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上海举办了2011年度中国高峰论坛。我有幸参加了以“挑战与超越”为主题的该论坛之圆桌讨论：微博与社交媒体。我并不是研究社交媒体的专家，对微博一点也不精通。我只能站在来自海外的中国观察者立场，去解读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我有微博账号，虽然发得不多，但持续地使用。我发的微博字数均为140字，不差一个字，也多不了一个字。在微博上说一些空话或生活琐事，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认为即使是在最长140字为基调的发言平台，也应该努力去表达一点带着沉思和深度的思想或情感。我就往往陷入先起草500字左右，后缩短为140字这一“想法缩小化”的困境，其过程相当艰难而费劲儿。我发一条微博一般要花半个小时左右。
坦率说，微博使得我生活变得很被动，简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与想象。我一天平均发一条，花半个小时，这是对我人生最重要的活动——跑步的二分之一时间，也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一宝贵时间的四十八分之一。我不觉得自己对微博是上瘾了的，却似乎抱有“不发不行”的奇怪幻觉，对此不得不感到恐惧与困惑，难道我被微博了吗？
“日本人”这一敏感身份也使我有些尴尬。以我体验，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不纯粹属于“外国人”的范畴里，不管从历史文化、民族情感、现实结构等多个角度看，它都意味着特殊的存在。不能说所有中国人，但部分或不少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言行产生天性或本能的厌烦或愤怒，这似乎也反映着当今中国舆论的真实现象。至今有不少媒体人对劝我说：“加藤，看过你微博下面的评论吗？很多都是骂你的，一塌糊涂。”至今也有不少官员对我同情地说：“加藤，看过你微博下面的评论吗？你受苦了吧，别在意哦，一切都回好起来的。”
不管怎么说，了解中国，必须上网。尤其要理解动态中的中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压力来源等，必须参与微博这一社交平台。曾不少知识分子评论微博，并对我说，“微博就是吵架的平台，左派和右派互相吵架，痛骂对方，有时还自己人之间吵架，相当情绪化。”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一吵架平台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信息，传播知识背后的心态机制。前一阵，我跟在中共中央管辖舆论的官员聊天，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加藤，你知道吗？当今中国媒体人，或即将当记者的大学生最该具备的素质，是自我安慰能力。”
微博是我不得不去关注的，因为，它一定影响中国政治生态，改变中国舆论形成的途径与范式。我平时上微博，在观察用户们表达内容与交流方式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并没有把微博视为虚拟空间，而当做现实场所。这一点从包括日本人和西方人在内的多数外国人看是令人诧异，不可思议的。日本人平时也喜欢玩Twitter，很多著名媒体人、学者、企业家等也通过Twitter阐述观点，表达价值观，分享经历。但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倾听者，大家不倾向于把网络上的言论当回事儿，认为“网络毕竟是虚拟空间，离真正的现实社会有着一定距离”。
这并不等于网络媒体在日本根本不可行，不具备现实意义。日本，包括欧美的政治家、政论家、经济学家等越来越把网络视为宣传理念，表达观点的战略平台。然而，网络还是网络，其影响力和公信力远远不如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等才是塑造主流民意的现实途径。尤其对民主体制下的投票动机而言，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舆论才是选民们能够认同，信任，并参照的信息来源。据我观察，不少西方国家公民在脑海里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认为，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上的民意是虚拟的。
不少中国人，不管是普通百姓或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把微博上的网络舆论当做虚拟空间，还主动把微博的交流平台塑造为现实的，甚至影响舆论和决策的战略平台。虽然在微博上也有大量情绪化宣泄、生活上琐事、商业上宣传等话语正在蔓延（我并没有说这些话语“不好”，存在是合理的），但我也看到了大量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的公共话语，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正在渴望利用微博影响中国政治生态，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游戏规则。毋庸置疑，在当今中国，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势力。
我曾看到过“转发是力量”这么一个说法，就产生了一种问题意识。对于有深刻见解、自我价值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用户来说，发微博就是意味着投一票。我曾经思考过这么一个命题：中国人发一条微博，西方人投一票，到底哪一个更有原动力，从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和结构改革？我的回答是：难说，却至少肯定，即使在当今特殊的发展阶段下，中国也有着中国的选民，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投票方式。外国人千万不应该把中国看作是“领导人说了算，一切听党指挥”的国家。
我也发现，在中央倡导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气候下，继续保持、甚至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官方媒体以及其内容，在活跃在网络上的有识之士眼里似乎离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并不代表当前中国真实的情况与民意。他们认为，微博上的言论才是真实的，在公共场所能看得到，摸得着的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所提供的内容才是虚拟的。什么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拟的？围绕这基本判断，西方社会与中国舆论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可想而知，却错综复杂。
长远地看，微博一定推动中国的民主。微博在动车追尾、违法拆迁、政府腐败、诚信缺失等公共事件面前的追踪报道中，政府早就变成了弱势群体，官方正在试图把极为被动的局面扭转为相对主动。民间的想象力与智慧正在迫使威权政府感到健康的压力，从而产生改革的动力，最终深化社会的活力。中国政府原来在公共话语体系上把握着太多权力，微博则有可能成为使它回归相对正常的抗衡途径。
不过，民主显然是有次序的。光有舆论的碰击不代表民主一定被推动。微博正在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游戏规则和沟通机制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微博对社会利益关系和百姓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是否变得太大，抑或被放大？据我了解，民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是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最后才是选举制度（直接或间接根据国情而制定）。
显而易见，今天中国以微博为代表性角色的网络民意确实对公权力起着某种意义上的监督作用，政府早就把它当做“有可能威胁权力的产物”。然而，微博与政府之间的碰撞过程是否是带着民主发展的首选对象——法治呢？在我看来，这一点才是微博迅速崛起，政府遭受压力背后隐藏着的重中之重。至少肯定的是，缺乏或不带有法治进步的舆论膨胀，对民主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建设性作用，反而有着破坏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