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虎跳峡往上，金沙江两岸壁立的山体像双手合十的手掌往外摊开。江水呈S形往下，一反湍急汹涌，出奇地平缓下来，臂弯里便抱出了一块块大小不等的坝子。上面是一个个自然村落，链珠般串起来铺在两岸。车轴村就是其中之一，有纳西、傈僳、汉等六种民族，计四百六十户，一千六百六十六人，行政上刚好为一个村治。
家号
“车轴”这个地名并不是汉语的车轱辘之意。江边传统地名是纳西语，“车轴”旧称“竹”，后渐唤作“车竹”。因云南汉语方言“轴”发“竹”音，故有汉字“车轴”译写。纳西语里，“”是六；“竹”大意指有根子、有责任的庄户，后期也指租子。当地纳西语有一句大人骂小孩的话叫“竹必”：“必”意为卖，“竹必”就是把竹卖了，相当于汉语败家子；显然，指租子也合其本义。这样，“车轴”就是村子有六个轴（与村名对应记作“轴”）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对“上面”负责的六个庄户。
这六个庄户分别叫鱼花驮（羊圈背后）、齐鲁达（齐鲁家的地）、瓜达（官家）、多郭（山包上面）、吕鞠纹（石头多的地方），另有一家不详。这也与明末中甸一地被丽江木氏土司控制，各地设瓜达管理的史实吻合。现除多郭家衍变为四户外，其他轴都已经没有了后人。
类似这样的指称，纳西语称为“达”，本义为“屋基”，“家号”为笔者汉译，简单说就是对某住户的标识以及称呼。现在，纳西族几乎都选用汉字做姓氏，但至少在中甸三坝和江边一带，这一套系统仍然保留着，社区依然会用家号称呼、区分部分住户。
车轴还在使用的家号共六十六个，加上一些已不使用的，则大致有八十余个。细细推敲，家号的来源不外这么几种：住家地理方位，如霍罗郭（水沟边）、金杂郭（背水处）；住家最早来历，如咱布达（麦面换的屋基）、瓜芝里（一个村公共的田）；所指家户性质，一般称呼客籍，如卡叭（朋友）、牟堆（银匠）；以某一坐标点延伸命名，如吕古（中间的）、几沱（房背后的那家）、玛坝（后面的一家）；从某家号延伸出来的子家号，如郭世罗家上下两户分别叫郭世罗格朵（新园子上边）和郭世罗木忒（新园子下边），多郭家衍生出多郭嘎举（多郭家前面那家）、多郭阿诺郭（粗糠叶树多的多郭家）。
家号对住户甄别有着明显的标识作用，这倒是类同汉姓的某些功能，但家号仍在各个层面与汉姓截然不同。家号是一些直接描摹、没有经过修饰的标识符号，较为原生态；而汉姓则是经过简约、抽象化的畛域系统（尽管其畛域性已逐渐模糊，像民谚就有“同姓不同祖”和“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相反的说法）。另外，一定的区域内，姓氏相对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因迁徙或其他原因改变；而家号恰恰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被跟着“带走”，新到户往往承袭原家号，接着唤作“某某家”。像今天的瓜达家就不是昔日的住户后裔，而吕鞠纹家却因搬到一个叫“叶吕”的坪子而改称叶吕家。
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中甸划属云南，同年即改土归流，国家力量正式进入。中央政权为长期动乱的滇西北一带送来了秩序，而政权的代言者则是代表中央权力的流官；也可以说，是这一类人的管理和权威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随着政权基础逐渐稳定，汉人和相当数量的其他族群移民陆续迁入。今天的车轴居民除一部分纳西族，绝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陆续迁来。
这样，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相对固定下来。对于新移民来说，纳西族就是土著、本地人，纳西语也就是本地话。于是，就有了不同层次的三种认同: 不同的族群认同划出了和而不同的族群边界; 迁入的汉人、民家（白族）等族群则迅速孕育了家族体系，并很快转回头影响土著居民；另外就是本地人（主要是纳西族）的家号认同。这其中，家号与家族是族群内部的畛域系统，两者之间又有着很大的相互影响。
