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红包盛行的国度。日常生活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赠送或收受红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尤其在官场，每到逢年过节或人事调整的时候，更是“红包”大行其道之日。有趣的是，纪检和监察部门每到年关总会发布禁止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文件，结果谁也没把禁令当回事，送红包的照送不误，收红包的笑纳不辞。

红包为何如此盛行，非但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红包现象与中国文化传统存在必然联系，或者说它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变异。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在哪里？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风俗差别很大；尽管各地风俗和方言有多么不同，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准则。

礼文化起源于西周，周公认为殷商的灭亡原因在于失德，为了吸取殷商的教训，周公提出了“明德”的政治纲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孔子非常推崇周公，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典制上，孔子在此基础上，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原则和教化方法，形成了完整的礼学体系，其精髓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里面。

礼是什么？《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在这里，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真理和道德法则；《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朱熹认为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东汉经常大师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时指出：礼主于敬。所谓敬，就是一种敬畏，敬畏什么？敬礼（理）也！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反复地思索，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由此可见，东方圣人和西方哲人都想到一块了，儒家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康德所敬畏的道德法则。怎样才能成其为礼，《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于外”；你内心里树起了道德，行动上才有合乎理的礼。

中国素为礼仪之邦，国人似乎深谙礼仪之道。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古代圣贤所倡导的礼，在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早已发生了变异。秦汉以降，官场上一直流传大臣孝敬皇帝、下级孝敬上司的礼数。发展到清代，衍生出的礼数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应接不暇。比如说，夏天炎热，下级官员送礼物，孝敬上司防暑降温，叫做冰敬；冬天寒冷，下级官员送礼物，孝敬上司防寒保暖，叫做炭敬；逢年过节，给上司送礼物，叫做年敬和节敬；遇到上司家里有喜庆（生日、嫁娶或生孩子），给上司送礼物，叫喜敬；给上司男女家眷送礼物，叫文敬或妆敬；外地官员进京述职请训，见面也好，离别也好，都得向上司送礼物，美其名曰门敬或别敬。这个敬，那个敬，说白了，就是花银子孝敬上司。送礼的官员是不会掏自己腰包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送礼花销最终靠收刮百姓埋单。很明显，这种用银子孝敬的礼数，只是借礼敬之名，而行贿赂之实，彻底违背了礼的初衷和礼的精神。

任何人都生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所有文化传统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今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红包文化”，就是中国古代“送礼习俗”的传承和发展。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赠送和收受红包，就是因为这种行为被赋予了礼的文化内涵，送红包被等同于送礼，收红包被等同于收礼。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于是“红包”披上礼和人情的外表广泛流行起来，被人们的文化心理所认同。

在正常人际交往中，送礼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借助礼物表达亲情、友情和尊老爱幼等美好情感。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如今流行的红包文化，并不是合乎礼义的礼尚往来，而是一种带有浓厚功利色彩的行为方式。礼者，理也；礼是人之常情，做人哪能不讲礼，而且礼尚往来。有了“礼”字名号，你可以堂而皇之送，我可以心安理得收。在这种背景下，善于按红包规则操作者，被看作是通人情讲礼仪，可以如鱼得水混得好；如果不按红包规则行事甚至反对它，则往往被人讥笑为迂腐呆板或假正经，可能面临种种障碍，在单位难以过得开心。许多单位用公款“送礼”，认为这有利于调节各方面关系，有利于办事方便，似乎理所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公款“送礼”就更加理直气壮。

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为了让他（她）顺利来到世间，家长要考虑给妇科医生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为了得到精心照料，家长要考虑给阿姨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为了接受优质教育取得更好成绩，家长要考虑给老师送不送红包；到孩子大学毕业了，为了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家长还得考虑要不要送红包。长大成人了，我们在单位里工作，很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潜规则”，入党提干、升官晋级、调资调动等涉及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往往要考虑送不送红包，上司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他本人或家属有些大病小恙，也得要考虑送不送红包。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红包文化盛行的季节，有鉴于此，各级纪检和监察部门每到年关，总要发布禁止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文件。任凭文件怎么禁止，许多单位依旧乐于用公款送红包，许多人依旧坦然笑纳。

哎，红包文化已彻底浸透我们的心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想要消除或摈弃红包文化，必须进行现代启蒙教育，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培育现代公民，使我们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状态，人人依照规则行事，而不是受“潜规则”支配，这样红包文化才能淡淡淡出，或者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权者对于红包文化感情深厚，他们沉湎于其中，是不甘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