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8 次 更新时间:2011-12-10 23: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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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熟悉中国改革的思想历程的读者,常常觉得中国经济学家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作为对比,他们常常觉得从西方学成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时,难免如“隔靴搔痒”,看法虽正确,却未中要害,不如张五常和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看法那般“入木三分”。

  另一方面,学院派经济学家,依我个人的判断,未必从理论上认真看待素不喜谈论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和周其仁之类的看法。于是形成了经济学在中国的某种“割裂”状况: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是芝加哥学派;另一方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其最明亮的部分,往往是“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家提供的。

  不错,多年以来,我把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称作“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它来自科斯。后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不能算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因为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更主要地,他所主张的方法论不同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方法论。首先注意到这件方法论事实的,是周其仁,他是在一九九六年提交的一份案例研究评论报告里提及此事的,但是他似乎更愿意跟从张五常的看法,把科斯倡导的经济学分析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我比较悲观,从来没有试图论证我所在的世界是否“真实”,我只愿意把由科斯、张五常和周其仁实践着的经济学,按照我自己的悲观的世界观,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问题的关键,在我这篇随笔里,不是要澄清名称,而是要解释清楚这种经济学究竟在哪些方面根本地不同于主流经济学。

  弗里德曼在一篇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文章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情了,试图一举确立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地位。虽说,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饱受方法论学者的抨击,但直到今天,它确实还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经典。弗里德曼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标新立异之见,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济学家如何才可从无数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当中辨别出那些最好的理论呢?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们,因为处境和对世界的认识千差万别,从而根本无法就这些理论的初始假设的真实性达成共识,因此,他们只能就这些理论对真实世界的预测是否准确达成共识。换句话说,理论是否真实,不在于它的假设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是否准确地预测了真实过程。

  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以及鉴别理论的标准提出最猛烈也最持久抨击的学者,是西蒙教授。后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始终是一位认知科学家。在西蒙看来,仅仅根据准确地预见了实际情况,就断定一个理论是好的,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例如,杰文思曾经试图建立太阳黑子周期波动的统计模型,以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波动。假如他的模型预测准确——根据我对这位天才人物的了解,这模型肯定是相当准确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假如太阳黑子波动周期居然可以准确预测地球上的经济波动,那么,科学的基础是什么呢?科学与占星术,差别何在呢?经济学难道还可以自称为“经济科学”吗?

  无疑,芝加哥学派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和贝克尔,必须回答西蒙教授的批评。而他们之所以继续坚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标准,归根结底,建基于芝加哥学派源远流长的实用主义传统。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所谓“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只是二十年代崛起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一个支脉。芝加哥社会学派(涌现出了米德、默顿、布鲁默这样的社会学大师),始终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公共政策”导向的问题意识。实用主义第三位大师杜威在芝加哥任教十多年,留给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烙印,可说是“根深蒂固”。

  实用主义的第一位大师皮尔士批判了传统逻辑学家的真理标准,他说:我们理解任何一个“概念”,惟一真确的途径便是理解它所意味着的全部可能后果。“设想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想像的有实际意义的效果。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全部概念也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概念”(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

  根据了同样的信念,我们对任何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尤其是对概念的“把握”,归根结底依赖于我们对概念在真实世界里各种可能运用的效果的理解。这是彻底的效果论,完全不同于康德义务论的效果论,它迟早会遇到来自康德阵营的批评。因此,晚年的詹姆斯(实用主义第二位大师)不得不面对“价值相对论”的困境,因为“只要好用便是真理”,很容易导致“只要符合个人利益便是合理的”这一荒唐的伦理标准。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由于长期占据着学术主流位置,培养了一大批喜欢用关于真实世界的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最糟糕的是,由此而形成的“实证研究”学术传统,惟“数据”为惟一的“是”,对于没有数据或者难以由统计数据来刻画的经济现象,不论它们如何重要,则置若罔闻。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很不幸,“制度变迁”是上述难以统计但却十分重要的现象当中的一类,由于缺乏统计指标和相应的统计数据,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长期被留给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去研究。例如,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其专业是社会经济史而非经济学。哈耶克是另一位重要的制度理论家,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对经济制度理论所做的至今无出其右的贡献。

