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8 次 更新时间:2011-12-07 15: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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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时代”的“孩子”

  

  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1]

  这是郭敬明标志性的段落,“仰望天空的小孩”[2]。对于文学持有严肃期待的读者,面对这样的文字往往感到尴尬。这一矫情到近乎滑稽的姿态——郭敬明还特谓指出应以“45度角”来仰望——确立了郭敬明的写作策略、对象与美学风格。理解郭敬明,“孩子”是一个关键词,在他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比如,“一个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3],“但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从小就是”[4],“而我是个很寂寞的孩子”[5],“像个受了伤的委屈的孩子”[6],“我真的原谅这个哀伤的孩子了”[7]。这是一位高度自恋、急于倾诉的作家,似乎内心郁积着无尽的忧伤,“我是个会在阴天里仰望天空的好孩子,我真的是个好孩子”。[8]

  长期以来,郭敬明式的写作,被指认为“青春文学”,“80后写作”被视为孩子们的游戏,被视为青春期的文学综合症。坦率地讲,这是一个不加推敲、流于印象主义的批评,郭敬明的作品,远远比所谓“青春文学”要复杂,这里的“复杂”不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而是牵扯到“80后写作”与历史语境的隐秘关联。

  郭敬明的写作,对应着“9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尽管“90年代”努力将自己叙述为“普遍性”——个人与历史脱钩。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变故或政治规划,更是基于“市场”在90年代的兴起,无数以“私有”为核心的“我”,构成这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得以建构的前提,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产权明晰”、“理性人”等等。换句话说,这个不断被放大的“我”,是“市场”最本质性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传奇,是一代“新人”的自传,郭敬明在“还有一个月我就十八岁了”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成长在自己心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儿”[9]。由于与历史脱钩,“惊心动地的事儿”,只能发生在“个人”的内部。

  从这一视野出发,“80后”一代,既是大历史的孤儿,又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人。郭敬明精明地迎合了这一点,“我的小说是写给年轻人看的”[10]。在他的作品中,“年轻人”被不断暗示为“孩子”,“孩子”的状态很好,成人的世界则令人不安。这里的“孩子”,和生理年龄无关,而是指涉着对于历史责任的拒绝,以“忧伤”为核心,郭敬明不断夸大、强化、鼓励——同时限定——“孩子”的内心体验,并且赋予这一切以合法性。“90年代”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或者说,“90年代”,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郭敬明的写作,作为个人化写作最极端也是最深刻的产物,在个人化写作的尽头,暴露出高度的政治性:试图以所谓“忧伤”填充青春的社会性,定义何为“青春”。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性写作,尽管以似乎与政治全然无关的形式出现[11]。

  “90年代”的“孩子”,决定了郭敬明的文体:华丽、戏剧性、高度饱和的情感。这可谓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笔者且引几例:

  我也曾走过那一段雷禁般的区域。

  像是随时都会被脚下突如其来的爆炸,撕裂成光线里浮游的尘屑。[12]

  寂静的尘埃星河,涌动的宇宙极光,爆炸的太阳黑子轻轻地扫过眼睑,瞳孔变得发烫。

  胸腔里那颗轻轻跳动的小小红色星球,突然像是几百万年前的地球一样,进入了白茫茫的冰河世纪。[13]

  他想,这就是我的爱

  她冷静地朝远处走去,渐渐地离开了自己的世界。

  他张开嘴大哭。

  冷风像是水银一样倒灌进温热的胸腔里,一瞬间攫紧心脏。

  这才是悲剧的最强音节——

  弥漫在整个空旷天地间的,低沉提琴的巨大悲鸣。[14]

  熟悉郭敬明作品的读者会发现,郭敬明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这正是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

  更为重要的是,从《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1995-2005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过渡到《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虚铜时代》,一切似乎“合乎自然”,“孩子”被“市场”所捕获,这个忧伤的“孩子”,成长为消费的主体。在《小时代》系列中,顾里、南湘、唐宛如和林萧(叙述人“我”),上海大学同一宿舍的四个女孩子,过着超现实主义的校园生活,享受着“流星花园”式的爱情,顾源、席城、卫海、简溪这些男友们各方面都类似日本动漫美少年。她们或他们(当年“忧伤”的孩子)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几乎完全被资本所赋形,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的“时尚品牌”,诚如主人公顾里所表示的,“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15]。笔者就此逐页整理了一份《小时代》的时尚生活指南:Hermes店里的黑色Birkin包与茶壶、Prada桃红色手包、LV男包、Tod's男鞋、Vertu手机、《Vogue》杂志、Channel发带与NO.5香水、MUJI饭盒、Burberry西装、NinaRicci连衣裙、奔驰S500、Armani沙发、AnnaSui唇彩、Adamo电脑,等等。甚至于,当顾里与顾源这对青年恋人爆发争吵的时刻,这个文学史上的常见场景,在《小时代》中极具“特色”:

  顾里转过头来,冲顾源吼:“你脚上那双D&G的靴子,是我给你买的!”[16]

