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社保基金是伪问题,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3 次 更新时间:2004-12-02 22: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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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我国的社保基金不足,现在的现收现付都不能维持,将来因为老龄化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社保基金更是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过去职工的劳动贡献中没有预留一部分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这部分的欠账越积越多,达到了天文数字。国务院,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各个研究机构,乃至金融业都在关心这笔资金有多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自己能在哪里参与其事。因为运作的资金数目巨大,出于利益的考虑,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这笔欠账的规模各人估计相差甚远,少的认为有几千亿,多的估计有两三万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笔欠账构成国家负债的一个重要部分,迫切需要予以解决。前年以来想用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也就是把国有股出卖,将所得资金充实社保基金。也有建议出售国家土地,出售国有其他资产的办法。解决社保基金的建议和办法不下几十个,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哪个更可行,更有效率。但是我想说的是,社保基金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平。

   为什么社保基金不是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关键的一点是要想清楚,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二十年前生产的。现在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等等都是近一二年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不可能用十年二十年前生产的产品来消费。二十年后也一样,那时人们消费的东西都是当年或者前一年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现在储蓄商品到二十年后再来用。从个人来看,现在存钱,将来消费,是节约了现在的消费供将来使用。但是节约的是钱而不是实物。将来这钱能不能重新变成实物并用得上,其实是很难说的。从微观上看,这取决于储蓄投资是否有效;从宏观上看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取决于那时的人均GDP。换句话讲,哪怕现在一点社保基金都没有,只要经济增长良好,人均GDP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二十年后大家的生活水平绝不可能比现在还低。所以说社保基金不是一个问题。值得担心的倒是那时的收入分配能不能更公平一些。万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人均GDP很高,可是有许多穷人,生活依然困难,即使现在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穷人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所以说,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强调社保基金有他的理由。从个人讲,每个人要有储蓄,社会还要帮助每个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从社会讲,大家生产出来的GDP中要有足够的部分用于储蓄并转换成投资,以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均产出能够持续上升。但是现在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将近40%,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实在没有必要再强调增加储蓄了。这几年总需求不足,大家都说是总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再叫大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呢?不像在美国,总储蓄率一直偏低,只能靠借外债保证投资,他们强调要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增加储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好相反,我们的储蓄率已经太高了。

   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帐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帐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帐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帐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反动。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帐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如果国家真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将它的利息或利润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是不是真就解决问题了呢?有可能,条件是这笔资金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中去。这一点恰恰是很难保证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生出几万亿的银行坏账呢。到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欠了百姓几万亿的钱,问题就更麻烦了,发生社会动乱都有可能。

   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普遍超过八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甚至发生孙志刚平白无故被打死的事。这一系列的事说明了弱势群体在中国生活困难,而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极不相称。

   大家都说,现收现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的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当前我国的税收仅占国家GDP的16%,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最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将多收1.4万亿,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可多得1000多元。二十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40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这里谈到增税解决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每个人都增加1000元税收,再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如果高收入的人和低收入需要帮助的人各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那么只要对高收入的四分之一的人每人征收1000元税,分配给低收入的人,每人可分得1000元。其他占人口一半的中等收入的人不受影响。这样做对收入分配的干扰并不很大。但是如何确定谁是高收入者,谁是低收入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这种征税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与其研究如何筹集社保基金,还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和如何确定谁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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