  始终积极参与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既然无法忽视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现象,就无法不重新寻求一条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向。这就是我所说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或者张五常和周其仁所说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何谓“直面现象”?首先必须澄清,“现象”者,来自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哲学传统。用胡塞尔自己的口号,就是“回到事情本身去”。直面现象,是经过了胡塞尔“本质还原”的现象,是直接被给予的现象,是悬置了一切“前见”和“原理”的现象,当然,如胡塞尔的诸位追随者和反对者(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萨特)所见,这直观里的“现象”几乎不可能被呈现出来。

  “直面”之不可能,是因为每一个观察者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前见”——也叫做“前理解”,来观察他所处的世界,非如此而不能认识世界。故而,现象学运动的后来者们开始强调“共在世界”和“社会交往”。或许,只有通过“对话”,才呈现出“真实”,这就是我称之为“对话的逻各斯”的过程。

  晚期现象学家们的洞见在于让我们永远怀疑一己的观察,永远警惕以主体意识为认知前提的见解,永远要去探求和理解“多重”的实践及体验(Alfred Schutz,《社会实在问题》,华夏出版社二○○一年版)。所谓“多重实在”,要求我们重视他人的体验,尊重他人的观察和理解,否则我们将难以摆脱“自我”这单一实在的观念束缚。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援引舒茨的“多重实在”概念呢?因为他提出了反胡塞尔“本质还原”的另一种“还原”——即悬置一切对自然状态的怀疑,凡“理论”,都是对自然状态的某种怀疑,否则就不会有“抽象”。舒茨的看法是,既然胡塞尔的本质还原是不可能的,那就干脆承认每一位观察者的实践体验的局部真理性,然后,通过社会交往来理解事物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交往着的多重的局部真理性,可以揭示出作为“整体”的真理。

  根据上述的直面现象的含义,我们就不难理解“统计”数据的用处了。任何“统计”,都是从某一特定角度观察世界的结果,是“单重”的实在,因而它不能代替“多重”的社会实在,虽然,每一类这样的数据都因代表了一个特定角度上的观察而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也因此,我不能同意那种完全忽视统计数据的经济学方法论。那些完全忽视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方法论上与“唯我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一方面,主流的经济学传统把它的学生们训练成为统计数据的奴隶,从而招致了来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反抗。另一方面,如上述,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统计数据对我们理解经济活动的多重社会实在的意义。走出困境的途径在哪里呢?我认为,多年以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同仁们努力实践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可以看作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

  案例研究,在社会学里面叫做“田野调查”,它在方法上不同于单一视角的“统计”研究。案例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沉沦”到本土社会里面,感受“多重”的社会实在。其次,它才要求研究者有能力走出每一局部的真理,从抽象层面上把握社会实在的多重性。

  康德《逻辑学》告诉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的事物的逻辑,更多地要求“质”的彻底性时,我们只能诉诸“叙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逻辑彻底性。只有当我们感受到的事物,更多地带有“量”的彻底性时,我们才以“模型”来刻画事物的逻辑。以张闻天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在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的时候,曾经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经济——例如“剥削”的程度,做“定量”描述。那是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定量的描述更有助于革命者测度社会革命和社会反革命的力量对比。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大范围内的制度变迁问题。所谓“大范围”,是指制度变迁的性质难以被任何一个局部所代表。以往“解剖麻雀”和“从点到面”的制度实验方法,已经不再有效。因为我们正在寻求的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只能在各个局部所创造的制度之间的自由竞争中涌现出来。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在外国“成功了”的制度,只要没有制度竞争,照搬到中国来总要失败。类似地,任何一时一地成功了的制度,要想被照搬到其他的时空点而不流于“腐败”,就必须接受其他制度的竞争。

  对于这样的制度现象的研究和理解,“质”的刻画远比“量”的刻画来得重要。故而,案例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也因此,学院派经济学家建构“数学模型”的冲动是值得警惕的。

  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我认为,只要能够从多重角度而不是单一角度刻画经济活动,就是对“直面现象”的逼近。经济学家或许永远达不到直面现象的境界,因为那是一个无穷逼近的“对话的逻各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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