  笔者将《小时代》系列视为郭敬明迄今为止的代表作,这自然不是“好”作品,但却是“重要”的作品。夸张地讲,郭敬明写下“小时代”这个书名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整部小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名,还没有谁对于一直延伸到当下的“90年代”有如此精准的命名。“90年代”的孩子,正是“小时代”的孩子;而且难得的是,在《小时代》系列中,以往隐匿在“忧伤的孩子”背后的“90年代”,在作品中也悄然出场,这就是《小时代》中特殊的人物——“上海”,所谓国际大都会,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郭敬明笔下的资本之城。《小时代》系列真正的主角是“上海”,这是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无论是《小时代》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郭敬明都是以对于“上海”的无限夸张的赞美开始:

  这是《小时代1.0》的第一页: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和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17]

  这是《小时代2.0》的第一页:

  所以陆家嘴依然流光溢彩,物欲纵横。环球金融中心每天耸立在云层里,寂寞地发光发亮,勾魂夺魄。只等着身边那幢“上海中心”可以早日拔地而起,以解除它独孤求败的寂寞。“上海中心”围起来的那圈工地上,打桩的声音日复一日地响彻这个小小的陆家嘴江湾,像是上海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心跳声,但听久了,也凭空多出一种苍凉的悲壮感来。[18]

  这是一座作为“幻城”的上海,上海内部的多元与异质性——比如工人新村,比如市民的石库门,比如中产阶级今天所面对的“高房价”——被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恒隆广场所抹平,“上海”变成了“资本”与“时尚”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历史完全被架空、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彼此置换的上海[19]。为《小时代》辩护的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上海虽然有其具体性的呈现,但这里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抽象。这里的商品都是在全球移动之中的‘全球商品’,这里的本地的生活其实也是抽掉了本地性的人生。”[20]吊诡的是,这种高度“抽象”的写作,反而落实了“个人与历史脱钩”的具体性,无论承认与否,郭敬明是这个抽象时代真正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故而,郭敬明的作品如此畅销,多年来占据文学类排行榜第一位[21],毫不意外[22]。这也是郭敬明最自负的地方,他将“销量”视为“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肯定”[23]。很多学者仅仅由于“销量”而将郭敬明看作琼瑶、金庸一脉下来的商业写作,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会。和以往所谓通俗作家相比,郭敬明的写作,非常有力地介入到当下“新人”的生产。在文学史的脉络中,郭敬明自己恐怕都没有觉察到,他的写法不无怪诞地弥合了“抒情”与“资本”的冲突,这是“浪漫主义”兴起数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和田园梦想的感伤、革命理想的激情不同,郭敬明的作品,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在资本的黄金竖琴下无限献媚。在网络上,网友调侃郭敬明是“女作家”,称呼其为“四姑娘”、“郭四娘”,其根源正基于此。这里的“男”、“女”,不再是生理性的,而是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人生的态度。

  

  二、“大时代”的文化游击战

  

  在2009年末的一次访谈中,当记者问到与郭敬明的不同之处,韩寒给出了一个机智的回答,“我觉得我和他男女有别”[24]。与出生于1983年6月6日的郭敬明相比,出生于1982年9月23日的韩寒,对于“上海”的理解完全不同。饶有意味的是,郭敬明努力地抹去四川小城出身的印记,不断地扮演着“上海人”;韩寒出生于上海,反而在各个场合对家乡冷嘲热讽,在“世博年”,他近乎恶搞地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在所谓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这个戏谑、调侃的高中辍学青年,这个以赛车手为职业的业余作家,像这个戏剧性的时代一个戏剧性的神话:他的博客点击率,在笔者写作本文时,已经超过4.5亿人次。在2009年,他被包括《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等多家媒体选为“年度人物”;在2010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纽约时报》有评论认为,“这位年轻人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受关注的作家”[25]。

  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展示了“80后写作”另一种可能性。在韩寒戏谑、尖刻的追问中,郭敬明营造的“幻城”烟消云散,逐渐展现出冰冷的真相——“80后”一代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的写作则是对抗“小时代”的“大时代”写作,通过对于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真实”的现实生活)反讽式的解读,重新建立历史与个人的关联,自由、公正等一系列“大词”,以及在“90年代”的范畴里被视为妨害“日常生活”的政治言说,在韩寒的杂文中被再次激活。对于“80后”一代,韩寒的写作提醒了一点,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而这是郭敬明高度抽象化的写作所努力抹去的。

  不过,仅仅在“大时代”写作的意义上理解韩寒,依然流于表面化。抨击时弊的杂文,每天有无数篇在各种报刊杂志尤其网络上发表,时评作家乃至于公共知识分子非常之多,为什么独独韩寒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近乎老生常谈的是,韩寒的杂文写作发表在“博客”上(目前能查到的韩寒第一篇博文发表于2006年11月14日),网络(不仅仅是便捷、免费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纸媒,而且韩寒的读者群和网民群体高度重合,“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1.95亿,普及率高达54.5%,远高于整体网民28.9%的水平”[26]。面对社会阶层愈发“凝固”的现状,青年群体对于“腐败”等问题有极大的敏感与愤怒,韩寒的博客充当了这一群体的代言人。诚如韩寒在访谈中谈到的,“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找一个出口,所以我的关注度可能就高了。”[27]

  另一方面,在博客这种新媒体属性之外,笔者觉得更关键的是,韩寒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来回应作为“内容”的当下中国。很多研究者将这种文体归于“油滑”,认为在美学上格调不高。不必征引巴赫金、艾柯[28]等学者的不同看法,且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来理解——“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伟大的遗骸。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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