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王制笺校笺》序

——献给冯达文先生六十四岁生日暨从教四十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2 次 更新时间:2011-12-06 13: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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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整整一百一十年了:康有为将《王制》从《礼记》中取出来,考订、作注,然后单刻。那个时候,离戊戌事发不过仅仅几年耳。

  在为经考订后单刻的《王制》所写的《考订王制经文序》(1894) 中,康子一上来就说:

  《礼记•王制篇》,大理物博,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其本末兼该,条理有序,尤传记之所无也。

  清朝数代学人整理经籍,到康有为的时候已成就斐然,仅就校勘《礼记》而言,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均为诚品,在晚清时局的忐忑中,康子忙得不行,为何还要花时间与门人一起来考订《王制》?

  在儒家典籍中,《礼记》古来属“传”,与属“经”的《仪礼》相配,但《礼记》的地位一直颇为独特,与《论语》、《孟子》的关系颇为复杂。唐宋时期,经韩愈、李翱倡导,程颢、程颐推动,《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被提升出来独立成篇,获得了所谓“小经”地位。因此,即便是康有为刻意要把《王制》从《礼记》中提升出来,也算不得什么“原创”之举,没有必要就此来番考索或讨伐——问题在于需要理解,康子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图”。

  不妨先回想一下唐宋时期:当时那些头脑非常聪明的人为何偏偏要把《大学》和《中庸》这两篇从看似编得来杂乱无章的《小戴礼记》中提取出来作为“教士”的要籍呢?为什么没有把比如说《王制》或《礼运》提取出来?

  我们都清楚知道:盛唐一代,佛学盛行,大汉时期奠定的华夏帝国的文明政制明显受到浸蚀——陈寅恪在其隋唐政制史研究中说到佛教时,刻意强调佛教背后的异族政制渊源,称“释迦部族”为“共和国” ——“共和国”明显是个西方政制的语汇,而且听起来颇有法国大革命后的“现代”色彩,陈大师何以会用来指称一个古老的东方部族?晃眼一看,我们兴许会以为大师搞错了,或者在耍文笔。可是,大师怎么会搞错?突出佛教的政治制度渊源,并成其为“共和国”,也许透露出陈寅恪致力研究隋唐政治制度的用心(或苦心):中华文明制度面临西洋政制的冲击时是否能够延续——这种焦虑或关怀促使大师要去搞清楚当年佛教入华时,中华帝国如何适应或化解自己的制度危机。

  对《大学》、《中庸》在唐宋时期地位提升的原因,康有为想必心里有底。《考订王制经文序》说:

  孔子作《春秋》而改制,自孟子至汉儒无异说。及《公》、《糓》微,师法沦斁,老、佛盛行,孔学衰息,学术晦杂,治道废塞,生民不被其泽,耗矣衰哉!

  既然关怀的是政制,为何标举《大学》、《中庸》,而非《礼运》、《王制》?

  也许,佛教毕竟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政制形式,佛陀拐走的首先是人们的“灵魂”(心性)。所以,需要从端正教育入手,进而端正心性。没疑问的是,即便推崇《中庸》,二程最终关切的仍然是制度——程颐有言:

  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二程集》,中华书局版1981,页164)

  《春秋》是讲制度的经,但要明乎《春秋》,得先搞通心性问题,不然的话,就可能在制度问题上有所迷失。由于佛老的影响,《中庸》已然难解,或者其实学人读《中庸》已经喜好依佛老之法来读——就像我们今天有人读《中庸》,喜好依西方的人本心理学或宗教哲学来读,从而就有必要为学子们指明进入《中庸》的门径。于是,有了表彰《大学》之举——同样是程颐说:

  《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二程集》,前揭,页1204)

  康子把《王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单独成篇,很可能是有意接续宋儒:

  《王制》之法,经世条备。其博大弘深,首尾毕举,则一也。宋儒精于义理,独拔出《大学》以教士,而《王制》尚杂《戴记》中,又多错简,或记注杂出。

  这话看起来像在责怪宋儒没把《王制》提取出来,但康子恐怕并非不明白,宋儒“精于义理”的用心最终在于制度关怀。问题在于,康子深切感到,由于西洋文明制度的冲击,如今,仅靠明乎“义理”的教育方略来维系学子的制度意识,已然不敷用了。因此,改变“《王制》尚杂《戴记》中”的状况,刻不容缓,毕竟,中华帝国如今面临的不是拐人心性的“教”,而是可以让“帝国”兴衰的西洋新“制度”——所以,康子在序文中特别指出,考订、单刻《王制》:

