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

————法律转型时期的缠讼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37 次 更新时间:2004-11-28 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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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形成了政法不分、互相配合的 政法传统。这一传统下形成的信访制度对新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影响深远。缠讼是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实务界对它的认 识还停留在现象层面。这种简单的认识无法使我们将缠讼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时代、 特定地方民间“好讼之风”(注:关于封建社会民间“好讼之风”问题,可参见陈景良 :“讼学、讼师与士大夫”,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陈玉 心:“清代健讼外证”,赵岚译,苏亦工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区 别开来;将缠讼与当今社会中受“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注:关于受 “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可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80以下。)区别开来;将缠讼与西方社会某个历史时期的“诉 讼爆炸”(注:关于西方社会的“诉讼爆炸”,可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09以下。)区别开来。

  

  缠讼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而不是古往今来的普遍法律实践, 尽管它正在发生普遍的效应,尽管其中的行动者在心理层面受到了古老传统的熏陶。从 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缠讼,决定了我们把哪些要素和缠讼放在一起分析。把新中国政法传 统中的无节制信访,而不是清代京控制度下的累讼(注:关于清朝“京控制度”下的累 讼,可参见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高鸿钧 、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与它放 在一起分析。同时,这要求我们对这个特殊“历史事件”的分析不能采取化约主义,将 它简单理解成一系列宏大要素的产物,不能把它理解成中国古老传统的产物,也不能把 它简单理解成新中国政法传统的产物。毋宁说,它既是法律传统的产物,也是当下社会 环境中的“事件”。因此,我们采取一种“关系/事件”的分析方法,(注:关于这种分 析方法的运用,可参见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赵晓力:“关系/事件、 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1辑。)将“事件”和围绕事件、构成事件的一系列权力关系和 行动策略结合起来,关注那些造成微不足道的背离,却导致了有价值事物之诞生的偶然 事件,这种方法具备了福柯“权力谱系学”(注:关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方法,可 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李猛校,载刘小枫、倪为国选编:《 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 ,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156以下。)的某些特征。基于这种方法的考 虑,本文将通过对实证调查获得的材料和文献材料的分析,将缠讼放在新中国政法传统 和当代法律转型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并与新中国政法传统下的信访制度联系起来理解, 揭示缠讼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可能性。

  

  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出于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和制度合 法化的需要,因势利导,建立了信访制度。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内,通过种种方式塑造并 最终驯服了这一制度。被驯服后的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成熟的权力技术装置,服务于国家 对社会的治理。然而,在这一权力技术装置内部,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个体也在积极行 动,实施各种策略,攥取合法性资源,以实现自我利益。因此,信访制度为社会个体缠 讼留下了制度空间。今天,当国家意欲实现法律制度转型时,转型的目标司法体制与信 访制度发生了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悖论和巨大张力。在这种张力下,信访制度成了笼 中之鸟,消除缠讼现象也任重道远。

  

  一、缠讼问题概述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我们很少听到诉讼中败诉方当事人说他/她服从判决,倒是经常见 到这样的例子:判决生效后,胜诉方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称法院不执行生效的判 决,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败诉方更是积极地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声称法院判决 不公正,或法官徇私舞弊,埋怨法官素质太低等。他们都打着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 的旗号,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干预;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 再审程序;去检察院要求抗诉支持;去新闻单位要求曝光等。我们把这种在判决生效后 ,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要求否定生效判决和裁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一 系列行为称为缠讼。缠讼的多是败诉方当事人,但也有不满足判决结果的胜诉方当事人 。缠讼日渐增多,成为了各级相关国家机关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注:仅1998-2002年 ,湖北省法院系统共接待来信来访1652787件(次),受理各类申诉32735件(参见湖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2003年1月29日在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 作的工作报告);检察系统1998-2002年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 19295件,其中立案审查8044件,提出抗诉3308件(参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靳军20 03年2月13日在湖北省第十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另外笔者从调查中得 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每周接待来访三十至五十人,其中续访的占近一 半;常年缠讼的有近二十人。)目前,实务界已开始探讨其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分析缠讼的原因时,有人认为“一些公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及少数案件裁判不公” 。(注:《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破解缠访缠讼问题》,新华网2002年11月4日。)有 人认为“现行的申诉和申请再审制度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尽完善,在申请的主体、时间 、审级、次数、及理由等五个方面存在着无限制性。”(注:“让确有冤情者及时申冤 让无理缠讼者停止纠缠深圳法院将改革申诉和再审制度”,载《深圳特区报》2002年10月10日。)还有人将缠讼的原因具体归结为司法不公,案件承办人工作简单,当事人曲解条文,借缠讼规避执行等。(注:吴希凤、杨标:“当事人缠诉上访为哪般”,载《法制日报》2000年6月10日。)

