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启蒙语境下的中国——谨以此文献给世界人权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9 次 更新时间:2011-12-10 15: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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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是财富的增长,更主要表现在思想的进步。思想的每一次升级,都带来历史天翻地覆的嬗变。启蒙之意简单的讲就是思想解放和进步,就是开化。“解放者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相对于蒙昧而言,就是离开野蛮走向文明。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缺乏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西方历史学家一般将历史划分为5个阶段:史前、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中国官方历史学家承袭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历史观,一般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思想启蒙,文字的出现使人类从史前进入有明确记忆的古代。以欧洲为例,古希腊和古罗马构成的地中海文明为古代阶段。北方野蛮人南迁,哥特人洗劫罗马,到查理帝国崩溃,《凡尔登条约》确定了欧洲封建格局,进入长达数百年的中世纪。中世纪的特点是教权大于皇权,教皇是欧洲最高权力者,各封建王国在连年征伐中持续皇权统治。

  印刷术进入欧洲后,引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迁。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产生的《权利法案》标志着皇权专制的结束,也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英国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率先进入近代,接下来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古希腊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提出,人是目的,人不能被作为手段或工具。欧洲启蒙运动可以被称为人的觉醒的运动,启蒙运动是人从幼稚状态进入成熟状态。经过启蒙运动,日益成熟的人认识到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随着美国独立(《独立宣言》)、法国革命(《人权法案》)和鸦片战争(《南京条约》)次第爆发,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呈蔓延之势。在近代发展中,中世纪的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并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皇权复辟反复出现,特别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尚未发育成熟的国家。

  资产阶级主导的近代革命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类开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在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旗帜下,一个只有生产没有消费的世界最终将近代欧洲带入两次世界大战,财富、贵族和无数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在两场机器战争中归零,资本家成为唯一的胜家。

  联合国的成立拉开现代社会的大幕,一个极度丰裕发达的消费社会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上升成为白领和中产阶级,马克思的设想完全落空,福利主义与民主自由思想被奉为人类普世价值观。1989年的共产主义理想破产成为前现代的休止符。互联网文化背景下的911为人类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思考自己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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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例外中的例外。事实上中国唯一一次成功的启蒙发生在印刷术之前。这场启蒙发生在封建政治最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数百年商周文化所构成的中国古代。焚书坑儒象征着启蒙运动的结束,或者说启蒙成为永远的禁忌,秦始皇成功扮演了封建体制的终结者,他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皇权独裁体制,从此之后,一个延绵达2000余年的中世纪始终是对这种体制的继承和完善。

  可能因为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字符数量远远大于拼音字母),印刷术并没有在它的原创地有多大作为。文言文的阻隔、地理交流的局限再加上文字狱和思想禁锢,在200年漫长的中世纪中,始终没有出现社会性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的镇压和招安之下,以犬儒的身份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影响社会变革思想的启蒙力量。

  夜郎自大的中世纪美梦被鸦片战争惊醒。已经进入自由贸易的近代欧洲面对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帝国,一直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互相沟通的语言。对他们来说,贸易就如同做爱,单方面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双方的介入才会产生共同美好的结果。中世纪的天朝认为皇权稳定大于一切,贸易接触将发生思想交流,影响稳定大局。天朝的拒绝使炮火成为一种有效的语言。天朝终于承认了在自己之外尚有其它文明,继而由傲慢自负走向敏感自卑。在发现了中世纪与近代的差距之后,一场席卷全国的“自强运动”在帝国展开。

  19世纪的中国依然处于蒙昧之中,从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原始多神教加上皇权思想,构成对中国正统宗法社会的反动。自强运动是中国2000多年来最大一次启蒙运动,也是一次正动。经世致用被体用说民权说代替,经学考据学被科学代替,四书五经科举被小学大学代替,臣民被公民代替。复辟势力制造的戊戌六君子惨案不幸将帝国推入坟墓,即使立宪运动也无法挽救天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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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在一片大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诞生,全盘西化拿来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公民在教科书和选票文化面前逐渐成长。民主和自由突然降临中世纪的中国,从老百姓到公民的路是如此之短,几乎来不及跨越。数不尽的书籍报纸杂志扑面而来,带来各种最新潮的最优秀的信息和思想。阅读、演讲、辩论、讨论……这个时代是如此奇特,不能不让人承认——人的自由先从思想自由开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运动将这场启蒙运动推向高潮。