  使孔子经世之学,一旦复明于天下,俾后世言制度者,有所折衷,考礼者有所依据,不复聚讼。(《考订王制经文序》)

  戊戌事变以后,人们原以为,帝国的现代化“改革”会大为倒退,没想到,清廷与“国际接轨”的迈进步伐让人侧目。1907年二月,晚清经学大师、教育家皮锡瑞的《经学通论》成书,同年六月,《王制笺》定稿——第二年,清廷便宣布废除了年逾千祀的科举制度,同年,时任湖南高等学堂讲席的皮锡瑞与世长辞,享年仅59岁。

  皮锡瑞给《王制》作笺之前,除康有为同其门人作的《王制》考订,俞正燮《王制柀μ锩?平饬x》、廖平《王制订》等均已面世,为何皮锡瑞还要作《王制笺》?

  甲午战败后,皮锡瑞在日记中记到,自己甚至在睡梦中都还在与人说制度变革的事情(“梦与人谈西法,谓泰西诸事尽善”;见《师伏堂日记》,引自吴仰湘前揭书,页114)。也许可以说,与康子考订和单刻《王制》一样,皮锡瑞的临终之作《王制笺》同样出于对中华文明制度传承的关怀,其提升《王制》位置的举动,可比宋儒提升《大学》、《中庸》。

  《王制》从天子讲到庶人,从爵制讲到学制、刑制,简直有如一部古Politeia:一上来便给天子、诸侯两族订了各种规矩,然后规定我们如今所谓“市民社会”的宪政管理——司空管地政事务(土地配给和划拨),司徒管教育(《诗》、《书》、《礼》、《乐》为基本教材)和民政事务,司马管行政事务,司寇负责法律事务(“正刑明辟,以听狱讼”)——甚至连交通规则也具以明文(“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

  我们经常听现代学人说,中国传统不重法律,可在《王制》中我们见到,对法制的规定不仅说得较多、而且颇严:凡断章取义曲解法律、变乱旧名更改法度、持邪门歪道搅乱国家秩序者,格杀勿论;凡制作不健康音乐、穿奇装异服、搞邪门玩意儿蛊惑民心者,格杀勿论;文章虽然写得漂亮但言辞虚伪、心术不正之人,甚至学识虽然显得渊博却学非正道者,统统得判死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比起如今的立法者来,可以说有正气多了。

  《王制》确乎“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但作者究竟是谁,竟能写下如此大器之作?

  在“自序”中,皮鹿门没有再讲将《王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单独笺注的重要性——这问题明显已没必要再多说,而是提出另一重要问题来谈:《王制》的作者是谁。毕竟,“以《王制》为汉博士作,则抑之太甚”。

  康子标举《王制》时,仍然认为《王制》是“七十子之说”(“《礼记》义理博大,皆七十子之说,孔子之微言大义多存焉”)。也就是说,《王制》是孔门后学所作,这一说法是好些前人和时人所认可的——但皮鹿门提出,《王制》是孔子遗作。

  经史大师杨向奎说:“《王制》为廖平及皮锡瑞所重视,而康有为主《礼运》,皮氏之《王制笺》颇有精义”。什么“精义”?杨向奎先生举出了一段“精彩的考据”。 可是,《王制笺》仅仅考据“精彩”吗?

  的确,《王制笺》“自序”就是一篇“精彩的考据”,但考的目的是要确认《王制》的作者。经“精彩的考据”,皮锡瑞断定,《王制》为孔子遗书,并引俞樾说来左证。

  《周礼》、《王制》皆详制度,用其书皆可治天下。《周礼》详悉,《王制》简明,《周礼》难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苏绰、王安石强行《周礼》,未有行《王制》者,盖以《周礼》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汉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据俞樾说《王制》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证明其义,有举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岂同于郢书治国乎?