纳西族家号是一个绵密而又系统的认知体系。在汉姓进入纳西社会之前，社区依靠这一套系统区分自己与他者。汉（姓）文化及家族观念进来后，这一套体系曾有过积极的文化调适，但规则和限定还是慢慢有了一些变化。像对早期客籍家庭，家号自然地附上去冠以名称；但随着移民接踵而来，后期似乎就有些措手不及，直接用上了“李家”、“陈家”这样的称呼。移民携带的家族界阈系统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家号体系。慢慢地，纳西族逐渐接受了家族制度，顺带也就借用了汉人庞杂的亲属称谓和大量的风俗习惯。其实早在明代，丽江历代木氏土司就曾主动学习汉文化，并从中原延聘教师、医生、画师、开矿人员到丽江，当时的名人蓟羽士、担当和尚等都先后到过当地。不过，木氏仿效中原礼俗，多为据为己有、孤芳自赏的态度，这也导致有明一代，丽江只有木氏文人，汉文化及儒学并未真正进入纳西族民间。及至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丽江改土归流，第十五代土司阿公阿目（官名木高）被降为土通判，权力大为削弱。儒学教育在流官政权支持下大规模进入民间，城乡私塾纷纷兴建。中甸旧县志也描述这一时期为：“么梭（纳西族）渐进文化，姓氏丛生。”（和清远、冯骏：民国二十一年《中甸县纂修县志材料》中卷。）
改土归流后，江边一带的纳西族确实有一个不断向汉（主流）靠拢的过程，这也是土著与移民文化互动过程的一个结果。除了双方的自然交流，这显然与外来移民先天地负载着政治中心的权力和主流文化，背后有着国家力量的支持息息相关，这无疑会在双方的文化互动中增加砝码，使形成中的“合成文化”偏向一侧。这样的转型过程如果仅仅用所谓“教化”来解释，显然是族群中心思想表现出的轻率。其中，从家号畛域转为家族认同，并继而接受一系列家族观念、操作行为甚至一部分仪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变迁。然而，尽管这样，家号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视阈，只不过逐渐变成对当地老户的称呼，失去了原先自我命名、复制、衍变的能力，似乎成了家族系统里的一个纳西版。
家族袭夺
改土归流后，江边一带虽然有着不同层次的认同，但相对来说，家族认同已逐渐成为轴心。在强族意识支持下，内部认同不断固化，向外排斥力随之增强，家族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车轴村的情况表明，为壮大和衍放家族力量，除了明显地带有武力性质的家族斗争，还有一种相对隐蔽，自觉或不自觉采取的“家族袭夺”。
这里的“袭夺”本义是地理学上的河流袭夺（Stream Capture）。分水岭两侧河流，在破坏和蚀低分水岭的过程中，侵蚀作用较强的一侧河流先切穿分水岭，抢夺了另一侧相邻河流。——这种河流在发育过程中夺取邻河上游作为自己支流的现象就是河流袭夺。河流袭夺发生后，袭夺他河的河流称袭夺河，所属水系扩大，水量增加，侵蚀能力增强；河水被夺去的河流称被夺河，水量减少，水小谷宽，与原河谷不相适应。被夺河在袭夺河以下河段，因其上游被夺改道，形成源头截断现象，故又称断头河：其流向不变，但水量减少，流速变缓。断头河与被夺河在袭夺前是连续的河谷，袭夺后有分水岭相隔，但河谷形态依然保存，其内尚可找到古河流的沉积物和阶地。
这两个概念虽然分属社会和自然范畴，但在各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距车轴五十公里的长江第一湾地貌形成原因曾长期被解释为河流袭夺），故第一次将地理学的“袭夺”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中，以表达家族（庭）承祧、财产归属等的转变。具体说，就是指甲家族有意或无意利用各种手段袭夺了乙家族的承祧、财产，甚至是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的资源。
