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林:汉娜的手提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2 次 更新时间:2011-12-10 23:09

进入专题: 汉娜的手提箱   林达  

丁林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形成所谓轴心国,扩张和侵略,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历史,成为许多国家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几十年来成为亚洲国家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我有个好朋友长期居住在日本。她自然地会站在祖国的立场上,特别关心日本政治中的相关动态。例如,日本在战后由美国人帮助制定的宪法,规定了日本不得拥有军队,更不得派兵出国。可是,战争过去已经将近六十年。和德国一样,日本跃跃欲试,试图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可以实行“国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军队,一样派兵参与国际维和之类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国家,出门不再矮一头。

一个国家曾经走上造成世界灾难的错误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就千秋万代不得翻身,这是常识。德国就已经基本走出“二战”阴影,在政治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德国军队参加了国际维和行动,而且,已经有德国士兵牺牲在维护和平的战场上。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势力在民间和政界都很活跃,总使得周边国家对它无法放心。同样一个“国家正常化”,在德国已经过关,在日本,却每当小有举措,都要引发日本国内外的重大质疑。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一个。在她看来,受日本战争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沦为政治动物,虽日薄西山,却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在政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的朋友对这些右翼充满警惕。

我们在聊着这些话题。我于是问:根据你的经验,你是否觉得,假如今天日本修宪成功,明天,日本军队很容易就会冲出去侵略呢? 她却毫不迟疑就回答:那当然不会。为什么呢? 我追问。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没兴趣,不会积极去政坛表达自己。可是,这些年轻人,也再不是六十年前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战争机器人。他们怎么可能被你一叫就去当“皇军”。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侵略历史的国家,普通的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创造一个国家新的未来。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时会成为政治话题,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教育厅决定在学校增设“爱国教育”课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商店采购。到了商店门口,我转进泊车位,却没有照例在给车熄火的同时关掉收音机。车里的空调早已失灵,我摇下车窗,就在美国南方八月的阳光下,留在座位上,直到听完一个专题节目。这个节目恰好和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关系。在节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两名事件主角,讲述着一个跨越半个地球和半个世纪的真实故事。他们,一个是住在东方的日本年轻女子、一个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唤一个永远年轻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东欧的一个小女孩——汉娜·布兰迪。

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就在一九九八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负责人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二○○○年初,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小罐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一只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手提箱深色的箱面上,用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和汉娜·布兰迪的名字,还有她的出生年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Waisen 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报纸,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坚力量”。“小翅膀”们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 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她是谁? 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 汉娜活下来了没有? 史子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但是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里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二○○○年的三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里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里津(Terexin),一八○○为关押囚犯而建,后来逐渐变为一个普通小镇。一百多年过去,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里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里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 她给特里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之后,二○○○年的四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里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炭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的眼睛看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她长得什么样?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她又向特里津博物馆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里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她没有这笔旅费。但是,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二○○○年七月十一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里津镇。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某个办公室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这个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和汉娜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 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他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有的名字却没有。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 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这不是一个太大的意外,但是,她还是很难过。她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死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 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也许,因为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里津囚禁期间,他住的那栋房子的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他就住在布拉格。

史子再赶到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门口的时候,已经是闭馆的时候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很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差,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二○○○年八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一九三八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人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她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那年三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干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带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

他们被好心的姑父领到自己家里。姑父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一九四二年五月,纳粹一纸通知,限令兄妹俩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里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临走前,他们回到自己的家。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离开家,先坐火车,又提着它吃力地步行,从火车站走到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后,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我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应该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过负面经历的国家,对儿童、甚至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我想,在日本,出现一些民间机构关注儿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们到遥远的国家去借用历史资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时期日军侵略的资料,是有他们的考虑的。作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前辈制造丑恶和悲剧的现实,这样的冲击会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故事遥远一些,道理还在,却避免了复杂的困扰过早进入儿童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童年故事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自己国家发生过的事情。

人类历史有大量的负面经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负面的现实。人们需要历史的传承,汲取历史的教训,需要面对现实。而与此同时,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规模的心理伤害。悲和愤等等感情,是正义感的基础,可是,一旦过度,很容易走向极端心态,产生对理性的摈斥。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像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假如是后者,那么,这个社会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二○○一年三月的东京,史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十七岁的拉拉·汉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他重新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头,伤心地哭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他觉得,妹妹汉娜的愿望实现了——她终于成为一个教师,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乔治,汉娜的哥哥,作为一个浩劫幸存者,他战后的经历,也在对今天的日本孩子表达着什么。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他最为珍贵的家庭相册,那是姑姑、姑父为他保存下来的。一九五一年,他移民加拿大,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虽然经历一切,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乔治告诉日本的孩子,对他来说,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也许,能够将极端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生活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至二○○三年五月,史子组织的展览巡回在日本的六个地方展出,参观者超过六万人。

(《汉娜的手提箱》,[加]凯伦·蕾文著,林达译,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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