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国良: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 次 更新时间:2011-12-10 15: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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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良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并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政之后由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社会主义国家迄今已经历多次改革浪潮。从历史的维度纵向梳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我们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递次深化的过程,而且每一次改革浪潮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认真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认识,而且也会给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20世纪20年代苏俄/联新经济政策的短暂实践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酝酿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从列宁时期的苏俄就开始了。在经济层面上,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前一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否定,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但是,有关新经济政策,列宁还没来得及形成系统的理论就去世了,但列宁晚年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思考却是相当深邃的。历史表明,斯大林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与列宁晚年的思路并不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晚年的探索本身就蕴涵着对斯大林体制弊病的否定因素,即改革的因素。新经济政策的短暂实践以及列宁晚年的理论思考,也因此便成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理论滥觞与实践源头。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苏俄/联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经济政策这一最初的改革探索呢?

  1.这次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刚刚开始探索,还远未定型。在这一背景下,所在国的国情,所在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制度奠基者们的认识水平,都直接影响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态的塑造。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这就为制度设计者们的大胆创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像任何先行者一样,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也使得制度初创者们的实践探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这一时期,建设与改革是二位一体的,因为建设什么、如何建设都处于试错阶段,从上到下脑子里的框框还比较少,一旦发现“此路不通”便可以随时随地选择另一条路子而不必有太多的顾忌。

  2.这次改革发生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联,而苏俄/联的前身沙俄帝国虽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它却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俄国的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到革命后的1920年代初,俄国的文盲率仍在70%以上。正如列宁谈到俄国时所说,“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1]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影响苏俄/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战略举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苏俄/联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3.就制度设计者群体即俄共(布)中央领导集体而言,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19世纪确立的一些观念还占据着人们的头脑,这直接影响着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例如,人们在确定某种东西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属性之前,首先看它是否具备资本主义的属性,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就不可能属于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的,社会主义便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础便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就是议行合一,如此等等。社会主义似乎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而只是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而存在的。苏俄初期的建设与改革都摆脱不了这种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

  4.这次改革是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重挫,国内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实行的,对于改革的目标指向、改革路径选择、改革的性质判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又与复杂的党内斗争相纠结,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在建设方案的设计上,先有军事共产主义,后来又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种战略性校正,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滥觞。但这一战略性转变并未完成,随着列宁的去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俄共(布)党内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理论争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出现了诸如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等战略设计。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各种思想、设计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也随之成了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伴随着斯大林的胜出,新经济政策随之中止,列宁晚年设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或中途夭折,或在实施中被扭曲。

  5.这次改革发生时,社会主义政权处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其国际环境极其恶劣,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束缚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探索。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曾受到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后来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站稳了脚跟,但总体国际环境险恶,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都为备战的浓云所笼罩。苏俄在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改革方案的设计、比较、选择与实施都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孤岛”困境是任何可行性方案都必须予以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思潮的萌发与改革潜流的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压制了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倾向。一批积极倡导或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各领域相继掀起了大批判运动。苏联错过了战后第一次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改革开放的时机。东欧地区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苏联的新特点。东欧各国领导人也大都有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新模式的愿望。但随着苏联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南斯拉夫运动,东欧国家试图探索适合本国模式建设道路的尝试也被遏止。这次暗潮涌动的改革的主要特点是:

