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论当前的高收入群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8 次 更新时间:2011-12-07 09:52:58

进入专题: 高收入群体   私营企业主   社会分层   职业群体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分层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产生了一个高收入群体,并且,这一群体日益成为全社会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随着小区、住宅档次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加强,使得对这一群体的调查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如何对这一群体展开调查成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外,在界定高收入群体时,其年龄特征、受教育状况、社会来源以及住房状况等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高收入群体;私营企业主;社会分层;职业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分层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一个高收入群体。在关于贫富分化的研究中,“富有”的一端,即高收入群体常常成为研究者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30年前,当邓小平同志最初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观点的时候,社会上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人们试图论争,究竟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其实,当时人们也并不清楚,谁将成为高收入者。改革30年后,究竟谁成为高收入者了呢?本文试作出几点分析。

  

  怎样调查高收入群体

  

  我们知道,对于高收入群体的调研,今天已经变成了十分困难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者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收入等情况,那时候,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入户调查还是比较好操作的。因为当时即使是城市居民一般也没有电话,所以,登门拜访也不用事先打招呼,往往是敲门就进。居民对于“不速之客”的来访也比较客气,一是当时人们没有什么重大财产,防卫的意识不强;二是当时居民的个人隐私意识不强,大家互相询问收入是很平常的事情。比如在火车上,互不认识的人聊天,第一个问题往往是“您在什么单位工作”,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挣多少钱”.所以,彼此询问收入是很正常的事,当时人们的收入来源不多,收入比较好计算。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最有钱的家庭被称作“万元户”,即全家人一年能够挣一万块钱(平均一个月不到一千元),就是最富裕的家庭了,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农村而言。由于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被访者心理上也没有什么忌讳,所以,调研的数据也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普遍安装电话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有了电话,即使是熟人之间的拜访,也不是“不速之客”式的敲门即入,而是事先要打个招呼。这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对于财产的防卫意识增强、个人隐私意识提高。所以,这时的城市居民入户调查就开始有一些难度了。不过,只要是运作安排得好,入户问卷调查还是可以操作的。笔者当时组织过一些全国规模的城乡抽样入户调查,在城市里,一般是与居委会事先联系,打好招呼、做好安排,调查员入户的时候向被调查者出示专用调查证件以及学生证、身份证等,再向被调查家庭发放一些礼品,调查也还是比较好操作的,基本上没有拒访的情况。不过,这时候,由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了,一些人变得很富有了,回答有关收入的问题时,答案是否真实值得怀疑。为了获得真实的收入情况,笔者在设计问卷的时候开始加进了测谎的问题,比如,在问卷里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加进一些消费项目的问题,以此来核对收入的真实性。又如,让调查员记录该家庭的大件耐用消费品,找到可以核对该家庭收入的标志性大件消费品。再比如让调查员在问卷后记录对该家庭经济地位的印象等。所以,这一时期的城市居民家庭入户问卷调研还是比较成功的,即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都运作成功了,并且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年收入数千万的高收入家庭。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小区、住宅档次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加强,城市居民的入户调研越来越困难。而此时,城市的管理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地位下降,在众多新建的物业管理小区中,物业公司的地位大大上升,而物业公司是受雇于房屋业主们的,所以,他们的责任就是保障业主的权利和隐私,因而,他们一般都拒绝任何入户调查。90年代后期的“房屋体制改革”以来,大多数城市居民变成了住房的所有者,他们的权益意识大大增强,认为生人不能进入他们的房屋。特别是在那些高收入者聚集的高档住宅小区,基本上是无法入户调查的。

  这个阶段,虽然也有众多在城市里操作的入户调查,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调查,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避开了高档住宅小区,因此,这样的调查样本有很大的偏差,反映的往往是中低收入者的状况,而难以反映高收入群体的情况。所以,这一时期城市入户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有很大的缺陷,因为高档小区基本被排除了。在北京、上海的一些非常高档的住宅小区里,物业管理公司雇用的保安把小区戒备得如铁桶一般,甚至连小区大门都难以进入。笔者曾经尝试与政府行政部门合作,看是否可以进入这些小区,结果即使是高层行政管理部门,也遭到物业管理者的拒绝。笔者曾经研究过高档住宅小区的拒访率,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有政府行政部门的协助,拒访率仍然非常高,达到85%以上。所以,笔者以为,目前对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研究,已经不宜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了。

  当然,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在城镇实施住户抽样调查,在城市中抽出了数万样本作为经常调查户,做家庭记账,作为按照法律履行的国民必须尽的义务。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所以,本文下面对于这个数据中的高收入群体作了分析。由国家通过法律获得住户的数据,这样的方法有明显的优点,住户不能拒绝填答。但此种做法有利有弊,由于是国家出面,住户填答经济收入数据是否真实可靠,就成为研究者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了。

