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再论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0 次 更新时间:2011-12-05 1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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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  

  

  (一)

  

  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而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乃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后才有的事情。自由和自由主义也并非没有关系,当人们有充分的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更容易流传,也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当人们缺少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则极易被统治者以集体利益和纪律的名义进行限制、扼杀,甚至被打成异端邪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个人自由逐渐被剥夺,至毛泽东统治后期达到极致,这一时期主张、宣传、甚至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都被关进监狱,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潮当然也最终被打入地狱。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开辟的改革事业蓬勃日上,中共的宣传政策虽然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调上,但社会舆论空间在胡、赵两位总书记的主导下相对宽容一些,所以体制内的知识阶层就曲径通幽地引进了一些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理论大肆宣扬,并予以积极挖掘,其主要目的和动向是企图修正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占领中国改革的话语阵地,以思想为主导将邓小平的改革事业推向西式的民主制度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直接了当地谈自由和自由主义,而是谈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是人性和自由是想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想通的,这就必然在中国大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推导出了自由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不断的交锋,并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九年进行了两次死掐,在这两次死掐之后,中共御用理论家挟专政机器之威基本上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彻底打死,此后,硕果仅存的自由主义者只好赤裸上阵,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在萧瑟秋风中惨淡图存。再然后,中共执政当局基本上不再继续张扬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突出其大众色彩和民族色彩,这样,自由主义者自然将矛头指向了新左派。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所谓新左派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之后,依靠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终于在血与火中屹立起来,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不再巧妙化妆、不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大陆就算是成熟了。这大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你是谁?”“我是人。”----这是王弱水先生《为人道主义辩护》中的两句话,理论界人人皆知。但是很快,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锤定音,挟专制工具之威风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一棒子打死。于是,“你是谁?”“我是人。”这貌似简单的一问一答又成了一个大的悬念。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消迹之后,自由主义者又向新左派进行了交锋,最后自由主义者依靠时代大潮和互联网基本取得了完胜。但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旷新年先生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一个质问至尽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站在潮头做完美的回答。旷新年先生说:

  “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我们把所有的话语都搬了进来,用了一遍。每个人都振振有辞,理直气壮。有时候,我真的想问他们一声:你们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他们滔滔不绝,玩了一圈语言的游戏:从呼唤主体,到取消主体;从呼唤人性,到践踏人性;从呼唤人道主义,到抛弃人道主义。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学者,大胆地假设了‘经济人’,大胆地假设人性是恶的,他们在‘人性恶’这样一个并不牢靠,并非没有疑问的预设上面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然而,他们却不想想,‘人性’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还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

  

  (二)

  

  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才是一切社会现象存在的基石,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解释历史有很多方法,但归根结底要用“人的本性”说话。“人的本性”关乎“人是什么”,不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就难以彻底地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一个思想体系不能合理整合人性,并以此出发解释社会现象,那它注定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失败的。人在本质上究竟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什么?答案早已是众说纷纭。几千年来这样一个最高的哲学问题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这正是人类最愚笨的表现之一。以往的人性论对人性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不同假设的基础上,这也是各种文化难以建立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孟德斯鸠认为人性本恶,一切有权者都容易滥用职权,要避免权力的滥用,就必须根据事务的安排以权制权,实现三权分立。此后,很多自由主义者都以“人性恶”为假设来推论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因为“人性本恶”,所以统治者不可靠,必须实行民主,定期选举;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必须互相监督,权力分立。以上说法颇为流行,但“人性本恶”做为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真的靠谱吗?事实上,“人性本恶”的说法很多人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端详真实的世界后,发现善恶都是存在的。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质,本质是此物与别物的根本性不同。如果一口咬定说“人性本恶”,那么恶的人性怎么会在监督下催生出善来?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另一角度,如果一口咬定说“人性本恶”,那么人与狮子有什么本质不同?难道就是因为人比狮子更恶?以“恶”来区分人与别物的不同,这显然说不过去。

  人性肯定是不完美的,具有恶的倾向,但要断定人性是恶的,那就不对。如果说“我”的本性是恶的,那么这只是和“你”相比得出的结论,“你”这个结论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真的比你要恶。但是,要确定“人的本性”不能把人们相互比较后得出结论,因为这无论如何不是正确的方法。谁也不应该把两个苹果相互比较后,果断地说:“左边这个是苹果”。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理论,都是人们相互比较而假设出的结论,这就和以上比较苹果的结论一样荒唐。如果人的本性需要确定,就务必和别物相比较,只能这样。