车轴吉同乐董氏，先祖为民家人，原籍剑川梅子哨。大理杜文秀回民起义时，先祖董春久和一罗姓人为避战乱结伴逃到江边。今罗氏祖坟墓碑尚铭有“丙辰之〔指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杜军进攻剑川、丽江及中甸一事〕迁居江边”字样。董春久很长寿，到1931年九十九岁去世，时中甸县长杨履中尚为董氏题词“熙朝人瑞”，匾额至今高悬在后人董如诚家老房子堂屋大门上方。董春久来到车轴后，依附于嘎子乐一瓦姓傈僳族家庭。瓦家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就许给了董春久。当时，董春久没有田产，农忙时就在稻田里给辛苦劳作的农人讲笑话、耍小把戏消遣，以此获许在田里捡拾遗穗。董人缘极好，加上诙谐幽默，往往博得大伙一笑，有时为了听笑话还故意遗落穗条给他。董春久育有六子，岳父母去世后，子女都回复董姓。其中有两个儿子就留在车轴，又分别育有六子和八子，再加上外村的子嗣，可谓人丁兴旺。
嘎子乐夏银山家也是这样的例子。夏银山父亲夏长英民国初年孤身一人从外地辗转到车轴定居。夏长英有一身好拳脚，凭这才在车轴立足过日子，但他的身世委实让人捉摸不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也没人知道他籍贯何处，当初为何过来，只有一口改不了的四川腔让人肯定他是川籍人。夏长英有银海、银山两个儿子。银山是遗腹子，长大后就入赘同村傈僳族荞家。依宗族承祧理念，入赘后子女应取女方姓氏“荞”，但夏银山的三个儿女都取“夏”姓，这自然表明，其儿女仍然是承祧夏氏一脉的。
吉皆乐二社徐世董家，村人谓之“徐董二姓”。徐家原姓董，纳西族。徐世董祖父董振芳只有一个女儿，就招婿川籍汉人徐国华。徐国华把儿子改为徐姓，但为了表明这也是董家，故取名徐世董。吉同乐饶文林的太祖父被甘家抱养，儿辈和孙辈都姓甘，但到重孙饶文林就“还祖”改姓饶。同族另一甘家仅育一女，后董振坤去上门，儿子就改回董姓叫董荣。董荣说自己家是甘、董两姓，但当笔者较真问起到底算哪家时，董还是认为姓什么就是哪一家。所以，怪不得乡间也早就有“甘家没有后人”之说。
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张姓四川人到车轴做工。这位男子一顿能吃八碗饭，故喊他“张八碗”。后来，张八碗入赘迪古勒家，儿女现也改为张姓，还承袭了该勒家号，外人提起他家就说“勒张八碗家”。
至于车轴的原六个“轴”户，现只剩下了多郭家，其余几户的消失也大多因为家族袭夺。像瓜达家招婿杨金满，后人改姓杨，又招婿董姓男子，儿子叫杨正董。后来杨家从瓜达家址搬走，又有一何姓川籍汉人来旧址居住。乡人眼里就认定瓜达家——这个车轴历史最长的家族之一，已不复存在。这也应了当地人一句话：老根子往往就不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笔者在村政府翻阅《户主姓名底册》，凡名字有明显两个姓的家庭，一般都有这层经历，像迪古和赵其、赵清几弟兄，从姓名上看应曾有赵姓血统，一问，果然如此！
难道改一个姓就那么重要？！传统姓名制度中，姓氏标志着婚姻与财产世代关系的象征或作用，改一个姓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家族。经过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产，如果没有儿子，女儿出嫁后生养的孩子又姓了女婿家的姓，劳动成果和财产自然就变成旁姓人的；还有，家族承祧和父系祖先祭祀只能依照单边姓氏序列，改了别家的姓，通俗的说法也就是供了别人家的祖先。所以，袭夺行为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家族的分支房户和人丁，间接壮大家族力量。像夏银山虽是入赘荞家，但他将儿女改为夏姓，承祧自然也相应是夏氏一脉。