  1.与列宁时期不同,这时的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已经定型,这一模式的制度优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但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到来,过去被备战和战争所掩盖着的制度弊病开始暴露出来,传统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继续维护传统模式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强化这一模式,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模式进行彻底改革,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历史发展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2.就国际环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是苏联建国之后所遇到的难得的改革和发展良机。首先,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苏联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的社会主义孤岛。同时,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英美等国的合作也为战争后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其次,苏联经过30年的发展,综合国力有明显提高,加上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威,其国际地位大幅攀升,也非昔日所能比。最后,大战之后,各国都面临经济恢复与国家重建,这同时也为各国祛除积弊,厉行革新,重塑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事实上欧美各国都利用战后重建之机兴利除弊,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就国内环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为苏联迎来了建国之后难得的改革与发展良机。首先,苏联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次,战后苏联已经具备在正常的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最后,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都有强烈的改革呼声,在党的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以沃兹涅辛斯基、安德烈也夫、库兹涅夫等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4.战后斯大林的地位更加坚固,威望如日中天,对他的个人崇拜被进一步强化并被国际化,他不仅是苏联的“圣人”,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圣人”。同时,经过几十年政坛风雨的洗练,其政治经验丰富,政治驾驭能力极强。客观地看,就政治威望、政治地位与政治经验而论,苏联此后的领导人,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难望其项背。在极端集权的苏联体制之下,斯大林的这一个人因素既可以成为苏联改革的强力推手,也可以成为阻遏苏联改革的杀手锏。

  5.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具备了改革和发展的良机,但苏联国内萌动的改革大潮由于没有得到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而迅速夭折。倘若斯大林能够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难得的改革和发展机遇,利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威望,推动苏联的改革和发展,不仅苏联会得到彻底改革传统模式的机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极有可能因此走上另一种发展模式,同样道理,中国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沿着建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前进而不会去搬用在苏联国内病态已显的建设模式了。这样,不仅苏联历史,也许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都会重写。可惜的是,斯大林不仅全面肯定了苏联战前实行的发展战略,而且把战前的建设经验上升为基本原则,使之理想化、固定化,不愿意动摇、改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允许别人怀疑、触动既定的建设模式。于是,一大批积极倡导和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各领域的改革举措相继夭折。由于没能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苏联失去了一次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不仅如此,其他国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尝试也受到打压和遏制。

  

  三、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

  

  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南冲突的背景下,南斯拉夫开风气之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1950年起开始自治社会主义探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也踏上了改革之路。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相继跟进。中国也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尝试走自己的路。这次改革波及众多国家,前后绵延近二十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进展并不顺利: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被视为异端,中国的探索在接踵而至的大跃进、反右、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逐步走向反面,走上了一条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发展道路。苏联东欧阵营的改革则以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为标志也发生了整体逆转,各国相继放慢甚至停止了改革的步伐。整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次改革浪潮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1.与40年代末苏联酝酿的那次改革不同,这次改革在各国几乎都是由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袖推动的。在南斯拉夫,铁托、卡德尔等人直接领导和推动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苏联,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最先触动改革机关的贝利亚,首先打开改革闸门的马林科夫,还是全面启动改革之轮的赫鲁晓夫,都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或最高决策者之一。虽然在苏共领导层中对改革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明确反对的意见,但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改革已成为苏共高层的主导潮流。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改革也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当时酝酿和启动的改革虽然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同样属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集体的共识,并为此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

  2.在绝大多数国家,这次改革都是在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与实践试点的情况下突然在全国展开的,改革的经验与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心理准备不足。以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为例,首先,改革之前没有任何经验积累,对苏联国情认识不深刻,改革措施的出台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和事先的试点,一旦措施失当,难免进退失据。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体制的产儿,又是斯大林体制的改革者,既想批判斯大林,又不想丢掉斯大林体制,而且更多地利用了这个体制,致使许多改革措施不彻底,往往半途而废。其次,改革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与理论创新,只破不立。一是改革思路不明确,摸着石头过河,就事论事,走一步说一步,瞻前顾后。二是在旧的信仰体系式微之时,没有及时提供新的精神支持,使社会陷入精神混乱。最后,改革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先则操之过急,遇挫后则惊惶失措。二是改革超出整个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抱着极高的期望,但对改革的曲折和挫折则没有心理准备,对于没有章法的折腾更是怨声四起,致使改革的最终受惠者对改革失去耐心甚至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阻力。

  3.这次改革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在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遇到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挤压和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改革措施都要考虑到国际影响,甚至不能不顾忌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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