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为何出现两个孙中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2 次 更新时间:2011-12-07 16:09:42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孙中山  

贺照田  

  

  辛亥百年,传媒热心,带动相关领域之外的很多朋友也来关注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而关注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自然会关注在此一而二、二而一的两大事件中均为要角的孙中山。

  

  1912年以前的孙中山

  

  一位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年轻朋友,便在今年这种氛围中翻读了孙中山1912年底前的著作。翻读之后,大为赞叹,以为孙中山不仅为政治伟人,而且为思想伟人;不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极具现实意义。

  他特别向我感慨说:如果毛泽东时代服膺民权主义,建国后的前30年面貌将根本不同;如果新时期以来,以民生主义为明确标的,中国该不会有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而近年以来世界发生的种种事件,中国在世界上的种种遭际,也表明孙中山所关心的民族主义问题仍是今天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孙中山百年前提出的三民主义,至今无论在现实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仍具基本框架意义。

  而且不仅三民主义这种大观念框架,孙中山当时提出的一些具体思路、说法也让这位年轻朋友兴奋不已。

  比如,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不是恋恋不舍他本极有条件深度厕身的政界,而是汲汲于实业、民生,这让这位朋友想到中国大陆“文革”后的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孙中山当时发展实业的基本思路之一是大量引进外资,以世界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民生主义,这让这位朋友想到中国大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和大力引进外资;至于当时孙中山的发展实业以大规模的铁路、公路建设为核心方向,也让这位朋友想到中国大陆近年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跃进发展,想到近几十年“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而其中尤让他兴奋的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路,以为以地价为准征税,土地增值归公,对今天中国考虑土地问题极端重要,以为早如此,近年围绕土地产生的很多问题原可不发生。

  总之,这位忧国忧民的年轻朋友没想到,这次因传媒带动出的辛亥氛围所引发的阅读,竟带给他这么多兴奋。以致他只读了孙中山传世著作的一小部分,便结论说:孙中山真不可及,百年来的弯路便是偏离了孙中山这些政治-经济观念,今后中国要走好,实离不开孙中山奠定的这些政治-经济观念。

  不否认,这位朋友的孙中山阅读让我欣慰也让我不安。让我欣慰的,是朋友阅读孙中山的兴奋,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诚挚关怀,来自他对中国未来的责任意识,和他对有关思想资源的高度敏感。让我不安的,则不仅指他对孙中山某些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够准确,他之所以兴奋背后的价值图景、他对当代经验与问题的理解与认定可以争议,而更指他对待历史的方式,及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和上面所举问题间实质形成的相互支撑、加强的关系。

  好在阅读1912年底之前的孙中山著作带给他的兴奋,让他决心完整阅读孙中山1912年之后的著作,而我很好奇,当他读完剩下的这些孙中山著作时,他会如何感想。

  有此好奇,并非孙中山1912年后背离了让这位朋友兴奋的这些观念、立场,而是1913年起,孙中山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至迟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起,孙中山便相信,一旦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制定出符合共和原则的约法,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便大功告成。而这些,清帝退位,民国南北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在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均已实现。这也就是他1912年4月1日正式解职时,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原因,因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既已不是问题,以三民主义为真理的他,当然致力民生主义,以求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实现。

  

  1912年以后的孙中山

  

  而1913年之所以关键,是该年3月宋教仁的被刺杀,和七八月旋起旋败的“二次革命”,才让他猛醒,他先前以为民权目标已然实现不过是一场幻觉。

  而这些打击只是接下来一系列更严厉打击的开始,因为,此后不仅是民权不存,国权不彰,甚且国家表面的统一和基本的秩序都维持不住了,而成大小军阀实质割据的局面。

  正是这样一些经验,使他后来总结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的成功,本让他以为“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自序),不想结果却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同上)。

  也就是说,1913年以后孙中山的主题先是再造真正的共和,后是求一定程度的脱人民于水火而不可得。而且,用他自己的说法,相比辛亥革命前他推动民族革命、共和革命的努力“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他此时的努力反总是“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同上)。而1913年以后的种种困苦、困窘,使他事实上在把如何才能形成一个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当成更首要的问题。

  至此,他虽然没有怀疑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业计划”等对中国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但已清楚,若比这一切更前提的——一个稳定、有秩序的中国都不能出现的话,那本是对中国美好祝福的一切设计也只能是萍踪泡影。

  以这一痛苦现实在他意识中催迫出的——“首先是稳定、有秩序、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这一问题为实际导引,孙中山这一阶段一直在致力于如下课题:即如何把赞成他的观念的力量,真的打造成可以帮他冲破让他“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同上)的中国现实的力量。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撇开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作为党魁的他本人;1918年护法斗争受挫发愤创立“知难行易”学说,以坚固革命分子行动意志、鼓舞革命分子行动勇气;1919年创办《建设》杂志等,大力宣传自己的建国理念、建国计划,以更广泛影响公众和社会,如是等等,都是其打破当时困局的尝试摸索。

  而诸种摸索中,尤以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努力最为重要。以这次改组为决定性枢机,孙中山和国民党才真正冲破了此前在现实政治上屡起屡挫的低回徘徊之局,不仅快速掀起国民革命浪潮,而且通过北伐一跃而为全国最大、最具实力之力量。