又像董如诚家，现在还有谁知道其家族有着重要的傈僳族瓦家的血统？这里，被袭夺家庭发生了承祧断裂，它重新续过袭夺家庭的承祧甚至是祖先代际序列。——这与袭夺河和被夺河的特点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将它与河流袭夺的各个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很多被袭夺家族虽然消失了，但它的一些特征会保存在袭夺家族中，形成一种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袭夺发生后，我们可以在断头河的河谷形态沉积物中觅见昔日的影子。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吉皆乐三社窝柯家因无男嗣，遂招婿吉皆乐一社迪满家卢维韩。卢维韩一直与妻方家族关系不好，常年住在大哥卢光韩家。依民家人传统，入赘相当普遍，也没有汉人“倒插门”之类的歧视说法，关系不好可能出于其他因素：卢氏已迁居江边，入赘态度受汉人文化影响而有所改变；卢维韩是小学校长，作为地方知名人士去入赘外姓，自然会被人指指点点……卢氏后人也向我证实了上面的推测。后来，卢维韩推广新学，公务繁忙，操劳过度患病。后久治未愈，一次更是在与妻子口角后吐血，不久郁郁故去。由于卢维韩长期与段家不和，卢家争气，将其遗体抢回埋在自家坟地。卢维韩遗一子段谨，孤儿寡母常靠卢家帮扶。后段谨育有六个子女，但男嗣仅有小儿子阿锡。这时，就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阿锡要姓窝柯家的段还是迪满家的卢。热衷于壮大家族的一些卢氏族人都极力主张“还祖”卢姓，但这样段就“无后”了。阿锡母亲等人很担心，最后是家族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卢凡老人发话：阿锡就姓段不要改姓卢了！作为折中，阿锡的名字跟着卢氏佳字辈叫段佳锡。这是一个有明显袭夺倾向的例子，以后的发展还不得而知。
袭夺与被袭夺一般发生在客籍与土著家庭之间，且多数是客籍去袭夺土著。江边的土著在各方面比客籍有优势，所以袭夺行为通常会以入赘等攀附方式来做前期“掩护”；同时，也由于土著家庭宗族承祧理念较客籍弱，故也无意其被袭夺。当然，这里面也有生育观念差异导致家庭人口性别比例不同的客观原因：客籍家庭男性子嗣多，去需要男嗣接续的土著家庭实施袭夺行为的几率也相对多。看来，纳西、傈僳等本土族群改土归流后虽然逐渐接受了家族观念，但至少在操作性上仍远远逊色于汉人、民家这样家族制度较为完备的外来者。
大多数入赘家庭都转而采用父亲姓氏，但有意思的是，袭夺家庭（有时是具体的个人）似乎出于对被袭夺家族（庭）的歉疚，有时会采取一种把女方姓氏嵌入儿女姓名中的变通方法，像上文的“徐董二姓”等。这样做可以“障人耳目”，但也就仅仅维持一代人，因为不可能把另一个姓一直放在子孙名字中。所谓“××二姓”也只是过渡期的一个提法，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家庭是不可能行双系继嗣，供祭两支祖先的。
江边一带的村落都有着大量的家族袭夺行为，这也和改土归流后国家化进程的统一与同质化，以及西南边疆的“主流化”同步，像解放前的民家、纳西冒籍汉人现象就是该过程中一个小小的脚注。推而广之，至少在西南，车轴的经验会是一种典型范式，可以推延证明家族袭夺在类同的社区曾大量发生。这也证明，这样的行为在“新边疆”以来“汉—夷”、“主流—边缘”互动导致的同质化进程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也从侧面为西南一地汉人人口大量增殖的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解释。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萧亮中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