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革命尚未成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0 次 更新时间:2011-11-27 13: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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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进入专栏)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但这三十年的变化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一切的变化集中体现在GDP上。一九七八年,当邓小平同志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两番时,除了孙冶方先生坚决支持外,许多人心存疑虑。但事实比小平同志设想的还要快。过去三十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9.7%,GDP不到十年就翻了一番,到二○○七年,中国的GDP已从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四位。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不过,我更赞同钱颖一教授在《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中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导致它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英国、美国、德国早期的经济增长,“二战”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出现过类似的奇迹。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速度所体现的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市场经济之路。尽管走这条路时,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但所坚持的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共同基本特点。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产权明晰、价格调节和开放。无论你把这三个基本特点称为什么“共识”,也无论你在口头上反对还是拥护这些“共识”,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自觉或被动地遵循这些基本特点。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改革时,实际上就是沿着市场化的方向,也始终抓住了这几个基本点。这种深层次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变化的根源。

  一九七八年的改革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产权改革。过去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产权形式是集体所有。要把这种产权制度一下子变为私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操作性上,都是不可能的。产权包括四种权利,即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处置权。承包制是在不改变占有权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使用权和受益权。这种渐进式的产权改革,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飞跃,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以后又使使用权进一步长期化,并逐渐实现了转让权。虽然至今也没有实现土地的私人所有但在本质上已经实现了产权明晰。承包制不是一种具体操作方法,而是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起点。

  产权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承包制,允许私人经济发展是更彻底的产权改革。改革前的近二十年一直是不断地消灭私人经济的,似乎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社会越先进。改革之后,放开私人经济,允许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合法存在,就是给私人以完整的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受益权在内。以后,又从法律上确认了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从完全否认私有制到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一次飞跃。今天私人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而且成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产权改革最难的是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形式的改革之后,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产权问题。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终于用股份制的方式,对国企进行了产权改革。股份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各国实现产权明晰最有效的形式。当年的马克思也把股份制称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最好形式。虽然这种产权改革比农村的承包制和放开私人经济遇到的阻力更大,在实现过程中也困难更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绝对控股,还把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但最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国企的股份制成为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股份制经历了更为艰难的历程,但终于达到大体相同的结果。

  产权改革的最后是《物权法》的确立。《物权法》标志着我们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保护产权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GDP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引起这种结果的是形而下的制度变革。在市场经济所有的制度中,基础还是产权制度。周其仁教授的《重新界定产权之路》,正是以此为中心的。

  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制度是价格调节经济。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中的中心作用。

  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下的定价制度是政府定价,且保持不变。价格既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的状况,也起不到配置资源、调节经济的作用。所以,经济表现出强烈“短缺”的特征。三十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大论战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计划经济下没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计划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的预言。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必然是放开价格,请回这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的价格改革不同于苏东国家。苏东国家采用了激进式改革的方式,价格放开,一步到位。这种做法引起短期的极为严重的通胀,整个经济和社会受到极大冲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采用了激进式的改革方法。价格放开,从价格双轨制开始,逐渐放开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长一点,而且“双轨制”也引发了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从中渔利。但从今天来看,这种价格改革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它保证了改革在稳定的前提下较为顺利地进行。

  战后的德国总理艾哈德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引用两位法国人的记载,说明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之后,“黑市突然消失了,橱窗里摆满了货物,工厂的烟囱突然冒烟了;街道上货车川流不息。如果经济恢复的情况令人惊喜,那么经济恢复的速度更加惊人。货币改革那天的钟声一响,经济恢复便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能描写货币改革对陈列货物的数量和品种所产生的突然影响。商品货物一天一天充实起来了,工厂也开工了。货币改革前夕,德国人还在漫无目的地走遍全镇寻找多余的食物。一天之后,他们不再想得什么,只想到生产货物。上一天,人们还没精打采。而第二天全国都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

