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但这三十年的变化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一切的变化集中体现在GDP上。一九七八年，当邓小平同志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两番时，除了孙冶方先生坚决支持外，许多人心存疑虑。但事实比小平同志设想的还要快。过去三十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9.7%，GDP不到十年就翻了一番，到二○○七年，中国的GDP已从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四位。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不过，我更赞同钱颖一教授在《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中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导致它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英国、美国、德国早期的经济增长，“二战”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出现过类似的奇迹。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速度所体现的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市场经济之路。尽管走这条路时，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但所坚持的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共同基本特点。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产权明晰、价格调节和开放。无论你把这三个基本特点称为什么“共识”，也无论你在口头上反对还是拥护这些“共识”，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自觉或被动地遵循这些基本特点。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改革时，实际上就是沿着市场化的方向，也始终抓住了这几个基本点。这种深层次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变化的根源。
一九七八年的改革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产权改革。过去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产权形式是集体所有。要把这种产权制度一下子变为私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操作性上，都是不可能的。产权包括四种权利，即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处置权。承包制是在不改变占有权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使用权和受益权。这种渐进式的产权改革，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飞跃，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以后又使使用权进一步长期化，并逐渐实现了转让权。虽然至今也没有实现土地的私人所有但在本质上已经实现了产权明晰。承包制不是一种具体操作方法，而是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起点。
产权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承包制，允许私人经济发展是更彻底的产权改革。改革前的近二十年一直是不断地消灭私人经济的，似乎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社会越先进。改革之后，放开私人经济，允许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合法存在，就是给私人以完整的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受益权在内。以后，又从法律上确认了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从完全否认私有制到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一次飞跃。今天私人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而且成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产权改革最难的是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形式的改革之后，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产权问题。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终于用股份制的方式，对国企进行了产权改革。股份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各国实现产权明晰最有效的形式。当年的马克思也把股份制称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最好形式。虽然这种产权改革比农村的承包制和放开私人经济遇到的阻力更大，在实现过程中也困难更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绝对控股，还把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但最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国企的股份制成为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股份制经历了更为艰难的历程，但终于达到大体相同的结果。
产权改革的最后是《物权法》的确立。《物权法》标志着我们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保护产权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GDP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引起这种结果的是形而下的制度变革。在市场经济所有的制度中，基础还是产权制度。周其仁教授的《重新界定产权之路》，正是以此为中心的。
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制度是价格调节经济。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中的中心作用。
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下的定价制度是政府定价，且保持不变。价格既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的状况，也起不到配置资源、调节经济的作用。所以，经济表现出强烈“短缺”的特征。三十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大论战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计划经济下没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计划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的预言。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必然是放开价格，请回这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的价格改革不同于苏东国家。苏东国家采用了激进式改革的方式，价格放开，一步到位。这种做法引起短期的极为严重的通胀，整个经济和社会受到极大冲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采用了激进式的改革方法。价格放开，从价格双轨制开始，逐渐放开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长一点，而且“双轨制”也引发了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从中渔利。但从今天来看，这种价格改革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它保证了改革在稳定的前提下较为顺利地进行。
战后的德国总理艾哈德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引用两位法国人的记载，说明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之后，“黑市突然消失了，橱窗里摆满了货物，工厂的烟囱突然冒烟了；街道上货车川流不息。如果经济恢复的情况令人惊喜，那么经济恢复的速度更加惊人。货币改革那天的钟声一响，经济恢复便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能描写货币改革对陈列货物的数量和品种所产生的突然影响。商品货物一天一天充实起来了，工厂也开工了。货币改革前夕，德国人还在漫无目的地走遍全镇寻找多余的食物。一天之后，他们不再想得什么，只想到生产货物。上一天，人们还没精打采。而第二天全国都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