  考证的基本要点其实是:《周礼》和《王制》都讲制度,但《王制》所讲的制度与《周礼》所讲的制度要有不同,多有损益,以至于可以说,《王制》所讲的制度是“新制”,有别于《周礼》所讲的旧制。在作笺中,皮锡瑞再次点明:

  前人皆不知《王制》是孔子新制,与《孟子》言周室旧制不必尽同,故此《孟子》所言递降一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视侯而无公,《王制》言天子之公受地视侯,而元士视附庸,在五等之外。

  素王是今文家的说法,何以连古文派的大师俞樾也说“《王制》为素王所定之制”?这让其弟子章太炎也搞不懂,责怪其师张嘴乱说(“先师俞君以为素王制法,盖率尔不考之言”)。

  纠缠于考据,有的时候也会丢失大体。无论是否孔子所作,总归是个了不起的大圣人(西洋说法称“大立法者”)所作——对我们今人来说,重要的是得领会《王制》作者的用心(确切些说,苦心孤诣)。章太炎否认的与其说是《王制》的作者,不如说是《王制》的品位:

  《王制》者,博士钞撮应诏之书,素非欲见之行事,今谓孔子制之为后世法,内则教人旷官,外则教人割地。此盖管、晏之所羞称,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谁谓上圣而制此哉?(《驳皮锡瑞三书》)

  太炎并没有否认孔子的圣位,关键在于《王制》所讲制度是否“新”、是否高明。太炎断定,“《王制》法品,尽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专锡瑞也”(《驳皮锡瑞三书》);“不可行”有两义,要么,因为太高超,要么,因为太低劣——在太炎先生眼里,《王制》所讲的那些个法制当属后者:连古代(无论正反两面)的大政治家们都羞于提到或公开讲出来,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立法书说成孔子所作?——当然,人们也可以问,倘若如此,何以自汉以来那么多的聪明人没有看出《王制》法品的低劣?难道汉博士的心智真的不如太炎?太炎的确如此以为(“余以为《王制》、《昏义》、《书大传》、《春秋繁露》,皆不达政体者为之”。《驳皮锡瑞三书》)。 可是,太炎的评判尺度又是什么呢?

  皮锡瑞断定《王制》为孔子遗书——所谓“遗书”,也许不一定就是写下来的文字之书,而是口传之“书”——或者“微言”,也就是不便张扬的 “说法”。这样的口传之书在秦汉之际可能还不少,直到汉一代孔门学人还背记得,并在汉一代才记于帛书——王充就说过,孔子于“秘书微文,无所不定”(《论衡•效力篇》),大学者荀悦甚至说,后世所谓多有怪诞之说的纬书,其实就是孔子所作(“世称纬书仲尼之作”,《申鉴•俗嫌》)。倘若真有这样的不着文字的口传之“书”,即便考据功夫厉害得不行,又如何(无论在地上还是地下)施展呢?

  在我们今人看来,有“书”竟然长期没写下来,全凭背诵和口头相传,实在不可思议。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不知道古代圣贤们是怎么想的了 ——写记下来不是要方便多了?无论我们是否想得通,这样的事情在古时候大概是有的。想当年,恺撒带领当时已经算“现代化”的罗马军团攻入高卢时,发现高卢的文教制度其实已经相当完备——高卢人也有自己的教养阶层“儒生”(Druides)。据恺撒记载,这些“儒生”传授经书的方式颇为奇特,要求不可在传习过程中将古传的诗文(verses)记写下来,其理由据说是:1,以免学问传播到民众中去,2,以免习者记写下来后就放掉了背诵功夫。后一个理由不难理解,前一个理由(“不想让学问传播到民众中去”=quod neque emin in vulgus disciplinam propagari velint,《高卢战记》,6.14),就让我们今人实在感到稀奇,想不通为何会有如此想法。

  好在古人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其实很多,我们毕竟已经受过启蒙的洗礼,好多古时候的事情想不通,也不奇怪。

  从文体来看,《王制》通篇的确像是有人在述一部法典,要么可能是当时的博士所记的当时的什么“制”(有人如今写书时还说,这就是史迁在《史记 •封禅书》中说的“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但在多数论者看来,如今还这样说差不多要算笑话了),要么就是大圣人所为。倘若俞樾、皮锡瑞、廖平等大师的说法没错,《王制》这样的柀ξ鞣锹}人不能为,那么,就得考虑孔子是作者。

  在《礼记》中,《礼运》与《王制》一样,都是说法典问题,但《礼运》是对话文体,与《王制》明显有别。不过,倘若把两篇对起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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