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君健: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5 次 更新时间:2011-11-25 11: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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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君健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底,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覆盖之下,我国农村中遍地出现了公共食堂,数亿农民扶老携幼地过上了集体生活。

  农村公共食堂当时被视为人民公社的基石,社会主义阵地和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中共中央要求的目标是全国农村百分之百的食堂化。

  赞成还是反对建立食堂,在当时是划分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号称“自愿”的原则下,反对食堂的社员会强遭“辩论”,或当作富裕中农、坏分子批判、斗争,干部则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就在这三年(困难时期)里,中国大地上的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 如此浩劫酿成(酿成如此浩劫),农村公共食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物(产物),即使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空前的、罕见的。 往事已逝四十余载,“公共食堂万岁”这震天价响的口号业已远远淡去,那段生活却给数亿农民留下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沉痛的记忆。 以数千万生命谱写的篇章是不该忘记的。 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应该如实地写下这极具中国特色的悲惨一页。 一九五八年,我有机会参加一次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调查,目睹了也参与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实践,包括农村公共食堂的实践。 所以我想就与农村公共食堂有关的问题记下来。

  现在就从一份有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说起。

  

  一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调查报告的产生

  

  一九五九年五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昌黎工作组1 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2(以下简称“《食堂报告》”)当时由工作组组长董谦在中共经济研究所核心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讨论通过,决定由董谦分送中宣部、学部、河北省委、昌黎县委等有关领导。3

  这篇报告是该调查组的成员在河北省昌黎县果乡公社,经过四个月的“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写成的。 报告首先肯定了人民公社化前夕公共食堂曾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因各地条件不同,食堂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食堂报告》所反映是在昌黎县果乡公社的真实情况。

  《食堂报告》指出食堂存在七个问题:第一是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劳动力。报告说,食堂成立前后,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人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过去出勤的,现在仍然出勤;过去不出勤的,现在仍然干她们自己的事。妇女劳动时间的长短食堂成立前后变化也不大。做饭在一个农妇一天的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是很少的,对她们参加生产影响不大。 由于做饭把身子缠在锅台上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是极少的。 农村妇女结了婚,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照顾孩子的问题并不是食堂所能解决的。 做饭这件事由原来的分散劳动集中起来成为集体劳动,这就引起了做饭方法上、燃料上、条件上的一系列变化。 公共食堂需要集中厨房、饭厅和大型的锅、灶。 原来是做三两斤米,甚至斤把米的劳动,现在变成了做几十斤、几百斤米的劳动;本来挑一担水可以全家吃一天,现在挑几十担水才够做一顿饭。 因此,原来一个老年妇女附带就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得不占用一批强劳力固定下来做,食堂占用劳动力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而且都是壮劳力。 因此,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这一点来说,有相当一部分食堂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是浪费粮食。 报告说,一则忙闲不分,去冬放开肚皮吃干粮,今春春耕粮食不够发生问题;二则不能用野菜来当粮食;即使可以,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挖野菜。 食堂全部要用真正的粮食;三则口粮定量不够,如果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发到户的话,其浪费是不可能超出这个定量的。 四则责任转移。过去粮食分到户,够不够自己负责。现在粮食归食堂掌握,社员吃不饱就要找食堂,找领导。 第三是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 食堂化以后,粮食加工集体化,糠、麸归了食堂;做饭、吃饭集体化,泔水也没有了,使得社员私养猪只大大减少。 不但影响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减少社员收入,更严重的是积不了肥,从而影响农业增产。 第四是烧柴紧张。 食堂化后,社员不烧火做饭,既不能积肥,又增加了煤炭供应的紧张程度。尤其是冬季,社员家里不做饭也得烧炕,燃料双方支出,很不合算。 烧煤也增加了社员的生活费用。 第五食堂占用房屋、家具,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这些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第六是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有些干部片面强调生活集体化,不管社员住家离食堂多远,不管天寒地冻,也不管年老体弱,有病,小孩,一律都得到食堂吃饭,不准把粮食打回去自己做。群众的口味爱好不一,食堂也很难做到大家满意。 群众反映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第七是缺乏管理食堂经验。 约有一半食堂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更有个别干部压制民主,不准对食堂提意见,这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报告还说到,“很多群众参加食堂,是“化”进来的。相当多的生产小队长和更多的群众对食堂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挨‘辩论’”。4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提出建议,“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到户里去。” “即使一些单身汉或劳力多人口少的户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做饭问题,或者农忙时需要延长劳动时间,要求搞农忙食堂,也可以搞。但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 这样才便于以女劳力代替男劳力,以弱劳力代替强劳力;才可以不添置过多的设备,使用过多的煤炭;同时,因为占用吃饭时间少,也才更有利于生产活动。” 报告最后还说,“当然,有的地区或小队真正可以解放劳动力,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并且群众愿意的话,仍然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搞大食堂。总之,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群众满意,有利于生产。”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报告虽然指出食堂存在那么多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彻底解散食堂的主张;其建议是相当“温和”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作为主要调查者和执笔人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跟调查组的许多同志一样,并不了解当时全国公共食堂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以及各地食堂解散的情况。 我们只是反映在昌黎调查的实际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而已。 但《食堂报告》指出的问题,几乎包括了下面将要提到的1961年毛泽东组织的食堂大调查时发现的所有问题。

