第四的强势人物（唯最近因某种原因而被删除）。这篇胡说八道的言论，内中还是道出了左派人士对习近平先生的期待，所谓认定朱总理与习总为强势人物，对极左派上台具有极大鼓舞之价值，试图影响一般大众的观念，以为极左派势力将会渐取得非一般的地位。在他们的概念中，则是保证红色江山代代传之意吧!唯我等“伪小”知识分子不敢苟同也。
但此类声言极易在民众中造成恐慌之势，以为文革之余毒将再次流毒遍布。儒教共和国之概念亦恰好于此时喧嚣尘上，不知未来会有些什么？逆流之猖狂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吧，但总的态势总是会复归于资本主义性格而趋于理性，应该是不争的真理。
看了黎阳这篇混淆视听的文章，内中既有对胡耀邦父子恶毒侮辱，还有对选网资深网友缪一轮先生的疯狂诋毁。令人为当前之疯狂情势深觉悲哀。可是此类文章在网络上的动静很大，比如乌有之乡这类网站中一些毛迷就不分青红皂白，混淆视听，极易煽动群众。从另一个角度看，亦可知目前左派势力的猖狂。思绪上的狂迷与混乱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最底层的民众很容易被新左蛊惑。理性的思考总是被暴民的狂欢所打断。在中国这是一定的，邪恶已经种在国人心中，尘封之幽灵已经再度被召唤。
这个神奇之国度，必然会有一番血污之挣扎，才能打通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农业与商业才能无阻碍地流通，私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才能互通有无，渐造成一个资本主义之国家以应付现实。当前局势渐有风声鹤唳之感，高层明晰之政治诉求似乎渐成同盟，而政改则恐胎死腹中。温之孤掌难鸣，势单力孤恐与此类极端之疯狂有莫大之联系。在中国真正理性的诉求往往被弃之，而捡拾起前现代之极权体制，因为回到原路在这些顽固派看来往往是最保险的。目前之网络是分崩离析的，真正有思想者永远是小众的，在中国，窃国者占据要津，民众只是为得一温饱，苟延残喘。自由之声言有时显得如此微弱，而邪恶之谬论则大行其道。但尽管如此，自由之泉源一经打开，谎言必不攻自破，未来必将是我们的。开明通达之士大声疾呼，终将汇入自由之大江大河，为我民族自由解放一途做出应有之贡献。
历史导源于理性与激情之间的碰撞，在革命与保守之间的血与火的锻造，其间个人先自有个人之理想与激情，又为各自集团利益所囿，难免有错综复杂之处。但从一个大历史的格局来看，则是一场大熔炉，将对立面的思绪共同投入一场民族再造的战争中，试图重新打通上下层之间的联系，重建一种秩序与逻辑。因此，很难分清是非善恶，人身关系，道德理想之间联系往往被现实的严苛所扭曲，因此非人身的现实逻辑实当局者行动之必要理由。袁世凯，孙中山，各有其一套理论和集团组织，在对抗中难免动用各种越出人性之举措，现实的要求促使集团领袖为己为某一集团效力，其中一方代表民意(时代潮流）则胜之。
毛着力打通下层结构与上层之间的联动，用极简单之战时体制动员亿万农人，又有苏俄鼎力相助，蒋自然节节败退，可谓顺应了亿万农人之要求翻天覆地之变化的革命要求，不管是否为毛有意识发动，但农人要求改天换地的态度既然显明，则旧体制之官僚如蒋统率之旧军阀必然被荡涤。其后毛违背民意，一意孤行，独裁专权，则必然被民众唾弃。邓之痼疾亦是如此，到了和谐盛世之当代，特权阶层若不改弦易辙，也难免被民众抛弃之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