艾哈德所说的“货币改革”就是以新马克代替旧马克，并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物价的各种管制。中国在放开物价之后也出现了与德国战后类似的情况。短短几年内，短缺奇迹般消除，各种票证，从粮票到购物券，从侨汇券到工业券，统统消失，成为人们的收藏品，市场繁荣，应有尽有，整个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看不见的手”的确创造了奇迹。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与开放必定是同步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之争。前者主张以出口为导向，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开放。后者主张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最终达到自给，其核心是封闭。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快的都是出口导向的国家，而坚持进口替代的一些国家发展困难重重。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的，可以说，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历史上汉唐的繁荣强大离不开开放，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洋务运动”也来自“师夷之长”。改革之前，总觉得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自己的经济也是最好的，打开大门才强烈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才有了改革的动力。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国家，只有打开大门，呼吸到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才会有新生。
打开国门也使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尽快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要进入世界市场，应该从哪里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无限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利用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来走出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我国有十三亿人口，且劳动力大量闲置，尤其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发展经济就要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型企业；另一方面，发展民营企业，由它们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了这两类企业的出口。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已从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第二十三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的制成品走向世界，许多产品已占到世界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甚至更高。过去我们出口是不计成本，为了“换汇”或“创汇”。如今外汇储备高达1.75万亿美元，让经济学家和官员颇为头疼。过去，人民币的汇率要靠政府用行政手段来维持，如今我们要想办法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
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新思想，也带来了经济繁荣。
当我们在三十年之后，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绩时，自然是欢心鼓舞的。但是，我们所取得的仅仅是阶段性成果。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总结改革，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总结三十年时，看到改革中的问题，找出以后的方向。这也正是《中国改革三十年》中，十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中心。
首先要确定的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过去我们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这并没有错。毕竟GDP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切的基础，没有GDP，什么也谈不上。但GDP并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一个中间目标，更重要的是用GDP来做什么。如果把GDP作为一切，为GDP而GDP，GDP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
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国强民富，即国家的强大以及全体人民富裕，生活水平提高。党中央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和谐”发展，我认为是准确的。“和谐”在国际上与各国友好相处，但这种友好的前提是国力的强大。一个大而穷的国家，没有国际地位，很难得到别国的尊重，也谈不上与别国和谐相处。在国内，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公正的原则。不能仅仅满足于让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是要实现各个地区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的和谐则要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能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增加GDP。
按这个标准来看，三十年的改革中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的增长，而忽略了解决其他问题，从而引发不少新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8，相当平等。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它以平均主义为目标，牺牲了效率。整体经济落后，实现的只是平等的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给贡献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收入实质上是最大的不平等。所以，改革之后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种历史性进步，是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突破。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收入差距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绝不是越大越好。根据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应该在0.3—0.4之间，而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各地区、各行业、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剧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全来自能力与贡献，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厉以宁教授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中分析了制度上的二元体制引起的城乡差距问题。茅于轼教授在《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中指出财富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其次是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三十年间，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投资和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这是一种投入型或数量的增长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增长。在经济起步时，采用这种增长方式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种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下去，到一定时点必然会发生边际效率递减，增长停滞，甚至引起危机。从现实来看，经历了三十年投入型增长之后，我国已经由劳动力供给无限转变为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如今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劳动力成本增加、通胀加剧、出口困难等等都是由此所引起的。党中央早就意识到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现。吴敬琏先生在《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最后是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的问题。我国这些年的发展利用了国际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机会。这种产业转移一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劳动力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二是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到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引进了污染型产业。而且，由于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产品出口更容易，我们的产业发展也以这两种产业为主。其实我们引进与发展哪个产业是可以自主决策的，但当时有点“饥不择食”，就从这两个最容易发展的行业入手，更为严重的是，在发展初期，许多人只有发展的目标而没有环保的观念，以GDP增长为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提出了“宁可毒死，也不穷死”的口号。没有有力的监管，企业也只想赚钱，而不关心环保。这就造成这些年环境破坏严重，水源、空气等受到严重污染。触目惊心的污染例子比比皆是。天不再蓝，空气不再清新，水也不再干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少地方尤为紧张，自然灾害频发。尽管现在我们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还我蓝天白云仍然有待时日。
