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张承志,一个生错时代的旧理想主义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1 次 更新时间:2011-12-05 10:41:21

进入专题: 张承志   旧理想主义者  

张远山  

  

  张承志最自命不凡的是他的理想主义:“小文痞子居然敢讨伐你的理想主义……你渴望与真正的交谈对手的相会。”(《神不在异国》)我认为任何人只要有诚意,都可以成为张承志的“真正的交谈对手”──当然包括在下。因为我坚信一切人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要有诚意,任何两个人都可以坐下来随意谈谈青春理想、幸福未来,而不必管什么对手不对手,甚至不必太讲究交谈的规则,因为是随便谈谈。况且,既然是交谈理想,自然不是力的较量,而是理的商量。所以诚意是至关重要的,而我是有诚意的,所以我可以是任何人的交谈对手。相反我倒以为,任何人如果没有诚意,我就必须要求他遵守交谈规则。如果他不懂交谈规则,而又目空一切,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自居,那么对不起得很,我可以事先告诉他: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因为大多数现代读者是懂得交谈规则的,所以究竟谁被谁打下擂台,是由读者来做最后裁判的。这当然仅仅是我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包括张承志。然而据我所知,张承志的思维似乎还定格在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蒙昧时代,所以他未必愿意承认我有资格做他的平等对手,既然他连我最崇敬的鲁迅先生都不怎么放在眼里。所以他一方面有权向天下人发出挑战,而当我或任何人应战时,却又有权躲在暗处囫囵而含糊地海骂几声,然后继续陶醉于想象自己的理想主义没有对手的大获全胜之中。这确实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是为了张承志,我是为了读者,为了我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精神同胞,才写一系列有关张承志的专题文章的。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破例。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潜心于研究和批判孔孟之道。

  张承志最敌视的正是孔孟之道:“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心灵史》)“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心灵史》)“‘吃人’的孔孟之道将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致先生书》)那么先让我们看看:以孔孟之道治国两千年的中国传统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旧理想主义?它们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有哪些不同?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否如他所自我吹嘘的那样,强大到足以“战胜孔孟之道”?或者很不幸,孔孟之道作为“最强大的敌人”,竟然把张承志也打败甚至收编了,以至于连张承志也“反复地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

  

  一、中国主流文化中的两种旧理想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理想主义模式:一、以道家(包括道教、佛教禅宗)为代表的个人化理想主义,即整个社会的身心痛苦都不影响他一己的身心愉悦,全体国民的不幸都不会影响他坚守一己的快乐。因之,这一型号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二、以儒家(包括法家、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社会化理想主义,即牺牲整个社会的意志以满足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为所欲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必须为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幸福所左右。这一型号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专制主义者。在专制与无政府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人没能找到任何合理的其他社会性理想。然而古代士大夫很少把这两种极端型理想主义中的任何一种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由于个人遭际和宦海沉浮的种种不同,他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两家的祖师老子和孔子都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主张。但“有道”、“无道”并没有真正客观的判断标准,仅以判断者一己的得意与失意为转移。当他们得意即得到皇帝或权臣赏识,或自以为还有这种可能时,他们会肉麻当有趣地充当奴才、乡愿、假道学、清教徒;当他们失意即落第、左迁、失宠,或估计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时,他们才被迫而无奈地变成雅士、高人、隐者、狂徒。