  人的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善者是人,恶者也是人。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所谓善恶的背后还是另有原因的,它们都不是人类演进的第一驱动力。人趋向作恶,是因为他需要作恶才能满足自己,人趋向行善,是因为他需要行善才能满足自己。这就说明善恶背后还有人的需要,还有利益的问题。“人的需要”是更本源的东西,人与利益的相关性是更为本源的东西,所以,人的本性更有可能是人的“利益性”。科学已经证明,人身上所具有的元素,泥土中都有,就人之元素来源而言,人确定无疑是泥土的产物。再比较人和泥土的区别也能发现,人有人的“利益性”,而泥土没有“利益性”。那么可以说,关于“利益性”的推断,就更接近人的本性了。人就是人的需要,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这是人的本质与核心意义所在。社会就是利益的社会,历史就是利益的历史,不同的利益相互角力后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讲,根据人的需要,根据人类的利益诉求,才能解释一切社会历史问题,其他解释方法都是枝节而已。

  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就是利益性。在人的本性需要中,有为我的需要,就是人的为我性,也有为他的需要,就是人的为他性,这就是人的本性的两个部分。为我性是原生概念,为他性是次生概念。就为我性和为他性的关系而言,为我性是为他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我”的些许存在,“为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人的为我性是最终目的,为他性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如果人性中“为我”的部分和“为他”的部分发生不平衡,最终就会导致人性的异常,或者叫人性的异化,继而又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一切追求自由的斗争,都是以回归人性为目标,都是以克服人性的异化为目标,这才是自由的旗帜可以引领人类的根本原因。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必须用人的本性去解释,而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人在什么时候表现成为我,什么时候表现成为他,需要了解二者相互之间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转化。了解了这些问题,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现象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

  

  人是什么?人当然首先是自然人。自然人来源于自然,是老天爷用泥土造就的。就人的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来说,人的存在表现攫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人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但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这就确定了人必须要接受自然法则和各种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人不能孤立地存在,他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互之间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按维系方式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按社会领域的不同,所有社会关系可以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而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都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正是人类全部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的本性是利益性,利益性有双重特质,一重特质叫为我性,另一重特质叫为他性,与此对应的是,人的自由中也有双重特质,一重特质是权利,另一重特质是义务。

  人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必须把自由切割开来,分成权利和义务,以求得合情、合理、合法权利之实现。在这里,自由与人性对应,权利与为我性对应,义务与为他性对应,然后,自由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与人性论的基本概念就实现了对接。具体化如下:一,如果没有“我”的些许存在,“为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同理,如果没有权利的些许存在,义务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二,人的为我性是最终目的,为他性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同理,权利是最终目的,义务是手段;三,如果人性中“为我”的部分和“为他”的部分发生不平衡,最终就会导致人性的异常,或者叫人性的异化,继而又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同理,如果自由中为我的部分和为他的部分发生不平衡,自由就会受到威胁和扭曲,继而导致人与人的相互矛盾。

  为我性是原生概念,为他性是次生概念,为他性的根源在于为我性,权利是原生概念,义务是次生概念,义务的根源在于权利。当“人”延伸为“公民”,为我性就延伸成了权利,为他性就延伸成了义务。就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权利是最终目的,义务是主动性的手段,或者被动性的手段。公民首先是自然人,他们是一些以“我”为特征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我”,才与众多的“他”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这样的自然人偏离了“我”,是变相的奴隶;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这样的自然人无视“他”的尊严,是变相的奴隶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利和义务是密切相联的。任何权利的实现总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例如根据合同法规定,成立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自由找到了人性,权利找到了为我性,义务找到了为他性,然后再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推演民主的合理性、法治的合理性、宪政的合理性,公民社会的合理性,那么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

  

  每一种庞大的思想体系都应该有哲学基础,都应该在世界观方面有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历史上那些影响至今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影响至今,都是因为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有深入人心的独到之处。自由有什么错?民主有什么错?法治有什么错?宪政有什么错?公民社会有什么错?现在的统治者除非朝鲜金氏王朝之外,一般都不说这些是错的,自由主义者也就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坐享其成,在过去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大树下免费乘凉。自由主义者又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是对的,所以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促使自由主义者去探讨自由主义的哲学根基。当有人质问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会说:“人人生而自由”,所以自由主义是不容质问的,但是这个说法确实强词夺理。按照旷新年先生所抨击,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只在“人的本性”问题之解决,只在自由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自由主义在其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它从自由出发,经历了民主的特征,然后又加上法治的特征,然后又以宪政为主要口号,最后走上了公民社会的道路。可以说,自由主义一直是在向上发展,逐渐完善自己,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了一套几乎无可挑剔的理论体系。但是正如旷新年先生所论述,它缺少向下的支撑,就是包含着人性的哲学。

  自由主义是一种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就象马列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一样,其博大精深不限于哲学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层面,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由主义是信念,也是价值观;是游戏规则,也是制度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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