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驳林毅夫文化言论的谬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5 次 更新时间:2011-11-25 19: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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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  

  

  “二十一世纪迎来的不仅是中国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且也将会是各个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经济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林毅夫以《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为题于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发表演讲(全文在光明日报2011-11-14上发表)如是说。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文化的内涵、文化复兴的内涵、中国文化能否复兴、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能否消失。在这四个问题中,讲得最多的是中国儒家文化能否复兴,他的结论是中国儒家文化能复兴。我认为,林毅夫教授演讲的许多观点具有合理性,但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回答上悖谬甚多,比如因文化先进性的判断标准和文化复兴的判断根据上出了差错而导致了基本结论的错误。

  

  一、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

  

  林毅夫借用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分层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同的学者因分析的方便,对文化的内涵会有不同的划分,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林毅夫同时认为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本来,如何划分文化层次,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只要言之成理皆可;借用别人的文化分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林毅夫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分层方法来说明问题的时候出现了逻辑悖谬。比如,他说,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而按他的说法,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林毅夫认为经济基础是就是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分层中的第一个层次。这样,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是文化分层中的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由此可以说,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决定的标准在于文化分层中的器物层次,由此又可以说,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决定的标准在于文化。这样的悖谬林毅夫没有察觉到,看来其思考不够深入。

  由于林毅夫是用这个标准来断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以及判断儒家文化能不能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在评价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时,出现一些偏见实在是在所难免。

  文化一般都有"精神超越性的"核心价值和"社会约束性"的非核心价值两类,前者不乏普遍的价值,后者则既含有一般的社会规范,又包括社会特定的纲常秩序。文化的核心价值往往具有超越时代性,而非核心价值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儒家的"精神超越性的"核心价值有"仁"、"义"、"智","社会约束性"的非核心价值有"礼"、"三纲";西方文化"精神超越性的"核心价值有爱、公义、法治、民主、平等。"社会约束性"的非核心价值有“十诫”、“圣战”等等。一种文化含有的"精神超越性的"核心价值越多就越先进,与此相反,一种文化含有的"精神超越性的"核心价值越少就越落后,所以,文化先进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精神超越性的"核心价值到底有多少。

  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爱、公义、法治、自由、民主、平等、权力分立、人权、神权、诚信等等,在这些核心价值中,超越时代性的比较多,所以从现在来看,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有仁义、礼、智、信、专制、人治、等级等等,在这些核心价值中,超越时代性的比较少,所以从现在来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是相对落后的文化。

  

  二、从整体上看儒家文化不适合于工业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农业社会应该是从古埃及(根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一直到第一次科技革命(又叫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才向工业社会转变,或者说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才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总的来说,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是相当稳定的,其结构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基本是帝王专制;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实行的是一元化文化。从劳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转变这个角度来看,农业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的三个历史阶段。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完成。工业社会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到现在已有近两百五十年,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直至现在已经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又叫工业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和德国,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从产业的角度看,第一次科技革命促使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每次科技革命发生后给人类社会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是不断促使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朝着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是:在政治上是民主制度,主要是代议制、多党制、选举制;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是彻底的多元化文化。在这种社会结构范式下,社会运转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生活在这种结构范式下的人民越来越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

  工业社会条件下,在经济上最终只能是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法治,而法治只有民主才能提供。所以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范式只能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是彻底的多元化文化。所以一种文化能不能复兴取决于这种文化能不能在基本上洽合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范式,换一句话说,一种文化能不能复兴取决于这种文化能不能洽合民主制度、市场经济。说到具体的儒家文化,其能不能复兴取决于这种文化能不能在基本上洽合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范式,而不是其他。林毅夫说:“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他对儒家的看法是符合三个问题所以儒家文化能复兴。林毅夫的文化复兴标准虽有合理的地方,但由于他不了解工业化社会的结构范式所以他讲的所谓文化复兴标准是不完全切合工业社会这一实际的,他得出儒家文化能复兴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儒家文化在整体上是不适合于工业社会的。工业社会要求实行市场经济,孔孟为核心的儒家是反市场经济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儒家的文化体系不能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文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所以这种文化主张公民平等和契约精神。但中国儒家的核心人物孔孟生活的年代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在战国时期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这是在孔子之后,孔子是主张恢复周朝的井田制的,孟子的主张舍生取义,他的“义”,涉及生存权和“制民恒产”论(“百亩之田”),孟子的“义”也涉及养老、救济弱者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等等。但孟子的“义”里也有“无商不奸”的意思。虽然儒家里也有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比如,正如林毅夫所说的:“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但儒家对投机行为不是赞赏而是鄙视的。儒学基本上是把农业看成是本把工商业看成是末,儒学基本上是轻视技术科学和基本上是主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

  儒家一贯标榜祖述尧舜,效法文武,欣赏古昔,崇拜先王。孔子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创始人,从他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在权力来源上,儒家主张政权神授或禅让,孔子强调“克已复礼” 尊从真命天子、 孟子主张“法尧舜”的禅让制、董仲舒鼓吹“君权神授”,都要求顺服皇权。在权力制约上,儒家要求民众要顺服王权,王权绝对,儒家要求尊王忠君,虽然也提倡君要爱民和以民为贵,但对权力的制衡,没有相关的理论,所以君要爱民和以民为贵在具体操作上无法落实。孔子主张“复礼”与“正名”,就是恢复周朝君臣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孟子虽然有“政在得民”、“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其着眼点是争取人民,为统治者服务。荀子的隆礼,从等级制出发,而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在人与人的政治关系上,儒家主张等级制的不平等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在法治还是人治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礼法并重。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儒家、法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所称的法是统治者(君王)的工具,它既有“法自统治者(君)出”这种立法上的不平等,也存在着“民要守法”这种执法上的不平等,同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大相异趣。

  我国汉武帝时期,刘彻极力推崇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通过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巩固中央集权,从此开始儒家政治理论的在我国的实践历程。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之前的一切形式的专制包括君主专制,其政治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是以对于多数人自由的严加限制和对少数人自由的特殊保护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的,现代政治文明以"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形式,否定和取代了以往社会统治权的获得主要凭借血统、身份、权势或前任指定的人治方式,而强调公意、民主选举及法律程序在权力交替中的意义。 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但在代议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意志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受到了法制的限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我国儒家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在于仁义道德不在于政治理论,它所主张的君主专制也已经过时,我国未来在政治价值和制度的构建上不能参照儒家学说。儒家文化基本上是落后的。从儒家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家文化在整体上是没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三、我国文化不应仅仅是复兴而主要应是发展和创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多年时间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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