  这两种理想主义的共同特点,即共同的思维方式,都是“奉天下而为一人”。儒家式社会化理想是为了皇帝一个人,道家式个人化理想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因此无论是社会化理想还是个人化理想,它们都以一个人的意志为最高意志。区别仅仅在于,儒家主张特定的那一个人(天子)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切人的意志之上,道家主张每一个人可以放纵自己的意志而不顾及一切人的意志。这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固有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标准。所谓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标准,有时表现为数学的、逻辑的,有时表现为哲学的,有时甚至表现为神学的,但总之是形式化的,有固定标准的,可检验的,因而是可批评的,可修正的,并且不论这标准多么权威,最终是可发展的,不僵化的,变动不居的。只要有客观判断标准,那么任何一个具有当时的基本文化装备的普通人,对这一真理标准和思想工具,都能够有效地进行思维操作和真理检验。可惜这一客观的形式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张承志也没有提供任何科学的客观真理标准,虽然他自称掌握了真知并打算宣布真理(可惜我们至今没有听到),虽然他反对儒家的孔孟之道,但他没有提供任何新鲜货色。他明确宣布拒绝科学,正是为了拒绝对他自称的真理进行检验,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与他所反对的儒家本质上毫无区别。况且,反对孔孟之道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反对孔孟之道,甚至在反对孔孟之道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时依然有人反对。因此,张承志在孔家店已被砸烂近一个世纪的时候还以此空洞叫嚣来逞英雄,算不得好汉。在我看来,孔孟之道早已成了死老虎,即便没死,至少已是过街老鼠。过街老鼠确实该打,但仅仅喊打,却不放出手段,那么不仅不是打虎英雄,连打鼠英雄也算不上。况且以历史的经验来看,主张中庸的孔孟之道受到过左右两个方面的攻击,从右的角度反对儒家的,往往比儒家更反动,比如韩非。张承志到底是左是右,由于他除了叫嚣别无贡献,只开菜单并不上菜,所以我最终没有尝出味道来。但以我的看法,他与韩非似乎是更接近的一类。但韩非尽管邪恶,毕竟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而妙手空空的张承志却什么独创性思想也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见张承志反对道家,大概是因为他的故作神秘(他那关于大雪的奇迹令人失笑)与道家有某种类似之处吧?然而道家者流一般来说是相对主义者,像张承志这样信誓旦旦的绝对主义者并不多见,这或许就是他的独特性吧。神秘主义者一般都认为把非语言的神秘体验诉诸语言会面目全非,所以他们很少或相当谨慎地使用语言,然而张承志在肆无忌惮地放任自己的语言的同时,又忽而得意于自己的语言之“美”,忽儿悲叹自己的语言离自己的“独创性”思想距离太远,令人怀疑张承志究竟是否有什么真正的神秘体验。据我所知,神秘主义者一般来说都远离用语言组织起来的主流社会而洁身自好,张承志一方面宣称反对一切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如此蔑视的现代人,对不可能再回到茹毛饮血时代的现代人,吆五喝六地表达那不可表达者,实在令人大惑不解。难道张承志不知道,文明的人类必定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吗?

  

  二、中国曾经有过的被扼杀的科学的宗教的理想主义

  

  首先意识到中国思想中缺少科学的客观真理标准的是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在《墨子》第一篇《尚同》中开宗明义:“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墨子认为,每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是不相同的,这使人类社会无法合理地组织起来,因而人类文明将无法累进地发展。克服这一困境的基本办法是“上同而不下比”、“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道家上同于非语言的神秘之“道”,干脆反对一切社会组织与文明制度;儒家则上同于先王和圣人,法家则上同于后王即当代天子,它们虽然都不反对社会和文明,却使有“力”者成为无条件的有“理”者。因此墨子说:“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失也。”所以还必须进一步上同于客观的天之“意”:“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墨家在如此清醒的认识下把天加以人格化并有意识地神道设教,在科学尚未昌明的邈远古代,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