  而国民党所以能经此改组顿然焕放出异彩,跟苏俄、中共的帮助有关,跟国民党新思想政策能切合其时问题、其时社会心情有关,更和孙中山此改组自觉参照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经验,欲“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俾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而且这时的孙中山,不仅要在未取得政权时运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而且在取得政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决意以高度一党权威组织国家,就是:“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同上)

  在“党国”与民权的紧张中重思历史可以想见,我当然好奇这位读孙中山读至1912年底时击节叹赏的朋友,读到这段文字会如何反应。因为显然,这段文字意味着“党国”模式,而党国模式当然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民权主义高度紧张。

  那么,怎么对待孙中山思想中存在的这种紧张呢?是以1913年以前的孙中山为标准,对1913年后的孙中山一分为二,合则肯定、高扬,悖则批评、否定?还是以1913年前的孙中山为不谙中国世事的空想家,而以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能有效影响中国现实的直接相关实践与言论为标杆,敬而远之他那些看似高远、其实不能产生实效的言论?

  显然,这两种接受孙中山的思路都有其意义。前者可让我们对孙中山所强调的诸价值的意义,有既明晰又热情的肯定,激发我们更高张理想,更有恢宏的抱负和气度;后者则提醒我们直面中国现实,在行动时注意脚下。只是,这两种接受孙中山的思路,都采用了不正面直视和自己所重问题不配合的孙中山另一面的做法。

  而孙中山有名的遗嘱则叮咛我们:“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是所至嘱!”显然,孙中山是把他包含张力的两方面,都作为他的遗产交给后人的。

  而且,不面对孙中山思想中的这些张力,问题甚多。比如,我们用今天流行的起源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的现代政治价值理解,来读1913年前的孙中山和1913年后的孙中山,会感觉很顺,但却无法面对和解释:不是对这些价值和理解亦步亦趋,而恰恰是对这些价值和理解的偏离,使后来的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国发挥了实质作用。对所有这些实践,仅仅判定其偏离了现代主流价值就够了吗?其间真的没有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意义吗?没有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整理的经验资源、思想资源吗?

  过于急切倚赖抽象价值进行评判的弊害自不待言,同样,以实际历史事实如此,便急着对此历史事实加以肯定的思想方式,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并在现实中和思想上同样产生着有害后果。就是,此急切的、不加细致反思探问推敲的肯定,不能帮助我们从中国内部建立起一个反思、省视、分析、评价的视野,这就使得对现实不安者,当其欲反思和批判时,易脱离对象本身脉络,易倚赖流行、方便权威,易依赖现成就手武器,以成就自己的反思和批判。

  久而久之,这样的批判、反思当然容易模式化,当然容易缺少积极的认知意义。某种意义上,中国近年出现的“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对立阵营,和上述两种孙中山接受方式之间,实有着相当对应关系。

  言推及此,可能会有智者挺身说:这两种看似矛盾的阅读并不矛盾。20年代的孙中山所处身的情境,是中国追求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而不可得的时代,故他和他的后继者必须选择能让他们突破此有效困局的做法。而现今,中国不仅早已成为稳定有能力的国家,并且取得了一定现代化成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就不再是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应着眼更高远理想,以再上层楼,把孙中山当年的理想变成现实。

  如此说当然不错,但如此说,仍绕过了孙中山思想中的张力如何才能更贴近历史、更富认知生产性理解和定位的问题。纠缠于此,是因为只有开启此问题,才便于我们打开此问题背后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无视、回避、绕开孙中山思想与实践中的张力,而是沿着他思想、实践中的张力观察、细审、精思,我们方可抵达他此问题背后的种种课题。

  比如,前面提到的“党国”问题,对很多人来说便是一个极富笼罩性,但又不知道如何对之深入理解思考的问题。而在现代中国的“党国”问题上具关键发端位置的孙中山的触及党国,实给我们深入此问题提供着重要的线索。

  从孙中山思想中党国问题所出现的历史脉络,我们知道,党国问题在孙中山思考中出现,实对应着他对辛亥建国挫折和他一系列救国护国行动失败经验的总结。这总结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政党,并未真正成为“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孙中山党国问题所从出的精神、组织环境,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的党国问题恰恰发端于对中国极富担当感,极有牺牲精神,极具现代意识追求的革命传统。

  从前一视角看这后来被笼统概归到“党国”大帽子下的具体历史实践,我们才会对在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有深刻的体会。从后一视角,我们才会更着意从理想主义、现代价值关怀等角度去细审——被概归到“党国”大帽子下的许多人们的具体生命轨迹。

  只有沿着这些人的经验轨迹,我们才会更留心这些人身上的价值关怀和理想,在和实际问题、实际条件的化合中,所催生出的种种观念感觉和实践形态,从而增强我们对这些价值和理想的中国形态、中国可能性的认识与理解,充实和丰富我们欲落实这些价值于中国问题、中国社会、中国人心之时,可资参照的思想资源、经验资源库藏。

  沿着这些人的经验轨迹,我们才能不受“党国”这类大帽子的束缚,才能深刻理解和体会,在现代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到底意味着什么;才能从党国实践对这些有思考能力、有担当决心的人们的吸引与召唤中,看到此党国实践所催生出的历史与现实内蕴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才能从有关历史对这些人不必要的扭曲和伤害中,从内在而不是外在建立起批判和反省此历史的视角。

  也就是说,不是绕开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中的张力,而是从孙中山思想和实践中的张力处挺身而入,我们才可能抵达我们历史——现实中最晦暗难明,但也是对深入认识我们自身历史——现实最关键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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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观察》杂志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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