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斐多》中的“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1 次 更新时间:2011-11-28 12: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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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孔子大约三十岁那年见过老子,回来后感叹:

  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

  在孔子眼里,中国哲学的祖师爷是条不见尾首的神龙,在柏拉图眼里,西方哲学的祖师爷苏格拉底是个什么样呢?

  尽管柏拉图记叙苏格拉底的作品很多,苏格拉底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似乎并不清楚。精通古典学问的尼采说,柏拉图是“所有解释者中胆子最大的”,他把奇奇怪怪的道德观念添进自己老师的话中,这些道德观念不一定是苏格拉底主张的,甚至也不一定是柏拉图主张的。言下之意,柏拉图让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像个希腊戏剧舞台上的演员,戴上形形色色的面具扮演形形色色的角色──悲剧的或者喜剧的角色。尼采干脆套用荷马的诗句开玩笑说:

  那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πρόσθε Πλάτων όπιθέν Πλάτων μέσση τε Χίμαιρα(头是柏拉图、尾巴是柏拉图,腰身是Chimaira)。(《善恶的彼岸》,190)

  Chimaira是个吐火女妖,出身神族,荷马的原话说:Chimaira“头部是狮,尾巴是蛇,腰身是羊,嘴里可畏地喷出燃烧的火焰的威力”。由于口里吐出的火焰太利害,Chimaira后来被同族的众神指使柏勒罗丰杀死了(参见《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本,6,179-184,引文为181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起来很温和,其实暗地里是个出言就伤人的“吐火女妖”?

  柏拉图记叙苏格拉底案件的四篇作品中,《斐多》一篇显得最为生动,好象也最为有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中译本。那个时候,据说虽然《王制》最为国人所知,但柏拉图的作品中“唯一发生影响的”(陈康语)却是《斐多》。

  差不多二十年前,汉语学界研究希腊哲学的开山祖陈康先生初版于四十年代的《巴门尼德斯篇译注》重新出版(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简称《译注》)。当时,笔者正对柏拉图着迷,却又苦于找不到进入柏拉图的门径,《译注》对于笔者有如久旱逢甘雨。先生在德国修习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哲学十年,精通古希腊文不用说了,《译注》显出的哲学功夫简直令人望洋兴叹。

  陈康先生学成回国时,汉语学界虽然已有柏拉图作品的汉译多种,却远说不上完备,注释本当然没有。需要翻译(甚至重译)的柏拉图作品很多,为什么陈康偏偏选《巴门尼德》来翻译、并作详注?未必前辈想暗示后学,《巴门尼德》才是进入柏拉图思想的真正门径?

  《译注》我读了两遍,越读越墬入五里云雾──苏格拉底似乎像条龙。我由此认定,自己的智力天生不足以习哲学──至少不能碰柏拉图。

  《译注》没有读懂,“序”文却给我留下深刻印像,它清楚解答了我的疑问:学习柏拉图哲学应该从哪部作品入手。陈康先生说,《斐多》虽然在我国学界声名显着,其实并非进入柏拉图思想堂奥的要津,因为,《斐多》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王制》时期的“相”论,这一“相”论在“近代的初年已一厥不振”──自然律取代了“相”;不过,陈康先生话头一转说,最先放弃这一“相”论的,并非后世的别人,恰是柏拉图本人──老年柏拉图在《巴门尼德斯篇》中用“范畴”论取代了自己以前(在《王制》和《斐多》中)主张的“相”论;因此,虽然柏拉图的著作“几乎每篇是一个谜……然而,《巴门尼德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先生还特别提醒,认清这一点,事关“后之来者辨别柏拉图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译注》,页6-7)。于是我明白了,先生何以要顷力译注《巴门尼德》,也晓得了一个有关柏拉图经学的常识:无论《王制》还是《斐多》,都不能算包含着“柏拉图哲学中的精华”的作品。

  陈康先生的这番教诲让我再也没有在柏拉图身上去浪费时间──《巴门尼德》是门径,尽管有了译注,却看不懂(这只能怪自己的思辨力天生很差),《王制》、《斐多》虽然读起来有趣,又不值得读──柏拉图自己都抛弃了,还有什么读头?