  宗教立场的一大长处,是在理论上预先排除了任何个人以真理的最终裁夺者形象出现的可能。固然,“天何言哉”,天也好,神也罢,天意和神意必然依附于代言人。但代言人毕竟是代言人,代言人毕竟不是神的化身。神的虚构,在逻辑上排除了任何个人宣布自己的思想为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况且代言人必须把他宣布的绝对真理予以公开化和形式化,正如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做的。关于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就给出了四种证明。无论证明多么荒谬,但神学家既然遵循了宣布真理的科学规则即形式操作规则,那么别人就能够对神学家的形式论证进行检验和反驳。这样,对真理的探寻就在前提上进入了合理运作的范畴,避免了“谁有力,谁就有理”的极权主义恶性循环。因为,当某个代言人宣布的“绝对真理”不能通过形式化的客观标准检验的时候,这个代言人的资格就自动丧失,他宣布的“绝对真理”就遭到扬弃,于是新的代言人不得不寻求更合理的真理标准和更完善的真理表达形式。由于一切合理的形式与表达都包含着真理的某些因素,因而即便是神学的主观“真理”,只要有形式化的客观操作规则,就与真正的科学相邻,离客观的真理不远。正如先秦诸子中,墨家具有最浓重的神学色彩,但却是最接近科学的。不幸的是,墨家以及受墨家影响进一步在客观真理的形式化上作出杰出努力的名家(如公孙龙),在儒道主流文化以及被这一主流文化进一步合理化并强化的皇权的夹击下很快夭折,使科学思想在古代中国板结僵化的文化结构中,失去了生根、萌芽、开花、结果的可能。

  张承志显然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宗教信仰和超越性是一大不足,然而迟至二十世纪末再来补上“教义问答”课,是否感到“冬行春令”的不合时宜呢?莫非张承志正是因此而被称为“生错了时代的人”?况且流产的墨家“教派”毕竟还提供了“三表法”之类的形式标准,基督教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伊斯兰教更进一步继承发展了希腊哲学及其思想,并在近代反哺给基督教社会。佛教则发展并完善了印度的因明逻辑。然而以圣徒、先知甚至教主自居的张承志,为人类思想宝库究竟提供了什么伟大思想呢?他十五年来一再预告要提供“伟大的启示”,然而我们期待了太久,终于有些失望。而没有真正的思想利器,是什么也坚守不住的,哪怕意志坚定,哪怕不怕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叫嚣只表明虚弱,只表明信仰的游疑。靠空洞的叫嚣守不住中国文化的一石一瓦,空洞的叫嚣倒会让一部分没有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误以为中国文化已经毫无价值,已经奄奄一息了。中国人固然不怕牺牲,但中国文化还没有绝望到像一个刺客式的亡命之徒,打算在临死前与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或任何张承志认为强大得不可战胜的异族文化拚个同归于荆中国文化始终在创造,中国自有坚实的脊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张承志未必了解(比如墨家、名家乃至道家)以及我也尚未透彻了解的珍宝在。有叫嚣的闲工夫,何妨读读《墨辩》、《公孙龙子》?甚至读读《论语》、《庄子》,对它们来一番深入的批判?我殷切地期望颇有天赋的张承志的批判能够超过鲁迅。鲁迅确实并非不可超越,任何人都不会是不可超越的──尽管真正的后来居上者从来不贬低他的先行者。

  张承志所推崇的侠者或曰刺客均出自《史记·刺客列传》,然而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多少张承志那种“清洁”强迫症,这有他甘受腐刑为证。张承志从司马迁的笔下能找到多少“清洁”呢?难道张承志不知道司马迁正是中国最早的儒学信徒之一吗?──其父司马谈倒是个道家信徒。况且劫富济贫的侠者和孤身犯难的刺客仅仅是墨家的末流,只有当一个社会无可救药时,哀告无助的不幸者才会寄望于“侠以武犯禁”(韩非)。尽管当代中国尚未做到尽如人意,然而却比任何时期更健康地在发展。目前的中国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全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然后才能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并且健全法治。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不必寄望于墨家式的神道设教,更不必寄望于墨家末流的刺客精神。当张承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恐怖”与“血腥”时,张承志真是技穷得很。晚年鲁迅之所以悲愤地描写侠客,正是因为先生对自己不能亲见中国的美好未来而略有绝望,这是人之常情。况且这是先生的文学表达的一小部分,而非他的全部。由于本世纪下半叶的最初两代人失去完备的教育,已经没有多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了如指掌了,从故纸堆中搜拣一些侠客之类的传奇故事,当作成人的童话喂给那些因为失去完备教育因而判断力相当有限的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张承志   旧理想主义者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638.html

7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