  那么,如果不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本文后面所分析的一些数据,来源于对高收入群体的非入户的调研。协助笔者进行调研的有李廷江、石长惠和李沛,调查时间为2007年10~12月。这次调研的对象是高收入群体,问卷的主要内容关于高收入群体旅游、航空消费等方面,尽管数据有限,但对于研究高收入群体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本次调查改变了传统的入户方式,主要尝试了两种调查方法,一种是在高收入群体活动的聚集区域做调查,主要是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商业培训的老板、经理,包括一些参加EMBA班的高收入者进行调查。由于这些老板、经理是在外面学习,与自己的单位组织没有关系,而且又是匿名填答问卷,所以,被调查者没有压力,比较有利于反映真实情况。另一种是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即通过一些熟人关系、熟人网络发放问卷,先了解到哪些人是高收入者,然后通过熟人网络将问卷送到这些高收入人员的手中,也是不记名的,所以,也没有压力。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312份,其中填答比较完整的有效样本202份,虽然样本数量不多,但是,由于可以确认是高收入者,这样的样本还是很难得的。填答问卷者的地区分布也较广,分布在全国38个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最多,占40.6%,东北占18.4%,华北占8%,华东占18%,广东占7%,华中和西部占8%.必须指出,由于本次调查不是随机抽样,样本量也很小,所以,本次调查样本的代表性不强,不能通过本次调查推论全国的情况。上文已述,由于对于高收入者的调研很少、很难,所以,本次调研还是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一手资料。

  

  谁是高收入群体

  

  所谓收入上的高、中、低是相对概念,所以,高收入群体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群体。当然,人们说“高收入者”或“富人”、“有钱人”的时候,其含义就是指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也就是说,在相比较的情况下,他们是收入很高或较高的人。当然,比这个群体更富有的,人们使用的概念往往是“巨富群体”、富豪、“亿万富翁”,这样的群体在世界各国都是人数很小的群体。本文研究的群体显然没有达到这样高的富裕水平。

  下面,试比较一下,不同数据对于高收入群体的描述。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在调查方面,当然是国家统计局的体系最为完整,调研队伍也最庞大。由于中国城乡差异很大,富有的群体大多聚集在城市,我们就看看全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①。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户数是56094户,作为抽样调查的样本量是足够大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选取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的户即5571户作为城镇的高收入户。测算结果是,2006年城镇高收入户的户平均收入为91266元,应该说是不低了。

  但是,如果按人均来算的话,平均每人年收入是34834元,平均每人月收入是2902元,在近年城市生活费用高涨的局面下,每月人均不到30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恐怕难以称作是很高的收入群体。那么,还是根据该56094户的数据,我们选取其中的更高收入的群体。按照2006年户总收入分为20组,最低一组为1万元以下,最高一组为10万元以上,这样,最低一组占调查样本的4.85%,最高一组占调查样本的2.07%,从比例上看是收入分组人群中的两端了。最高一组的户平均年收入为134528元,人均收入41140元,也就是说人均月收入3428元,虽然看起来收入也不算很高,但是,这已经是在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开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中可以寻找到的最高收入群体了。

  该群体的收入水平如果与最低收入组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该最高收入组是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收入的13.9倍。从食品消费看,最低收入组恩格尔系数为49.6%,而该最高收入组的恩格尔系数为24.8%,两者生活水平差异明显。在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最高收入组。但是,在绝对的意义恐怕还很难说他们是很高收入的群体,还很难冠以“富人”或“有钱人”的帽子。

  其次,国家2005年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凡年所得达到12万元以上的个人,须在第二年的4月1日前,主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年收入12万以上(个人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可以与上述的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户的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最高收入组比较一下。注意,这里应该计算的是有经济活动的个人的收入,而不是计算全家人均的收入,这样,上述56094户城镇抽样调查户按20组分组最高收入组,应该计算该高收入组每户有工作的人(就业者)的收入,而将不工作的人剔除在外,这样有工作的人的收入为每人年均66270元,月均收入5523元,虽然这样的收入不算低了,但是与国家要求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年收入12万以上(即月收入1万元以上)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确实可以称作是高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资料,2007年全国共有1628706人申报了个税,人均年收入31万元。根据国税总局的数据,该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证券、烟草、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房地产、制造业、医院、高校等行业。从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天津、深圳、宁波、青岛、厦门等省市,这些地区的申报者占了总申报人数的81%.但是,国税总局的数据也显示,申报者多数是工薪阶层。于是,人们就提出质疑,老板到哪里去了,我国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老板到底有多少?

  这就涉及到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虽然私有性质经济的业主已经有所发展,但是,规模一般较小,其主要是以“个体户”的形式出现的,符合官方规定标准的“私营企业主”较少见。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迅速发展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这时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对于私营经济发展的恐惧感都消失了。在非官方的场合,人们也更多地使用“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的说法,来取代“私营经济”或“私营企业”的说法。特别是到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对《中国共产党章程》做出修改,关于党员条件第一条,从过去的“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一修改的意义十分重要,从此解决了长期困扰执政党的关于私有经济业主阶层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一修改表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把新生的经济精英人士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那么,我国的私营企业主有多少人呢?2004年有3650670家私营企业,共有投资者即私营企业主9486288人,即平均每家私营企业有业主2.59人。2006年6月有4648297家私营企业,共有投资者即私营企业主11841493人,即平均每家私营企业有业主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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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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