  

  从社会调查所涉及的案件来看,实务界所归纳的原因有一定说服力。司法不公是当前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它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实证 结论。在缠讼上访中,当事人经常指责法官腐败、或者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等,这 种指责在大多数案件中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注:笔者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案子: 童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但没有被收监,有关部门的理由是童年纪较大, 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受害人熊某因此反复到政法委、人大、法院、政府、监狱局等部 门上访,共计140余次,后来有关部门对童进行法医鉴定后,将其收监。熊某认为已被 判刑的罪犯迟迟不能投进监狱是司法腐败所致,继续上访,要求赔偿“上访损失费”。 这一案件的确有司法不公的嫌疑,罪犯被判刑后,需要受害人上访140多次才能重新鉴 定,进行收监,这怎么说都有些蹊跷,背后是否别有原因,实在可疑。而法医鉴定后“ 可以收监”的结论,又加强了这种猜疑的合理性。此后,受害人要求法院等部门赔偿其 “上访损失费”,这是一个起因于司法机关,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又于法无据的要求,当 事人日后进行更长时间的缠访缠讼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另外,即使当事人能从具体案 件判决中感受到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等,但也无法证实政府领导以打电话、批条子 等方式对审案的法官施加了压力。同一案件的几次审判中,不同法官对证据采信不一, 裁判的结果也不一样,因而导致当事人缠讼或循环缠讼的现象也时常出现。(注:调查 中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在两家有多年业务合作关系的公司间的一起经济纠纷中, 法院根据基本相同的会计师鉴定,作出了两份大相径庭的判决。按照2002年9月10日通 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若干意见(试行)》第8条第四款之规定 ,判决矛盾的,可以再审。因此败诉方现在到处申诉,希望启动再审程序;而胜诉方也 不甘示弱地表示要以各种方式维护已执行的既定判决的效力。)

  

  审判人员工作方法简单,对当事人心理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办案法官对当事人不热 情的态度容易使当事人产生逆反心理,当法院作出的裁判对其有利时,当事人心理尚能 平衡;一旦作出的裁判对其不利时,当事人就可能猜测办案法官有接受吃请或贿赂行为 ,有意偏袒对方当事人,即使法院作出的裁决正确,也难以消除这个想法。(注:加上 司法界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司法腐败的具体案件,这些都容易强化 当事人的这种想法。)他们往往将这种猜测当作事实,纠缠法院进行改判,在目的达不 到时,就层层上访缠讼。办案法官对当事人反映的意见未做细致的解释工作,加上我国 法院判决书制作一般比较简单,判案理由写得并不详细,这些都容易导致当事人心中的 “疙瘩”得不到解除,引起缠讼或上访。(注:调查中我们发现,某案件一审判决书的 正本与副本居然不一样,正本判决依据是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合同法》,副本援引 的却是《技术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而判决书上却赫然盖着“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的字样;而且判决书中连当事人的 身份都没有写清楚,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写成“代表人×××,负责人”。而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整个判决书中没有援引一条实体法。在此缠讼案中,这两份草 率的判决书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日后缠讼的“主要动力”。

  

  当然,中国的判决书质量不高,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具体可参见苏力:“判决书的背 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当事人故意借缠讼规避执行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方当事人败诉后,通过缠 讼或上访可以引起法院多次审查,拖延强制履行期限,利用这个时间差赚取额外利益; (注:这种情况在专利侵权中表现最为突出,侵权而缠讼者获利也巨大。参见“专利侵 权者缘何有恃无恐”,http://news.2618.com/article/2003/2003-6-19/42787.html(2 003年8月11日访问)。)或者在拖延履行期限内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或者通过领导签字 批条,给法院施加影响,使生效裁判的执行不了了之。

  

  在对缠讼及其原因的认识基础之上,全国各地的法院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机关采取了很 多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从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归纳起来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1.负责受理信访、控诉、申诉等工作的机构将工作做细,落实经办人的责任,(注:最 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7月11日向省级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 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在整个检察系统内实行首办责任制。对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控 告、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分送有关部门办理 ,要求首办责任部门指定首办责任人,负责办理案件。)要求经办人耐心做好疏导工作 ,积极与缠讼人沟通。(注:“崇文院检察长亲自解决‘两户’息诉问题”,http://www.bjjc.gov.cn/page-news/news-20030318-5.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甘振辉:“屏南检察院做好申诉人的息诉服判工作”,http://www.fujian-window.com/Fujian-w/news/mdrb/021202/1-16.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

  

  2.实行领导接待制度。199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开始实行领导干部轮流接待上访 群众的制度,并要求各级检察院普遍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注: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韩杼滨1999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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