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7 次 更新时间:2011-12-12 0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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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   王燕玲  

  

  张道一(1926年出生)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

  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

  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党委书记)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戏就没法演了。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她走后,彭真对我说:“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我虽然是个小干部,但当时对江青的这种作为也是愤愤不平的,因此我曾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骂过:江青“她算老几?”这曾成为“文革”中我的一条罪状。

  江青在提出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后,就直接插手《芦荡火种》的改编。在《芦荡火种》改编成《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管的特琐碎,细到演员衣服上打几个补钉打在什么地方都要管,唱词也是反反复复地改。改得太多,赵燕侠唱半截就记不准是旧稿是新稿了,颇有怨言。那时因为彭真特别交代我注意一下文艺方面的事,我就常去看彩排。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和剧团的人谈话就在剧场的小客厅,我自然要去了解,去听谈的什么,好回去向彭真汇报。江青在“文革”中说她在进行革命现代京剧改革时市委派特务跟踪她,“盯梢”,指的就是这个事。我把赵燕侠等的反映向彭真同志汇报了。彭表态说:“我们作为领导,管的是政治方向,是方针,至于艺术上的事,细节上应让艺术家自己去处理,不应干涉过多。”彭真的这些话我曾向市委宣传部传达过,李琪同志等也同意这一方针。这些后来都成为我们反江青的罪状。

  赵燕侠对江青所作所为无法不流露出不满,使江青十分生气。江青觉得赵燕侠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就不再用她了。赵燕侠本人为此在“文革”中也吃了许多苦头。

  后来在京戏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戏搞得不伦不类,把京剧的传统唱腔改得面目全非,像“话剧加唱”。我反映后,彭真明确指出说:“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这和江青主张破传统程式,大破大改的干法是不一样的。彭真对江青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方针更是明确地不赞成的。他认为:主要应提倡反映现实,但是历史戏,好的也可以演一些。用新的观点编写的优秀的历史戏,对人民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娱乐作用。他的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为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前他口授,由我记录整理了个提纲;报告后,又根据大会的记录稿予以整理,由彭真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上发表。他还说过:像马连良这些人也要给条路走嘛,也得给碗饭吃嘛!

  北京市委当时那样对待江青,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因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对你如何如何。当时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她到北京来,刚来时市委还是比较重视的,派市委书记邓拓陪她看戏。只是因为她随意指指点点,随便议论人、随便批评人,才引起大家不满。邓拓至终只陪了她两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她的作风,借口有偏头痛就不陪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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