  这场启蒙的不幸在于错误的时间发生了正确的事情。这个后中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民中国,只有地主而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士大夫而没有知识分子。在一个赤贫的中国、一个文盲的中国、一个动荡的中国,一切已经注定了这场启蒙运动的不幸结局。从中国第一位法理民选总统袁世凯复辟“洪宪”开始,一场资产阶级缺席的启蒙只能产生一次又一次的皇权复辟,中国最终又退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牧歌中去。启蒙从此成为一种禁忌,被后皇权时代的专制主义紧紧地封堵在角落。

  思想家李泽厚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

  200多年前,美国的先贤们曾说:“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但是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嫉妒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事实上,专制并不一定会阻止互相残杀,甚至恰恰相反。

  在一场错误时间的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混乱中,正如无数次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一样,农民起义军最后获得了胜利。“万岁万万岁”重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思想。一场“大鸣大放”的伪启蒙运动将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悉数流放,随后的“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将数亿中国人重新带回黑暗的中世纪。文盲越来越多,民间戏剧被禁止了、报纸杂志书籍电影被严厉审查、学校被关闭,文字和思想成为危险的代名词。前印刷时代的手抄本和口头文学开始民间流传,向万岁像烧香祷告可以祛除百病,中国几乎退回到蛮荒的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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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的“四五运动”拉开一场长期压抑的启蒙总爆发,这场启蒙运动一直持续到13年后。星星画展、朦胧诗、真理大讨论、恢复高考、平反与反思、从文学热到哲学热,在一个物质贫瘠的时代,阅读和思考成为新时代精英群体的集体行为。

  理性和激情在一个农民中国激荡,理想主义成为这个启蒙时代最鲜亮的旗帜,引领者无数爱国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当世界已经进入工业化的现代时间的时候,中国依然还在勉强糊涂的小规模农业和反对启蒙的中世纪徘徊。这不能不令年轻人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耻。

  启蒙归根结底是自我启蒙。启蒙时代是一个阅读的时代,更是一个思想的时代。言论或许不自由、出版或许不自由,但思想可以任意翱翔,思想的翅膀永远沾满自由的阳光。《河殇》成为一个时代爱思考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虽然它或许不够完美不够成熟,但它懂得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次发生在正确时间的错误事件,一场非理性的启蒙运动以一场非理性的恐怖行动结束。这是十亿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没有谁可以无辜的释然,直至今天的诺奖,我们依然无法摆脱那副沉重的十字架。

  在欧洲东部群情激奋的一片崩溃中,中国又一次成为例外中的例外。在西方用炮火强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150年后,中国又一次打开国门,为被许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感到无比荣耀。中国重又拾起近代欧洲的重商主义旗帜,将廉价的中国苦力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国库膨胀的速度与房屋价格医疗费用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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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文盲已经消失了,因为人们被肚子要求必须认识钞票上的文字,否则他就会被饿死。报纸、书籍、电影依然接受官方严厉的审查。在下一代的教育中,五四运动中诞生了《公民》课,社教运动后,《政治》课代替了《公民》;四五运动中诞生了《法制》课,六-四之后《思想品德》代替了《法制》。至此,公民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国家和政府成为模糊可怕的利维坦,法律成为权力的延伸。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训诫中战战兢兢成长,他们和我们一样起早贪黑忍辱负诟自我折磨,只是为了考试为了一张带着印章的学历证书为了学会做人。从这个时代开始,文字与阅读无关,与思想无关。

  当谷歌以不作恶的谴责退出中国时,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无耻的一个中世纪局域网。一些网站成为启蒙运动在中国硕果仅存的最后阵地。在一个后现代背景下,启蒙已经越来越遥远,如同错过的恋人,一切只能成为伤感的回忆或无意义的旧情书。

  启蒙是对思想和智慧的开光,是权利和尊严的觉悟。自尊和自信作为启蒙的产物,它并不是炙手可热的物质财富,而是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现代身份证。欧洲中世纪是战争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信仰和宗教。中国的中世纪同样是周而复始的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这或许是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