  艾哈德所说的“货币改革”就是以新马克代替旧马克,并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物价的各种管制。中国在放开物价之后也出现了与德国战后类似的情况。短短几年内,短缺奇迹般消除,各种票证,从粮票到购物券,从侨汇券到工业券,统统消失,成为人们的收藏品,市场繁荣,应有尽有,整个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看不见的手”的确创造了奇迹。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与开放必定是同步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之争。前者主张以出口为导向,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开放。后者主张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最终达到自给,其核心是封闭。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快的都是出口导向的国家,而坚持进口替代的一些国家发展困难重重。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的,可以说,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历史上汉唐的繁荣强大离不开开放,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洋务运动”也来自“师夷之长”。改革之前,总觉得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自己的经济也是最好的,打开大门才强烈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才有了改革的动力。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国家,只有打开大门,呼吸到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才会有新生。

  打开国门也使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尽快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要进入世界市场,应该从哪里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无限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利用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来走出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我国有十三亿人口,且劳动力大量闲置,尤其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发展经济就要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型企业;另一方面,发展民营企业,由它们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了这两类企业的出口。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已从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第二十三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的制成品走向世界,许多产品已占到世界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甚至更高。过去我们出口是不计成本,为了“换汇”或“创汇”。如今外汇储备高达1.75万亿美元,让经济学家和官员颇为头疼。过去,人民币的汇率要靠政府用行政手段来维持,如今我们要想办法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

  

  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新思想,也带来了经济繁荣。

  

  当我们在三十年之后,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绩时,自然是欢心鼓舞的。但是,我们所取得的仅仅是阶段性成果。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总结改革,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总结三十年时,看到改革中的问题,找出以后的方向。这也正是《中国改革三十年》中,十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中心。

  首先要确定的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过去我们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这并没有错。毕竟GDP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切的基础,没有GDP,什么也谈不上。但GDP并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一个中间目标,更重要的是用GDP来做什么。如果把GDP作为一切,为GDP而GDP,GDP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

  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国强民富,即国家的强大以及全体人民富裕,生活水平提高。党中央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和谐”发展,我认为是准确的。“和谐”在国际上与各国友好相处,但这种友好的前提是国力的强大。一个大而穷的国家,没有国际地位,很难得到别国的尊重,也谈不上与别国和谐相处。在国内,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公正的原则。不能仅仅满足于让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是要实现各个地区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的和谐则要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能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增加GDP。

  按这个标准来看,三十年的改革中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的增长,而忽略了解决其他问题,从而引发不少新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8,相当平等。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它以平均主义为目标,牺牲了效率。整体经济落后,实现的只是平等的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给贡献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收入实质上是最大的不平等。所以,改革之后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种历史性进步,是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突破。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收入差距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绝不是越大越好。根据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应该在0.3—0.4之间,而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各地区、各行业、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剧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全来自能力与贡献,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厉以宁教授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中分析了制度上的二元体制引起的城乡差距问题。茅于轼教授在《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中指出财富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其次是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三十年间,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投资和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这是一种投入型或数量的增长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增长。在经济起步时,采用这种增长方式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种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下去,到一定时点必然会发生边际效率递减,增长停滞,甚至引起危机。从现实来看,经历了三十年投入型增长之后,我国已经由劳动力供给无限转变为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如今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劳动力成本增加、通胀加剧、出口困难等等都是由此所引起的。党中央早就意识到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现。吴敬琏先生在《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最后是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的问题。我国这些年的发展利用了国际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机会。这种产业转移一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劳动力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二是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到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引进了污染型产业。而且,由于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产品出口更容易,我们的产业发展也以这两种产业为主。其实我们引进与发展哪个产业是可以自主决策的,但当时有点“饥不择食”,就从这两个最容易发展的行业入手,更为严重的是,在发展初期,许多人只有发展的目标而没有环保的观念,以GDP增长为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提出了“宁可毒死,也不穷死”的口号。没有有力的监管,企业也只想赚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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