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魁阁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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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正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与这点有关,费孝通曾自信地说,那种同时注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的做法,效果是显然的,在这当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逝者如斯》)。“魁阁”的成员,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合起来形成了对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其中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史国衡的《昆长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研究》、《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是其主要成果。一九四三年,费孝通访美时,据禄村、易村和玉村的调查,编译出Earthbound China(《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书,一九四五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一九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云南三村》)。基于那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又于四十年代后期出版《乡土中国》,于一九五三年出版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等作品。曾在“魁阁”工作站工作的人类学家许光,则于一九四八年发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祖荫之下》)一书。这些作品在我们今天来看,是经典,但绝对还没有成为过去,我甚至认为,它们含有的思想与资料深度,为今人所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知道,一九五○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任教的著名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撰文说他不同意费孝通在云南所做的“类型比较”的工作,说通过零散的类型比较堆砌不出一个整体的中国来(“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 no. 1,1963)。可是,正是这位高傲的英国人类学家在他一生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对学生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及“魁阁”期间那批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的作品,如许光的《祖荫之下》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是研习汉学人类学的基本读物。后人评说过往了的“魁阁社会学”,也许会模仿弗里德曼说,从这里走出来的学者,终其各自的研究生涯,并未如人们所愿望的那样,在实地调查的社区中与历史的想像中构筑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来。然而,也正是魁阁那一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让诸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这样的理论著作,奠基于深入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成果之上,对后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差序格局及士大夫的中间纽带,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在六十多年后,站在呈贡魁星阁的门前,想像这座破旧了的亭阁目睹的历史,能体会到其中的辛酸,也能洞悉它的动荡。魁星阁在它的“生命史”中曾经容纳不同的人群。求功名的士绅与乡民,曾是历史上的主要访客。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中,有六年这座陈旧的庙堂为一小批脱胎于士绅的知识分子所“占据”。他们不再在魁星老爷面前行跪拜之礼,也不再企求从他老人家那里获得“文运”的保佑。这批年轻的学子,是被日本军队的炸弹逼出昆明城来的,在被迫躲藏于乡间的日子里,他们在魁星老爷那里重新寻见了书院的精神。像古时的书院那样,这时的魁星阁处于“山水间”,使它容纳的人能在自然界里领悟社会的文化脉络,脱离已丧失了书院风度的近代大学,重新回归到文化的土壤里,将自己浸染在“山水间”,在乡土中国思考我们生活的基本特质与人文关系。

  曾几何时,在魁星阁内,在这老亭阁的二层上摆放的办公桌周边,新一代的“士人”辩论着他们关注的问题。从后来发表的文章看,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乡土中国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是小农经济、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并存,是近代化引起的乡土社会的“工厂化”问题,是“士绅”在过去的日子里在社会结构中处的位置及在近代化中当扮演的角色。更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费孝通那些著名的“从实求知”实践外,在诸如田汝康对“摆夷人”(傣族)的“做摆”的礼仪人类学研究中,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了“古代社会”对于现代“物质主义”的潜在反讽(《芒市边民的摆》,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六年版)。在魁星阁提供的空间里,这批青春的知识分子思想如此“自由”,以至于今天仍然有学者将他们列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他们后来的命运产生“逝者如斯”的感叹(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然而,如果人们理解的“自由”,是指完全脱离于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就不适合魁星阁的这批过客了。当我们说学术史意义上的“魁阁”,是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派蔚然成风的日子里,中国学界主动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晶,我们同时应当记得,这个意义上的“魁阁”,除了带有书院的色彩以外,还是明清文人结社传统的某种延续。明清的内外交困时期,往往与文人结社和中国人文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相重叠。在日本飞机的炮轰下,在政统压倒道统却无法抵御“犬羊小国”的冲撞的时代里,魁星阁的这二三拨青年过客,一样地结成了他们自己的社团,言说着自己的论点,或“以清议格天下”,或以“理会”学问,而“明人心本然之善” (如明代最后的大儒刘宗周所欲为)。

  所以,“魁阁”表达的,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席明纳”还是有所不同。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所不知,在离开“魁阁”的日子里,费孝通已下决心“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连串配合起来,纠正认为功能主义轻视历史的说法”(《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从这一思考延伸出来的,是一场围绕“皇权”与“绅权”的热烈讨论。在发表了的言论中,我们找到了为传统知识分子寻求重新定位的努力。从一个学科化的传统里脱胎出来,重新寻觅于“山水间”,费孝通曾有感而发,对中国的“绅权”展开了深入的历史探讨。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之“知”,指的主要是“懂得道理”,他们的威权来自人伦规范,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西方也有“精神文明”的。可是,可能是历史命运使然,世界格局的变化使他们转变为一批“继承着传统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在上者”,却因只关心“实用的技术知识”,而成为“没有适合于现在社会的规范知识”的“不健全”的人。他在《皇权与绅权》中这样大胆地质问过:“不健全的人物去领导中国的变迁,怎能不成为盲人骑瞎马?”(同上)也许是为了寻回“健全的人物”,也许是为了知识分子社团的重新建设,以魁星阁为工作生活场所的早期中国实地社会研究者,才如此沉醉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中。

  在矗立着的魁星阁面前,魁阁社会学工作站的成员们无非是匆匆的过客。与他们同时出访于“山水间”的田野工作者,有从中央大学(重庆)、华西协和大学(成都)、大夏大学(贵阳)等校园走出来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中国的大西南,是人类学学科思想和实践领域中“西部探索”的早期实践者。被迫离开原有校园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也“逼”出了一批批融入“山水间”的学术青年来。六十多年前同事间的学科式“结社”,自然也有它的时代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学科建设运动与日本侵华,竟同时充当这个时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批批学者,没有因丧失谦逊之心,而将自己与清初文人结社的“塔尖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提并论。然而,站在魁星阁的三层,从狭小的木窗眺望远处的乡土,我却不禁想说,在两个时代趋近的地方,前人为今日学风之开启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启发与激励;也正因为此,“魁阁”这个名字应当被载入史册,“魁阁精神”应当引起当今“大学建设者们”的重视。

  

  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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