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斌:读吴敬琏讲话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0 次 更新时间:2011-12-02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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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斌  

11月28日,在无锡举行的第十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发表演讲时发表了即席讲话,其中这位耋耄老人在讲话中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要增强信心。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最近,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大多数人赞成坚持十一届全会来的改革道路。二是可以做的事要尽量推进。胡锦涛主席不久前在APEC峰会上表示,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温总理也有类似表述。其实,这些事情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就做过,所谓“从源头上反腐败”,现在要努力推进。”

国内许多新闻网站在引用他的上述讲话时,都以“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一语作为新闻标题,以期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读完吴敬链的这段讲话,我不由得想起了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 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强调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在谈到动乱平息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

时隔三十多年,一位已经故去的亲手设计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一位健在耳闻目睹改革开放进程并做出重要经济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转折突破的关键时刻,不约而同地说出相同的殷殷期待,自然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形势,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颇有些相似之处。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民怨沸腾,经济体制改革乱象丛生,多年累积的痼疾积习难改、积弊积重难返。用吴敬琏的话说:“去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经济增长是靠资源来拉动的。当这样一种增长方式遇到障碍时,就遇到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境地:如果继续松下去,资产泡沫就会到达临界点,房地产就可能崩盘,CPI也可能向恶性通胀的方向发展,所以,必须紧,但是,过去的增长是靠钱堆起来的,如果紧了以后,增长的势头也就失去了。”

回想过去的十年,本届政府的经济调控手段、能力饱受争议,由于“三公”消费衍生的贪污腐化无法遏止,官风无耻堕落,影响带动民风沦丧、社会溃败,各级政府社会公信力已跌至谷底。别的不说,仅就民心预期房地产调控一项,需要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部长们三五天就不得不强调“从严”,来给民众吃定心丸。显然,民众已经对房地产界十年高歌阳亢,对出手就是“四万亿”这样的国进民退的“调控”和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后遗症信心尽失,心有余悸。而且即使这样,由于中央政府权威“偃塞湖”林立,地方政府还不时阳奉阴违,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蓝皮书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道出了从“十一五”收官到“十二五”开局,以GDP为经济建设核心的中国经济始终靠房地产发展来支撑的令人瞠目结舌、痛定思痛的事实。

医疗改革始终走不出部门利益纠结,导致弊多利少医药费越改越贵的怪现象频频发生,“改革”了这些年,广大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痼疾依然如故。仅此三项,作为口口声声“执政为民”的政府,却没有一个人勇于坦承决策失误、错误,为此向人民道歉。执政者执政能力是否一贯的“英明”和“辉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不久前闭幕的六中全会把十八大胜利召开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虽然中组部对换届选举纪律频频强调再三,广大党员、公民依照党章、宪法明文规定来行使民主权利的途径依然稀少可怜,“权为民所赋”的美好愿望依然是镜花水月。对十八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选举渠道、选举方法、施政纲领、个人能力素质,十三亿人民至今一无所知,只能在猜谜和小道消息中无可奈何接受既成事实和结果。吴敬链的“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只是说出了绝大多数同胞心目中美好的愿望、期待而已。下届政府是否真的做到这样,名符其实,人民心里也实在没有底。

依我冒昧揣测吴敬链之所以说出“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这种期许,也是鉴于他吴法治呼吁了这些年,建立市场法治的美好理论愿望至今是空中楼阁。民营经济日益衰败,穷途末路,权贵集团经济却呈现出日益座大,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利益固化的严峻局势感到极其失望,对本届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强驽之末之势实在无望,才寄希望于“下一届”的。这也是中国人自古就有“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待传统。作为一个大半生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而奔走呼号的经济学家,在耋耄之年仍是忧国忧民、忧心忡忡,发人深思地只能寄希望于“下一届”,这既是他个人生不逢时的悲剧,也是一个“绝不”认同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民族的最大悲剧。

我多灾多难的民族,至今仍跪着乞求做人的同胞,不知是否记得那句耳熟能详的歌词: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没有我们萌发的公民权利和意识,没有我们人人力争手中的那一张张选票,没有抗争宪法保障我们正大光明地行使民主监督“公仆”的权利,“下一届”只能是新瓶装旧酒,重读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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