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

——──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3 次 更新时间:2004-11-30 19: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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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CIVIL SOCIETY问题,成为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中一个颇为流行同时也极有争议的话题。围绕这一题目组织的学术研讨会曾在欧洲、北美和中国大陆分别举行,相关的论争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学者,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其影响及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

  

  上述关于中国之CIVIL SOCIETY问题的讨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经验性研究。历史学者试图借用CIVIL SOCIETY的概念去观察和分析晚清(Rowe;Rankin)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Stand,;Bergere,1997);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则专注于中国当代社会,看能否运用这一概念说明过去20年来随着经济改革而产生的社会领域内、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White,Howell and Shang, 1996;He,1997)。这类研究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所谓CIVIL SOCIETY或与之相当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社会领域内的变化能否用CIVIL SOCIETY的概念加以把握?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的CIVIL SOCIETY具有什么特点,它是怎样形成的,其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它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如何,等等。

  

  与经验性研究有关但是不同,另一类研究更注意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在中国语境中运用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作为对西方近代历史经验某一特殊方面的概括,一个原本是西方政治理论上的范畴,CIVIL SOCIETY的概念能否被运用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社会情境,或者,即使可能,它究竟是一个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说明这些社会的分析工具,还是一个政治概念,甚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被提出来加以讨论(Huang,1993;顾欣,1994;Hann,1996)。

  

  有趣的是,直到不久之前,中国本土的学者还很少在他们有关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讨论中引用CIVIL SOCIETY理论或使用这一概念。[1]不仅如此,即使今天这种情形已经有所改变,附于几个不同译名之上的CIVIL SOCIETY一词仍然只在一个范围有限的学术圈内流行,而不曾象在东欧国家里那样融入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话语实践。这种情形与上述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内西方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热烈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人把这种反差简单地看成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视野中没有“社会”的一个证据(顾欣,1994:69),也有人试图证明,大陆知识分子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讨论“CIVIL SOCIETY”问题,尽管他们不一定明确使用这一概念(Ma,1994;He,1997:41-45)。这两种看法固然各有其根据,但象其他关于中国“CIVIL SOCIETY”问题的研究一样,它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学者、官员和民众,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社会行动者,有他们自己关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观念,而这种理解和观念并不能简单由“CIVIL SOCIETY”一类概念加以说明,更不能被它所取代。由于这种对行动者观念世界的忽略,把一个具有西方起源的概念“强加”于一种异质的社会现实的情形便益发突出了。

  

  本文试图从一种解释的立场重新考虑中国的“CIVIL SOCIETY”问题,据此,中国“CIVIL SOCIETY”之出现或者重现将被置于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本土背景之下,并且同时被从历史传承和社会变迁两个方面来加以了解。然而,这种研究立场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绝考虑和使用“CIVIL SOCIETY”概念,毋宁说,它要求以更恰当更有效的方式来运用这一概念。学者们已经注意并且区分了“CIVIL SOCIETY”概念的不同用法,其中,“描述性的”(或曰社会学的或者分析性的)和“规范性的”(或曰哲学的或者政治的)是两种最基本的区分。[2]不过在本文中,“CIVIL SOCIETY”将首先被看成是一种“对照性的”的概念。在我看来,除非这一概念的“对照性”用法被充分地了解和运用,要在中国语境中恰当地展示其分析性和规范性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即使是在西方历史脉络里面,“CIVIL SOCIETY”的概念、理论及其发展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主题,为简化这一主题,并且尽量突出其“对照性”功能,下面将把这一问题基本上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非一种或者一系列观念来处理。

  

  下文将从分析“CIVIL SOCIETY”的三个流行的中译名开始,人们可能从中了解到这一概念本身的多重意蕴,同时也看到把这一概念运用于中国语境时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将转向有关“国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若干本土观念,并对这些观念的基本意蕴及其变化做简短的讨论。在本文第4节,重点从观念世界转向行动的世界,从对若干概念的一般探讨转向对一个具有明确社会-文化批评取向的杂志的个案研究。只有3年历史的「东方」杂志的故事向人们揭示出中国“CIVIL SOCIETY”成长途径的某些方面,以及若干它所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后,在结论部分,我将试着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几点观察性意见。

  

  二

  

  在汉语学术界,CIVIL SOCIETY有三个流行的译名,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3]仔细分析其内容,人们会发现,这三个译名分别指明和强调了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现实的“CIVIL SOCIETY”的不同侧面,这种情形本身则表明,不仅汉语世界里没有与CIVIL SOCIETY正相对应的概念,而且要在中国语境中找到CIVIL SOCIETY的对应物或者其恰当表达也将困难重重。要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对CIVIL SOCIETY起源的简短回顾开始。

  