看到三十年改革的成绩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找出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有再大的成绩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三十年改革仅仅是迈出了经济转型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关键还在于两个转型，即市场化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
市场化转型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市场经济，充其量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向市场化转型的阻力首先来自计划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各级决策者的头脑中。所以，一看到市场改革中的问题就想走回头路，甚至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还来自我们改革的方式——渐进式。渐进式改革从最容易的地方入手，越改下去越难。而且，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从已有的改革中获得了利益，担心改革深入下去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就由改革的推动者变为改革的挡道者。甚至反对市场化的声音一旦得到民众支持，就会使各级决策者更难下决心。
张维迎教授在本书的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中指出了市场化深入的艰难性。他说：“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种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市场化改革要做的事也很多，但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抓三件事。第一，让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早在三十年前，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要实现“政企分开”。三十年过去了，政企仍然没分开，政府仍然牢牢地直接控制着国企，计划经济下政府对国企的“父爱主义”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浓了。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开始。实现这一点的关键还不在于国企的私有化或MBA，而在于对已实现股份制的国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就是说，政府不要直接管国企，要把权力交给国企的董事会，由董事会完全独立地决定公司所有重大决策，包括高层人事任免、战略、兼并重组、重大投资决策等等。政府控股的国企，政府可以通过代表政府股份在内的董事在董事会代表自己的意见，但最终决策要由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整个董事会做出。外国的国企，如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和瑞士的劳力士集团，之所以成功正在于这种决策模式。
第二，放开价格，当前尤其是放开石油、电力等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放开价格并不是简单涨价，而是形成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价格形成机制。这种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正常情况下无需政府有意去干预。价格这一关是必须闯过的。渐进式价格改革缓慢放开价格有利于经济稳定，但不能改到难改时就停下来。价格闯关无论在短期中对经济有多大不利影响，也必须闯。只有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才能起到“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政府要把对价格的干预减少到最低，只有在特殊时期（如战争或自然灾害）才能干预，而且最好不是直接干预价格，而是对消费者或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经济，把价格这只手绑起来了，谁来调节经济呢？
第三，放开金融。放开金融包含的内容很多，我想强调的是成立私人银行。尽管现在允许私人的贷款公司存在，但限制仍然太多，限来限去，它的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中国的民间金融其实早就以地下的形式存在，不让它们获得合法地位，也就无法进行监管。它们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做了许多不好的事，如洗黑钱等等。让它们合法化，为中小企业融资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限制它们的非法行为，有什么不好呢？
另一种转型是增长方式转型。我们早就认识到这种转型的重要性，讲了许多话，发了许多文件，但为什么仍停留在口头上呢？增长方式转型要以市场化转型为前提，没有市场化转型就不会有增长方式转型。五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过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增长问题。内涵式和外延式是苏联人起的名字。内涵式指的就是以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为中心的增长方式，外延式指的就是以增加投入为中心的增长方式。而且，一致认识到要走内涵式的增长道路。但直至苏联灭亡，他们也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究其原因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转型并没有完成，大型国企仍由政府直接控制，企业领导都是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官员，它有什么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呢？民营企业仍要受到正规与非正规的限制，规模做不大，有什么能力进行技术创新呢？企业不转型，政府再着急又有什么用？
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不是一个科学与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至今没有实现增长方式转型在于缺少激励创新的制度。当年洋务运动的首领们也知道要“师夷之长”，但仅把“夷之长”理解为船坚炮利，以及造船造炮的技术，却没有看到这种技术背后的制度。所以，洋务运动失败了。今天我们离开市场经济制度而大谈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没有任何意义。吴敬琏教授在《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中把“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即市场化改革，作为保持中国高速增长的基础，在《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中论述了增长方式转移问题，涉及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论述和政策建议。
实现两个转型的根本保证还是法治。老一代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和法学家江平教授一直都在为法治而呐喊。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在政府，因为我们的改革自始至今都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所以，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改革的中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那么，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又是什么？依法治国。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人治国家，老百姓盼望的是“明君贤相”，官员也以“父母官”自居。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传统太难了。这三十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以法治国也有了巨大进步。但这仅仅是开始，要真正实现法治，还要走很长、很艰难的路。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中强调了法治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政府依法治国就应该“政府依照法律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应该看到，我们经常说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它可以保证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坏的市场经济又称权贵资本主义，是少数人通过市场以权谋私利的经济，其结果是社会充满了争斗，两极分化。我们要以好的市场经济为目标，这才是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就必须靠法治。同时，我们把一系列制度作为增长方式转型、技术创新的基础，这也要靠法治来保证。
《中国改革三十年》是十位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总结三十年改革时的发言和相关文章的集子。我读了之后颇受启发，遂写成此文。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人，都读读这本书。也许你们读过后想的比我还多，还深刻。
（《中国改革三十年：十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张维迎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