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杂谈中国官僚等级制的混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6 次 更新时间:2011-12-08 2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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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今日中国,作为官僚制基础的等级制当然还一本正经地存在着,但也只是在表面上和某些方面如人事任免上还起着大小不一的作用,在其他方面,已经奇怪地溃败了。从等级制的象征如工资、办公用房和住宅、用车、出差标准、度假、出国、旅游等方面来看,官僚阶级内部早已乱套,一个科级干部甚至可以超过厅级干部。而在腐败的实际收入看,一个科级干部与一个厅级干部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谁的实权更多。官僚阶级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级别不是主要的,权力才是根本的。资源富区一个县的股长级干部如山西洪洞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可以身家数亿,甚至贫困地区如江西鄱阳县一个财政局的股长可以轻松卷走国库一个多亿潜逃,一个县的土地局长可以比中国作协的主席更加挥金如土和日进斗金。边鄙百夫长睥睨京师万户候,凭借的不是胆气,而是咱有实权。当然,按照权力越大利益越大的公式,权力高官们总是站在贪腐前列的。

  在民主国家内,每一个自治的地区都是政治的中心,在某些方面,它们与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力,以及官员个人平等的发展机会。不过这一种平等,也在官僚专制下的中国畸形地出现了,这就是腐败的平等,以及对应于腐败能量和结果的权力的含金量的平等。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京官已经不是最热门的职位,而地方大员甚至七品县令成为了灸手可热的肥缺。胆儿肥的县官们,可以发出许多狂言,做出许多狂举,一个县委书记可以派警察去京城缉拿中央政法委管辖下的一个媒体的记者,他虽然有点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公认县委书记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权力很大,监督很少,成为一个腐败的重灾区。

  等级制的混乱也反映在政令不出中南海。虽说“失控”已经成为当下一个描述各种权威体行状的最常见的名词,如法律对犯罪失控,市场对价格失控,打压对思想失控,家长对孩子失控,安全对食品失控,等等,但在各种性质不同的失控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国家治理的失控。不错,与严厉的威权相辅相成的是政治失控。各级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他们可以公开地否定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比如安徽省委可以将本机关干部印发的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小册子查封,并处理责任人。至于在更基层的地方,中央的号令大概属于老生常谈,其实现程度完全决定于与地方官僚的利益吻合度。甚至在号令之前,中央就必须向地方官僚集团让步。由于中央官僚必须依靠地方同类来维持威权统治,所以,它必须向地方利益和地方官僚的利益让步。这也是为什么住宅价格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人们现在惯于用“博弈”来说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实,博弈还是有规则的,而现在我们见到的这种博弈,大概是一种失序的乱打,双方各揣心思,各怀绝技,真打假打也看不太清楚。

  在等级制中,与政治权威、等级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一样訇然坍落的还有道德特权。现在道德标准上也出现了上下混同。比如性权利本来只属于高级领导干部专有,现在也已经泛化到所有的官僚中,只要他有与美色交换的权力。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情妇,甚至打破情妇数量记录并在情妇游戏中玩出新鲜花样的是职位并不高的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证明了这个层次的官员不但体力好,而且实权大,文化水平高。德热拉斯所说的在官僚阶级“各个不同的等级中产生了各自特有的一套道德标准”即等级道德的特点,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完全的改变。

  官二代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央领导的子女可以有太子党,以下的各级官僚的子女也可以有不同级别的衙内。虽然档次不同,但在相应的权力场内的威权无甚区别。甚至天高皇帝远,地头蛇们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影响力往往还超过了过江龙。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表明了中国政治在秩序紊乱中的新的权力格局,说明了各个地区与机构的独立王国化。这些把持不同领域领导权的官僚,尽管级别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在他的权力领域内,他就是国王。在他的权力领域外,他也是特权者。

  这同时说明了,官僚阶级形成了完整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格局:只要个体服从全阶级的政治规矩与整体利益,那么就享有其权力管辖下的大部分资源,公家的也是私人的。是的,这也就是分脏机制。从这点看,贪官们腐败的理由也并不那么离奇。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另一个奇特的现象:不是贪官,上级不敢用你。举世皆浊,唯尔独清,结果是什么呢?2000多年前的屈原已经为清官们提供了标准答案。当然,如果你没有屈原的胆量,也可以学陶渊明。如果你不学,还要革新,就要清理你出局,如二王八司马。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和光同尘,同流合污,如贾雨村。后一种情况是最普遍的。三十年来,中国官僚阶级还没有出现过屈原,也少有陶渊明,有一些二王八司马,最多的是贾雨村。

  如果你当一个贾雨村,那么,阶级对你的关怀可以是无微不至的。比如,面对官僚制必然的“天花板”现象[1],中国的官僚阶级也想出了应对之策:全体实行职级制。这个始于深圳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官员,如果不能提拔职务,可以提升职级,一生中顺利地从入职时起薪7000元/月,混到退休时15000元/月。这是一种普惠制,可以减少官僚阶级内部的矛盾,体现集体的利益均沾。当然,当官僚阶级作出这样的决策时,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当地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十来年只有1200元/月。这种关怀,也可以荫及子弟。除了在工作上、职务上的照顾外,对于正在上学的子弟们,也多有优惠。比如组织官员子女旅游和提供升学便利。

  2010年,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宣称持续上访者95%都是精神病,应当被送到精神病院去。孙东东的言论引起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但是,半年后,政府正式宣布,中国的13多亿人口中,有1亿精神病患者。政府的数字应当是经过认真而严肃的调查和分析的。如果它所说的这个数字不谬,那么,在这1亿精神病患者中,我想官僚大概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官僚,是心理变态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中间要么是金钱拜物教者;要么是性泛滥者和性变态者;要么是权力偏执狂,为了权力一切人间羞耻均弃之不顾,或者没有感觉;要么是狂躁型患者,为了权力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杀人灭口。在权力的腐蚀下,官僚们会做出许多在常人看来很是怪诞的行动。

  如果不从精神病这个角度去分析与理解,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那一年会开枪,以及无数新版官场现形记的故事。中华民族也与其他民族一样,在许多特殊的时候会接受精神不正常的统治者,就像当年德国人民接受甚至拥戴希特勒一样。民族也是会得精神病的。

  60多年前,米塞斯就指出了这一点: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明了一句格言:如果社会主义违反人性,那就必须改造人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假如改变了人性,人便不再是人了。在彻底的官僚体制内,无论是官僚本人还是他们的臣民,都已不再是真正的人了[2]。

  

  

  [1] “天花板现象”指官僚制的一个特征,即在金字塔型的科层结构中,越往上职位越少,提拔越难。因此从表面看,官员一生中能升到较高职位的是少数人。

  [2] 米塞斯:《官僚体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0)。本书后引米塞斯此书语句,只注作者、书名及页码。

  

   (读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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