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11-11-30 1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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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念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思路:马克思倚重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诉诸宗教并对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深刻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遵循科学理性发展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解放对立起来,历史证明他的思想是有合理性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工作的继续。历史也并没有完全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马克思的思想以出乎他自己预料的方式得到证明。二人的思想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科学理性 东正教 人的自由解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一个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备受批判的反动作家,另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这样的两个人是否可以比较,如果在20年前,问题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但在今天,在21世纪,由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可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审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作为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虽然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一百多年来两个人的思想一直在对话;他们不仅是可以比较的,而且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获得众多的启示,深化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

  

  先看他们的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死于1881年,1846年发表《穷人》,一夜成名。1849年他本人因参加社会主义小组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先判死刑,后改为苦役与流放,10年后回到首都。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正是俄罗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沙皇专制制度仍然强大,广大农奴尚未真正解放;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初步发展,工人以及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道德败坏,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热烈争论俄罗斯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彼此意见尖锐对立,但关注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封建沙皇制度,怎样改变“穷人”的悲惨处境,使他们过上人的生活,化解社会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家出场时面临的正是这些问题。

  马克思(1818-1883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作为德国人,他在德国同样目睹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及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苦难与社会不公。先后来到法国、英国之后,马克思近距离地观察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的非人生活,对他们的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的苦难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人道主义的灾难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运动。寻找人的解放之路,改变这种状况,使穷人过上人的生活,是青年马克思为自己确立的毕生使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尽管一个生活在落后的俄国,一个由落后的德国到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但是如何改变社会不公,改变劳动人民、社会底层的非人处境,包括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面对的共同问题。

  其次,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基督教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第一个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个性的绝对自我完善这一基督教理想,将把人引向神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每个人爱上帝胜过爱自己,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人有如爱自己”,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将在这里消失。[1]问题在马克思身上。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是宗教的激烈批判者,他身上有基督教的影响吗?其实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且对马克思极为重要。

  在中学时马克思曾经说: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望和勇敢的行为。

  ……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2]

  这段话高度肯定了基督教在道德生活以及人的完善中不可取代的决定作用。不但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致,而且语言表述都很相似。当然,这不是成熟马克思的观点,但是对此后马克思关于基督教的论述略加考察我们会发现,后来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基督教,不是因为否定它的价值追求,而是因为他认识到基督教未能找到实现其价值理想的现实道路,提供的只是虚构的花朵,不可能使人真正获得解放。他说: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带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侯,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案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穿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

  这些常常被作为马克思成熟宗教思想引用的论述,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是在致力于寻找实现基督教理想的现实道路。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人必须在道德上得到升华,从物质欲望和富贵功名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理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得自基督教的思想。

  第三,他们追求的目标有类似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是哲学家,都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中都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大量批判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然而他批判的主要不是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而是它们的世俗基础。他认为只有保留在俄罗斯村社农民中的东正教信仰,才能使人与人以对上帝的爱以及相互之爱实现团结友爱,结为社会,从而解决现实生活的苦难。具体说,才能改变物质欲望对人的支配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人的争夺与道德沦丧。这是一种“东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早期曾经自称“社会主义的人”,共产主义只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使人的社会性本质回归人自身的手段。[4]后来马克思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但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实质是人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而丧失的社会性本质回归人自身,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他们都把自由视为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人的自由的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正教社会主义追求人基于对上帝之爱摆脱了恶之后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是人到达物质生产的“彼岸”之后从物对人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如前所述,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有深刻的基督教情结,面对类似的问题,提出了类似的都把人的自由摆在第一位的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显然是有共同之处的。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思想又有着原则的不同。

  首先是他们对摆脱现实苦难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理解不同,这是二者最基本、最重要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以“科学社会主义”著称,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自由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而改造的关键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的消灭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这一发展决定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5]这条道路实际上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其一是科学理性,即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因素;其二是认为趋利避害,认为“恶”,也即“贪欲和权力欲”,是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正是这种“恶”使得物质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成为决定性的因素。[6]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完全相反、针锋相对。他坚决反对科学技术以及基于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否认一切社会革命,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生活中现实苦难的消除不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改变,只能靠基督教,具体而言,只能靠东正教。只有保留在东正教中的自由人之间的友爱,才能消除现实生活的苦难,给人以自由。

  马克思的观点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简单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4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开始,对“东正教社会主义”以外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深刻的、持续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他讥讽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者:

  你们会说,……现在的人虽然有时学会了看得比野蛮时代清楚些,但还远远没有学会像理智和科学所指示的那样去行动。可是你们毕竟完全相信,当某些旧的、丑恶的习惯全部消逝,而且健全的思维和科学完全改造并正常地调整好人类的本性时,他就必然会学会。……不仅如此,你们还会说,那时候科学本身将告诉人(我认为这简直已经是奢侈了),无论意志或者任性,实际上在他身上都不存在了,而且是从来不曾有过,他自己不过是类似钢琴的琴键或风琴上的销钉罢了;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自然规律;所以一切他所做的,完全不是按照他的意愿,而是自然而然地按照自然规律完成的。因此,人只要发现这些自然规律就无须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也将非常轻松地生活。人的一切行为到那时不消说将按照这些规律计算出来,按照数学方式,像对数表那样,直到108000,并载入到历书里去;要是更好些的话,那将出现某些像现在的大百科词典那样用意良好的出版物,将会把一切都如此准确地计算和标示出来,于是世界上便不会有失误和意外事故了。

  到那时候——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新的经济关系、一种已经完全现成的、也是以数学的精确性计算出来的经济关系便将来临,以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在刹那间消失,这是因为它们都可以从中获得应有尽有的答案。那时候水晶宫[7]便将建立起来了。那时候……唔,总而言之,那时候卡刚鸟[8]便会飞来了。[9]

  以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理性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批判,在其最后一部重要文学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描述了一些人设想的建立在科学理性、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指责这样的制度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扼杀了人的自由。至于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著作,例如《群魔》中,也有激烈的批判。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只能靠宗教。这是因为: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的苦难与人和人的关系有关,而人和人的关系又与人的道德状况相关,道德提升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宗教;在一切宗教中,只有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村社农民中的东正教,既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又以爱的纽带把大家连接为一个整体,能够解决现实生活的苦难。试图依靠科学理性发展生产和阶级斗争来消除人的现实苦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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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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