  这篇调查报告以《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为题刊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三十六期《宣教动态》。完全出乎意外的是,在同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上,它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判;但在两年之后,又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只有弄清毛泽东在农村公共食堂兴衰过程中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才能得到答案。

  

  二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与发展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的成都会议上,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五月的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要全面“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已经是“东方欢乐西方愁”的时代,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超过英国。”5在农业方面,据正式报导,已经放出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湖北麻城),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福建南安)的卫星,据说这是证实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冬的“科学预见”:“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量。”6 河北省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当面汇报,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7 他在河南省襄城县听到了叶烟“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每棵有七十多个叶,每亩计划产三万斤”。长葛县的玉米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8 他都相信了;至少在当时,没有见到有关他怀疑这些数字的报导,相反,他在赞扬和鼓励。 在山东历城县北园社,他听到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的田现在要争取产四万斤,高兴地叫“好”。9 毛泽东高兴之余所想到的是如何处理这么多的粮食。所以他在徐水时提出问题:“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10 他相信,这些数字就是千百年来广大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吃饱肚皮愿望的物质基础。11

  农业战线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凭着铁锹、镢头进行大型水利工程,只能依靠人海战术。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动员所有的劳动力出勤,充分利用每个劳动力的所有时间,以满足工程的需要。 妇女劳动力出工的要求日益迫切。 为此,劳动力组织实行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了各种服务事业,如托儿所、敬老院等,最重要的是农村公共食堂。

  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已无法满足上述要求,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催化了人民公社的产生,也被认定是人民公社的重要基石。 《人民日报》陆续刊出有关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导。12 这些报导引起毛泽东的密切注意。

  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左右,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掀起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已在开始思考和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13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载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农业社办食堂的经验。

  文章说,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办起农忙食堂,开始时由于管理不好,两次垮台,三次兴办,一九五七年全社五个队都办起了常年食堂,全社二百五十二户都自愿地参加。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节省了劳动力,第二扩大了社员收入;第三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社员开支;第四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14 很可能是报导中所说食堂的屡垮屡兴,使得食堂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有了具体的例证,毛泽东看后,当即(十四日)批示《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发表。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第五期全文刊载。15 这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关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第一个记载。

  八月上旬,毛泽东到徐水视察时,听到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汇报当地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炕台、锅台、磨台、碾台),高兴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16他对食堂解放妇女劳力很感兴趣。 一个月后,九月五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 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17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会议上肯定公共食堂。

  八月七日公布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第十七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 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 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 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

  这个章程规定公社建立托儿所、幸福园(养老院)、医疗机构、学校、图书馆、剧场,统一建设住宅以及公共墓地。 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社员要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这样就可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是第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是一个示范性的文件。 毛泽东加了批示, “此件发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18 并对这个简章做了几处修改,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此,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也就是吃饭不要钱)正式进入文件。就在小社并大社和大跃进的情况下,农村开始办起了一批公共食堂。

  小社并大社开展得最早的河南省,到八月份,全省已建立公共食堂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六十二个,参加人数三千五百五十八万人,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19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公共浴堂、幸福院等并列,认为它们可以“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

  九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安徽合肥、舒城等地视察,再次赞扬食堂,说没有公共食堂及其它公共福利设施,妇女不可能彻底解放。20同时,第一次公开称赞吃饭不要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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