  启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关信仰和思想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对以吃饭为天理的中国人来说,信仰是过于奢侈的东西,或者说,启蒙更像是别人的事情。陈独秀就说:“近世文明者,乃欧巴罗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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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年前,谭嗣同试图用自己的鲜血告诉人们什么是启蒙;100多年后,菜市口是北京最繁华的黄金市场。在一个消费时代,金钱已经成为人们唯一的信仰。消费控制了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物质的泛滥最终淹没了人的存在。消费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新意识形态。精美的商品、慷慨的赠品、乌托邦似的的百货商场和诱惑的广告传播着充满迷幻的奴性文化,让人们拜伏在物的权力之下。

  在消费时代,异化的人被完全符号化,人们被LOGO分割成不同的阶层。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浅薄的匆匆的。时间成为最昂贵最奢侈的商品,人成为最廉价最多余的商品,而思想则成为垃圾。商品极权主义所形成的政治暴力足以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和思想堡垒,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最后都成为视觉和感官的体验,唯有思想不可捉摸,因而失去价值。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物质和欲望代替了无谓的思考和深沉的思想。一切文学艺术哲学最后都被娱乐征服。人们曾经历经辛苦逃出中世纪的桎梏,最后却在后现代的刺激中陷于麻木和迷失。

  中国是如此早熟,当欧洲人还在野蛮中挣扎时,中国已经进入中世纪的盛世几百年了。当欧洲人为了信仰打得昏天暗地时,中国人只会在连叫花子和牛马都做不成时才生气。是中国人该告诉欧洲人什么是生活,还是欧洲人该告诉中国人什么是人生?这就是中国与西方缠绕100年来的人权分歧。

  奥威尔在《1984》中提醒人们警惕被强权愚弄凌辱,而赫胥黎却在《美丽新世界》中打造了一个天堂,有吃有喝有美女,唯一的“缺点”是不要有思想。在奥威尔的世界里,启蒙是被严厉禁止的;而在赫胥黎的世界里,启蒙不只危险,更加多余。

  20年来,中国教育流水线生产了无数不知道公民国家政府为何物的廉价“苦力”;20年来,电视电影都是皇阿玛奴才格格老百姓构成的盛世;20年来,入党考试行贿当官贪污成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西方人争着考律师,中国人争着考公务员。)20年来,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中国茁壮成长;20年来,官吏集团逐步形成世袭利益同盟的寡头贵族;20年来,法律越来越被权力代替;20年来,党的纪律和儒家道德成为最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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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事实上在2000多年前就结束了。2000多年来,我们在思想上并没有多少进化。300年前的启蒙运动创造了一个文明富强的欧洲。而发生在这100多年来的两次启蒙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什么,中国还是200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如果说在西方,所有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法律问题,那么在中国,所有的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前者相信法律是唯一公平的和正义的,后者坚持用政治解决所有问题,而这个政治就是纪律和道德。

  依靠勤劳忍耐数量众多的中国苦力,在人类财富大比拼中,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中国已经成功穿越了奥威尔的世界,正在进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里没有强奸,只有诱奸,或者糊涂,或者假装糊涂,否则就是自寻烦恼。思想重要吗?思想能当饭吃吗?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有两个追求,一是活着,二是快乐。如果二者兼得则功德圆满,比如毛万岁的皇孙就已经修成正果。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对中国人来说,中世纪的精神配上后现代的物质构成黄金搭档。中世纪的精神带来无尽的满足与快乐,后现代的物质可以使我们活得更滋润。很多时候,无知并不能带来无畏,但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和快乐。

  300多年前,一群清教徒倾其毕生财产坐上了风雨飘摇的“五月花”。4个月后他们来到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新大陆。一年后,他们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一多半,五月花号又来了,但他们拒绝搭船回到中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他们说:“不自由毋宁死!”300多年前,一群饥饿的农民杀进北京,吃肉喝酒,坐上金銮殿……那一年,中国人成为前后3个皇朝的光荣臣民——大明、大顺和大清。中国老百姓说:谁来了都一样,咱还是老百姓。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有一句台词:“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中国人能忍!”

  90年前,一群青年学子迎着警察走出校门,他们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90年后,一个警察局长的儿子撞死自己的同学,而她的同学们却“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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