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

——在2011年天则教育改革论坛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2 次 更新时间:2011-11-25 13: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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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盛洪:谢谢赵农,大家上午好。我的演讲题目叫“中国现有教育体制的不公平性”。首先讲一讲有一次调研的偶然发现。今年大概4、5月份我到重庆去做调研。有一天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当地主人让我们参观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非常漂亮,我在北京很难看到。我就照了一些照片,但是这些照片由于是用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这都是他们的校园的景色。这个学校就像一个花园一样。

  

   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叫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奎中学校。地点是距重庆市中心约80公里,是比较偏的地方。为什么我提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因为这对我是一个小小的冲击。因为据我在中国大陆长大的经验,一所非常好的学校,而且是重点学校,全国的名校,似乎不应该布局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偏。当然我后来就反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这样一种经验是对还是不对呢?

   聚奎中学的主人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我到网上又看了一下。这个学校是清代时办的,当时叫聚奎书院,这是由当地的士绅和商人共同创办的,获得当地地方官的支持。这个学校创办以后有很多的文化名人曾到这个学校演讲,其中包括梁漱溟、陈独秀等等。这个学校培养了我们国家的人才,比如周光召,中科院前院长;还有邓若曾,前女排的主教练。这是一个学校的光荣。

   我反省,我为什么有小小的先入之见,认为这样的学校不应该布局在那样的地方呢?是因为我生长在计划经济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中国的教育领域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之中。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我们不讨论其他事情了,现在只讨论两者哪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更合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可能会有相似的感觉,如果是计划经济的话,计划经济当局即政府部门绝不可能将重点中学布局到江津区白沙镇。为什么这样想呢?刚才茅老师讲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哪个更有效率。但哪个更公平呢?一般似乎认为,计划经济更公平一些。然而我们其实仔细一想就能明白,其实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它依赖的资源配置的机构是金字塔型的,它并不是一个很平等的机构。而市场经济则是网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一个最高的顶端、然后分级而下的结构。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其实计划经济在配置资源上更不公平。各种资源,狭义而言就我们讲的教育领域而言它同样是非常不公平的,这点是要强调的。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我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为了公平就要强调政府干预教育资源的配置,说这样能使社会更公平,是一大谎言。为什么呢?从哲学层次来讲,其实市场经济更平等,计划经济却是制造等级的。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计划经济它不是一个平等的结构,为什么呢?是因为计划在现实中必然依赖于行政体系,而行政体系本身就是等级制的。如果没有有效约束,没有约束行政部门的宪政框架,行政部门的官员就会滥用手中权力,资源的空间配置,包括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就会更糟。

   我们现在假定计划当局的官员是自利的,而且不受约束。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们就得让资源配置得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我想这是符合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他们是有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人,如果他们怎么做都没有外在的力量去约束住他们,那么结果只能是这样。所以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今天的教育领域,这样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就倾向于将教育资源配置到行政中心。为什么要配置到行政中心呢?因为他们自己就在行政中心。再将学校按行政层次划分等级。我们知道在这两年有所谓“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方向,竟然也有大学校长跳了出来,说我们不应该“去行政化”,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就是按行政级别来分配的。我想他说的是一句实话。将学校划分成三六九等其实形成的也是金字塔型,有全国重点,有什么部署,什么省属,还有市属大学等等等等,它们都是行政部门的附庸或下属机构,所以学校结构本身也是个金字塔型的。再按照金字塔的顺序额外配置资源,比如像211,比如像985。其实这些都是很糟的概念。大学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去争取这些额外的资源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但就整个教育资源的配置来讲这是极端错误的事情,它又更加强了金字塔的这样一种格局。

   所以,如果要我对中国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做一个评价,那就是,这是古今中外最糟的。这张图是中国211和985大学的分布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只做一个小的对比。这上面有两个数,前面的数是211大学的数量,后面是985的数量。北京这个地方有22所211大学,8所985大学。我们再看一下郑州,郑州大概就是一所211大学。我们知道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北京人口不到2000万,而且严格来讲它还限制了北京所谓本地居民,所谓有户口的居民,大概也就是1000万。这样一种配置是严重不合理的,这也在反过来印证我的一个说法,资源是按行政中心的级别来配置的,它没有按人口去配置。这种格局在各省也在同构地重复。即使在河南,肯定在郑州教育资源是不成比例地最多的,其他的市、县可能相对比较少。这是从上到下都是如此的,所以这样一种格局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非常糟糕的格局。

   我随便找了一个美国大学名校分布图,大家看这些有颜色的地方,可以看出分布基本比较平均,而且我认为它是按照人比例来分布的。

   中部人口比较少,东部肯定是美国人口比较密集的,还有西部沿海地区人口较多,这个布局相对来讲是合理的。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资源分布是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当然也有政府的一些投入。但是政府投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决定的分布,而是由各州、各市决定的分布。所以总体是分散式的教育资源的决策导致这样一种分布结果。

   我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上又找了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中国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人数,这底下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第一名是北京,大家看到了,大概是6000多人,这个数据是三倍于,四倍于很多省份。当然还包括还有一些直辖市相对比较多,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据。这种分布是不合理的,这和我们讲的教育权的平等真是南辕北辙,相差很远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是古今中外最糟的。