  两年前,杨绛先生译的《斐多》出版(辽宁教育2000版),重新勾起我对《斐多》的兴趣。兴趣起因于好奇:为什么杨绛在钱钟书先生仙逝后译《斐多》?猜到答案也许不难:《斐多》讲的是好学深思一类人何以“灵魂不朽”的事情。陈康先生不是说《斐多》讲“相”(通常所谓绝对抽象的观念)吗?“相”能慰藉未亡人的感情?杨绛先生在自己人生旅程的这个时候选择《斐多》来翻译,会不会找错了文本?

  杨绛先生是文学翻译家,对文学有感觉,自称“对哲学也一无所知”(“译后记”),选择翻译《斐多》,表明她把《斐多》当文学作品。

  这并非笔者瞎猜,从书名的翻译就可以看得出来。据笔者所知,《斐多》至少已有五个半中译本(台湾学者吕健中译的仅是首尾部分,说半部其实很勉强),似乎仅杨绛译本将书名译?《斐多》而非《斐多篇》。柏拉图作品的希腊原文名本来统统没有“篇”字,中译习惯加上“篇”字,很可能是译者为了让人注意,作为哲学家,柏拉图当然写的是哲学书。我们不会把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译成诸如《哈姆雷特篇》、《奥塞罗篇》,或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译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篇》,似乎那样一来,作家就被当成哲学家了。柏拉图的大部分作品以人物名字命名,有如荷马的《奥德赛》或者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但没有谁将这些诗作名译成《奥德赛篇》或《俄狄普斯王篇》。将Phaedo译作《斐多》,不加“篇”,翻译时还“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译后记”),可见杨绛真的把《斐多》当作文学作品。

  不过,用这种“文学的”译法来译柏拉图的,并非杨绛一人。此前,研究希腊文学的前辈水建馥先生翻译过柏拉图的四篇作品(《辩护词》,西安出版社1997),把它们算作文学名作(后收入《古希腊散文选》,人民文学版2000),通常被译作《申辩篇》的,水先生译作《辩护词》,没有加“篇”字。文学翻译家译柏拉图,无意中让我这类天性不足以领略柏拉图哲学的人获得从文学角度欣赏柏拉图作品的机会。

  杨绛说《斐多》是“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在柏拉图哲学专家看来,可能要算说了外行话。柏拉图作品分为“戏剧式”和“报告式”两类,已经是柏拉图经学的常识。“所谓报告式的,乃是柏拉图让参加这谈话的一人报告这段谈话(譬如《国家篇》)甚至让另外一人报告,其人并未参加这谈话(譬如《会饮篇》)。所谓戏剧式的乃是不借用这样的一人,柏拉图自己叙述某人某人的谈话(譬如《曼诺篇》),正象希腊戏剧家的剧本”(陈康前揭书,页24-25)。《斐多》是让参加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的斐多作报告,当然该算“报告式”作品──杨绛所谓的“盛称有戏剧性”从何而来?

  不过,按我们这些外行的感觉来看──或者从作品的表面看,《斐多》也比《曼诺篇》(今译《美诺》)更为文学(或者戏剧)化:《美诺》开场就问,“美德可教吗?”通篇都在侃这个问题,虽然当时还有其它人在场(比如一个书童)或有人突然闯进对话,毕竟情节不是那么丰富。《斐多》中不仅有情节、还有人物行动(苏格拉底坐起身子、苏格拉底抚弄斐多的一头秀发、苏格拉底洗最后一次澡、苏格拉底喝了毒药在囚室里走来走去……),怎么会没有戏剧性?

  所谓“报告式”(reported)的定义,多少让我们这些柏拉图哲学的外行稀里胡涂。“报告人”(斐多或者《会饮》中的阿波罗多斯和阿里斯托顿)的话,读起来难道不像叙述或者说讲故事,哪里像中文的“报告”一词的日常用法所意味的平乏无味的讲法?“报告式”也许宁可说是“叙事式”──“戏剧式”指像“剧本”,“叙事式”有点像如今的“小说”。

  笔者无意要给国朝学界的柏拉图哲学专业研究添乱。前面已经讲了,柏拉图研究非专门家不能为,这专业不是谁都可以碰。但把柏拉图作品当文学作品来品尝,即便对于搞不懂哲学的“我们”,也还是可能的。恰好在《斐多》中,这样的外行看法还得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支持。