  在欧洲历史上,CIVIL SOCIETY的出现是与17世纪以降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时,专制国家开始“由更大的社会中脱离出来,上升而成为一个可以说专门化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功能高度集中的特殊领域”(Poggi, 1978:78)。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产生了非人格化的公共的国家权威(Habermas,1989:19),而且产生了个人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追求其各自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作为“私域”的社会。最初,这个以“私域”出现的社会只是统治的对象,在政治领域中无关重要,但是逐渐地,通过私人之间的自由结社,通过对公众话题的讨论和对公共事物的关注和参与,一个超乎个人的“公共领域”便产生了(Habermas, 1989; Tayloy, 1995b),这时,这个社会不但发展出一种它自己独有的社会认同,而且开始在公共决策问题上产生影响。正如C. Taylor所言,“透过自由结社,整个社会能够自我建构和自我协调”,它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Taylor, 1995a:208)

  

  上面关于CIVIL SOCIETY历史起源的理想类型的叙述虽嫌简单化,但却包含了CIVIL SOCIETY观念中的若干基本要素:一个公共权威之外的私人活动空间(市场、家庭等);由私人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公共领域(从早期的咖啡馆到后来的政党和大众传媒);一个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CIVIL SOCIETY),等等。[4]这些要素分别和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前面提到的三个译名当中。比如,“市民”一词强调历史上资产阶级市民与CIVIL SOCIETY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CIVIL SOCIETY中“私”的一面。“公民”的概念则突出了CIVIL SOCIETY中公众所扮演的角色:在法律保护之下自由地交换看法从而形成“公共意见”。最后,“民间”一词包含了一种与国家并存而且至少不是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的社会的观念。不过,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语境里,这几个与CIVIL SOCIETY概念有关的关键词显然有着不同的渊源,因此,在被用来指称或描写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只是某个英文词对译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

  

  比较而言,“公民”一词最为晚出。它最初进入中国人政治语汇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初。虽然自那以后,“公民”概念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或大或小的作用,但它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完全无涉,因此在同样程度上不宜被用来了解更长历史时段中的社会继替。

  

  “市民”与“民间”均属所谓本土概念,它们是汉语世界中的固有词汇,源于古代,沿用于当代,其本义只有很小的改变。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语汇里面,这两个词所具有的意义都是相当不同的。“市民”所指称的只是一个特定范畴的人群,即城市居民;“民间”所指的却是一个远为广大的社会空间,一个普通民众(“民”)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巨大世界。事实上,“民”和“民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最基本的概念范畴之一,其含义值得做进一步探究。

  

  仔细考究起来,合“民间”与“社会”为“民间社会”是一个奇怪甚至可以说欠通的概念组合。如上所言,“民间”并非一种人群的范畴,相反,它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社会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它所指称的可以是一个有别于“国家”的“社会”。[5]这一点可以从“民间”一词的含义中得到证实。“民”的原始义和基本义之一即是“人民”、“民众”,尤指与“官”相对的普通民众。[6]这种界分本身即暗含了某种区别性的空间观念,这一点因为“间”字的引入而变得更加清楚。“间”字在“民”的概念上加入了一重社会性空间的重要含义,因而建构了一个具有空间含义的“民”的概念,令普通民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得清晰可见。[7]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民众依其熟悉的方式过活,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组织,如宗族、行会、村社、宗教会社和秘密会社等。有意思的是,“会”与“社”均是渊源久远的固有词汇,这些单字被用来指称具体的各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但并无现代汉语中“社会”概念的抽象含义,自然,联结这两个单字于一的“社会”一词本身也不见于古代中国。事实上,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概念,“民间”也许是人们可以在传统语汇中发现的与CIVIL SOCIETY概念最为接近的唯一概念。初看上去,它包含了若干与CIVIL SOCIETY相似的要素:一个商品交换的市场,家庭的内部空间,中介性的社会组织,某种公众和公议的观念,以及,一种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社会空间与秩序。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相似不应该使我们把“民间”──一种特定的传统的社会形式──与CIVIL SOCIETY简单地混为一谈。事实上,“民间”一词所指称的那种社会形式的起源要远远早于CIVIL SOCIETY在历史上的出现。作为一种“社会”的概念,“民间”固然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某种与国家(官,官府,或者政府)不同并且与之相对的东西,但是这里的国家显然不是17世纪以降在欧洲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这个名为“民间”的社会也不是那些在法律保护之下寻求各自利益满足的无数私人的聚合,毋宁说,它是建立在上面提到的各种社会组织、群体和联合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络。从历史上看,“民间”的产生与存续并非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如CIVIL SOCIETY在17世纪的出现。在发生学意义上,它与现代性过程也没有直接的联系。[8]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诸如“民”、“民间”这类渊源久远的本土概念虽然也经历了或大或小的语义上的变化,它们却从未退出现代汉语世界。相反,在无论日常生活的语言世界还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域,它们都一直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以“民间”来诠释CIVIL SOCIETY的概念不过是晚近的一例罢了。重要的是,它们曾经并且继续在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商人和普通民众当中流行。尽管随着时代、人群和具体情境的改变,这些概念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对于无数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来说,这些语词是活生生的和有意味的。

  

  三

  

  略为仔细地探究“民”和“民间”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所指称和反映的社会现实,我们可能注意到以下几点。

  

  首先,“民”的概念具有一种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由于“官”被古人视同于“公”,通常与“官”相对的普通民众的“民”的概念便当然地具有“私”的意蕴。[9]换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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