   我们再看看传统中国,我随便说一个宋代的例子。我看葛兆光的《中国文化史》,他讲北宋时的政治中心在汴梁,文化中心在洛阳。实际上它们不是重合的。在相当长时间都是如此。还有当时的书院制度和私塾制度使得教育资源的分布是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它不是那种像我们今天所呈现的那个样子。这张图是中国宋代书院地理分布图,这里也不是很平均,每个省市都有,而且主要讲的是南宋,实际上区域相对比较小,所以西部没有有效统治,所以主要分布在东南这个方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里人口密度比较高。当时的政治中心是在浙江临安,当然浙江并不是书院最多的,最多的是江西224所;还有一个地方比较突出是福建85所;还有湖南是70所,浙江156所也是很多。这个分布相对来讲和当时的人口分布相关,因为这些地方人口更密集。另外和什么有关呢?和文化活动有关。当时主要的文化大家,比如像朱熹,比如陆九渊,他们活动在江西福建一带。有一个著名的“鹅湖之会”,是朱熹与陆家兄弟的会讲。后来有一个著名的朱张会讲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朱熹和张轼的会讲。比较活跃是江西、福建和湖南,所以书院比较多的。这是和文化名人活动有关的。

   我们反过来看市场经济办教育的逻辑是什么。很重要一点是分散决策。刚才茅老师讲教育的性质是什么,教育基本上是私人物品。什么叫私人物品呢?私人物品就是你可以排他地向消费者个人去收费,假如他不给你钱你就不给他提供服务。这个判断应该说很简单,一个孩子不交学费就不让他上学,这是完全能做到,能够把他排除出去,不交钱不给货,这就是私人物品,很简单的定义。所谓公共物品,如果你不交钱我也没法不给你提供服务。所以总体来讲这个教育其实是私人物品。但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比如穷孩子没有钱上不了学怎么办?这样影响到起点平等,起点公平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社会应该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这个时候教育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更高端上,学者探究天道的意义上来讲有公共物品性质。只是在这两个极端,社会政或府应该伸出援手。总体来讲教育基本是私人物品。

   当我们说某种东西是私人物品的时候我们暗含一个意思,就是它可以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所以市场经济下,办教育的逻辑就是分散决策。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分散决策,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来作出决定,在教育中主要是由家长和本人作出决定,并支付费用。这样一来,这样一个决策方式影响到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和人口数量相关。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的话,它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和人口数量高度相关。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来配置教育资源的社会,教育资源最多的地区应该是河南,而不应该是北京,不是说首都不能多一点大学,但是北京教育资源过多是太不成比例的现象。北京的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三倍、四倍于其他地方,这是非常糟的扭曲。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相对来讲是比较平衡的。我们再看一个宋代的例子,宋代的书院有很多家民间书院,只有15%是官办的,其他都是民办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资金来源创办的,所以相对来讲它是比现在中国教育资源分布要平均得多。

   由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合理,导致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既然你在这资个地区资源分布得过多的话,在其他方面进行市场化改革,人口可以在中国国内自由流动情况下,别人就会追逐这些教育资源。这是很合理的。但是现有的行政部门,就要继续维护这样一种教育资源分布不平等的局面,不然的话他自己就获得不了好处。所以就制定一些有利于自己子女的入学规则。比如北京的高考录取名额按比例远远多于其他地区。这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年了。还有一个政策叫做自主招生,我曾经对自主招生做过批判。我们的大学在决定他们的校长,决定他们的教学内容,决定他们的教学方式,决定他们的院系设置各个方面没有自主权利的时候谈什么“自主”招生呢,这不是很奇怪,这不是很滑稽嘛?我觉得大学真正的自主是由大学自己来决定这些最重要的决策,所以自主招生就是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就是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提供便利。所以由自主招生引发了一系列的腐败,包括自主招生本身就有的腐败,也包括比如说搞个什么航模比赛拿了几等奖,全在那作假,用来高考加分,搞了很多这种花样。

   当然还有直接的滥权,我们经常听到有些考生的分数也不够,自主招生分也没有搞那么多,仍然能够进某些名校。这就是直接的滥权。现在在中国,因为实际上对这种滥权的监督没有很严格的制度,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再有就是有些学生和家长发现了这种不公平,他们诉诸法律。比如2001年青岛有三个考生诉教育部,他们就说实际上我们的分数如果按照北京的分数线,是能够上大学的,但是按照山东的分数线我们上不了大学,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中国宪法》保证每个公民权利的平等;也违反《教育法》。《教育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所以这是完全违法的。但是中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并不会产生正面的作用,所以这个事情是不了了之。

   还有就是禁止高考移民。很多的家长和学生看到北京这么多的政策优势肯定是想到北京来算做北京名额,被行政部门严格禁止了,是因为他们侵害了这个行政部门所规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现在大家讨论的随迁子女问题,就是大量民工到北京来打工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跟着他们来学习,但是不得已要回到原籍去高考。最近我看到张千帆教授给国务院上书讨论这个问题,要为随迁子女争取到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权利,但是我看他这种争取只是一种争取行动而已,在现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下我们看不到希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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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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