  苏格拉底与刻比斯和西米阿斯论辩灵魂不朽的道理之前,刻比斯突然想起有个叫厄维诺斯的诗人哲学家托他亲自问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苏格拉底入狱后竟然作起诗来。这里的“做诗”,按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其实就是讲故事:“我想,一位诗人如果真要称得上是诗人,必须写出故事来,而不只是说理(μύθους ἀλλ᾿ οὐ λόγους )”(61b,类似的说法,参见《王制》,376e-377d)。临终前,苏格拉底最后讲给在场陪他饮毒药的人们(或者设想留给我们后世的人们)听的,是一个有关灵魂在大地上应该如何旅行(渡过)的故事,而非一套令人头痛的“相”论。在《王制》和《高尔吉亚》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以讲类似的故事结尾。看来,柏拉图让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相当顾及对哲学论辩感到头痛的“我们”,尽管他老人家在戏的中场告诫斐多,小心患上“厌辩症”。

  斐多的讲述以问苏格拉底为何做诗开场,以苏格拉底做诗结尾,被有的注疏家称为“理性的迷宫”(Ronna Burger)的论辩性对话夹在中间(所谓“相”论就在其中),这种篇章结构安排──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象现象学的“加括”,把自然哲学的论辩(或者“相”论)悬置起来了。克力同不是哲人,与杨绛先生和笔者一类人差不多,“对哲学也一无所知”,在《斐多》中却一直陪着苏格拉底,而且最得苏格拉底信赖──苏格拉底闭眼前,克力同问他还有什么吩咐(118a),与苏格拉底形同亲人。柏拉图借斐多之口“报告”苏格拉底的临终一天的讲法,让我们这些思辨力天生不足的人不至于因其中有“谜”一般的“相”论而错失结识苏格拉底的良机。

  “相”字自古有两读(参见《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页782-783)。一为平声,作“质地”解(《诗、大雅、棫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或作副词表“相互”(《老子》十八章:“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一为去声,含义颇多,主要有察看、审视的意思(《诗、大雅、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辅助的意思──比如帮助盲人行路(《论语、季氏》:“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礼赞的意思──比如礼赞的人(《论语、先进》:“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还有歌谣的意思。柏拉图专家所说的“相”论,大概与作平声的“相”通;如果把《斐多》当文学作品来读,似乎与作去声的“相”的诸种含义若合符节。

  先说《斐多》的“察看、审视”相。

  作品一开始,厄刻克拉提斯问斐多,“苏格拉底在狱中饮药那天,你在场吗?”得知斐多在场后,厄刻克拉提斯显得急迫地要斐多“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这里两次用到“我们” (ἡμῖν,57b-58a),似乎两人谈话时还有别人──关注苏格拉底临终时刻的,当时有好些人。

  “我们”指谁?文本没有讲清楚──也许,柏拉图想故意用这样的笔法把如今的“我们”也带进作品,让我们把苏格拉底的临终时刻作为一个永恒的现在时刻来审视──厄刻克拉提斯的“我们”在倾听斐多讲述,读起来有如我们在“察看”。讲述之前,斐多还说到苏格拉底的哪些朋友或熟人当时在场、哪些不在场,具体提到在场的十四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苏格拉底的临终一天的“观”者,苏格拉底“有如”戏剧舞台上的“悲剧英雄”(ἀν ἀνὴρ τραγικός,115a),围在他身边痛哭流涕的人们是台下的“观”众。

  陈康先生说,《王制》时期的“相”论的要点,是以一个和事物同名的“相”来解释个别事物,“如若我们用一句话来代表它的精义,那就是《费都篇》里的’由于美,一切美的东西美’”(陈康前揭书,页6;水建馥译文:“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美”;原文见《斐多》,100d)。这个“由于美”的“美”,另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美本身(περὶ αὐτοῦ τοῦ καλοῦ ,75c8)。在这里,苏格拉底排除美的本质与任何“看”得见的性质相关,否认一个东西美是因为“可爱的颜色,或形状,或它的诸如此类其它特点”。这无异于说,“美”是看不见的。可是,在苏格拉底最后“讲个美的故事(μῦθον λέγειν καλό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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