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义 朱贻庭:经济伦理研究有待澄清的三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1-11-22 12:36:07

进入专题: 经济伦理   新自由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原子主义   人性   经济人假设  

赵修义   朱贻庭  

  

  摘 要:2008年爆发于华尔街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神话的破灭,也使得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背景的西方经济伦理学处在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中国学界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原有的经济伦理研究,需要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新的突破。

  

  关键词:经济伦理;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子主义;人性;经济人假设

  

  作者简介: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经济伦理研究在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市场体制的改革之前中国很少有人研究经济伦理。1992年之后,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规划了市场经济转型的方略之后,经济伦理的研究日渐兴起。其初衷是,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狂热的逐利冲动、市场成为道德无政府状态的场所、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以及市场中出现的信用缺失、钱权交易,伦理学界的一些同仁把目光转向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探索市场关系带来的伦理变革,揭示市场关系的伦理机制及其与非市场关系之间的界限、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和企业界重视道德建设,寻求解决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诸多难题的途径。随着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兴旺,经济伦理学也成为伦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的显学,吸引了很多学界同仁的关注。除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之外,也涉及到历史上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学理问题。同时也开始面向世界,从广泛的介绍引进国际上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的经济伦理学界开展交流和沟通,一直到走向世界,把中国的研究成果向国外介绍。

  近两年,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成为经济伦理研究的焦点。学界对危机本身做了许多分析。尤其是对于导致危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做了许多分析,并提出了如何从中汲取教训的各种见解。但是,这种经济思潮对经济伦理学本身有什么影响?是不是需要作出清理和反思?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不要用“反求诸己”的精神,来反思这场危机?即不仅要把“危机”作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而且要把我们以往所做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本身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去思考我们以前的研究。这个学科该向何处去?笔者曾经在《如何对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一文中提出: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不能停留于华尔街高管个人的贪婪和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层面,而需要深入到19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蕴含的政治哲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伦理观念。其中与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视。中国学界要正视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各个学科的影响 1 。本文拟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及其背后的哲学观念给经济伦理研究带来的三个问题作一讨论。

  

  一、如何看待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伦理学能不能囿于纯经济的视阈?

  

  自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特点是,一反以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仅仅做一种抽象式的研究,把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和社会等因素都抽象掉了。这种抽象式的研究固然有其价值,促进了经济学的数学化,推进了计量经济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其天然的不足式的研究是就经济论经济。而且把功利主义的效率论,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衍生出当今的GDP主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只求效率的“增长主义”。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经济生活、尤其是市场其实不是自足的,它是镶嵌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 金融危机的爆发,自然有市场运行自身所产生的问题,但是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的经济政策显然不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制定的,还受整个国家战略的支配。就一国范围来看,有学者已经指出,美国的金融危机与国家干预的失败和政府政治伦理的错位有关。泡沫往往是政府的作为所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主持美联署的格林斯潘是有意地制造房产的泡沫。他感到地产的收益对于消费的作用大于股票,于是刻意吹大泡沫。次级贷款这种金融的新形式就是为此服务的。美国的“两房”就是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而其泡沫的积累也是在政府的政策下形成的。

  危机治理的过程,也与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有密切关系。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出现了主权基金的信用危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能迅速地摆脱国际危机的冲击,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包括了伦理问题都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品德所致,而是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激励机制等有密切关系。经济生活中的钱权结合,它所导致的剥夺性积累的现象大量发生,以及相当普遍的分配不公等,这些都是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至少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缺失息息相关。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伦理问题是这种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也不能单纯地就经济伦理谈经济伦理。

  如果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包括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单单从经济视角是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不仅有一个全球市场而且是由为数众多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冷战之后的全球经济体系,是由依托其军事政治霸权的美国经济霸权为主导的。许多运行的规则和架构都是在美国主导下,以自己的霸权、国家利益以及为此服务的一些经济观念为前提制定出来的。以全球自由贸易为例,如意大利学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指出,1990年代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是积极追求和提倡全球化的,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多边贸易。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计划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我监管学说“仅部分相符” 2 。一旦自由市场的运作对美国的中心地位构成威胁情况就不一样了。到小布什的时候就觉得“全球化”“听上去就像要制定诸多可能会限制总统的选择并淡化美国的影响力的规则”3。许多西方国家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大力推进自由贸易,一旦经济上遇到困境就把本国的利益、本国的难题放到首位。自由贸易的旗帜大家还都是想要举的,但是贸易保护是舍不得丢掉的。只是想把保护主义这顶帽子加给他人,以取得自己更大的利益。而其中所说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的利益,还有许多,包括军事地缘政治等等的国家利益。

  至于对于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起初相当一部分的分析都集中于下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华尔街的高管们的贪婪去寻求原因,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角度寻求出路;另一个方面是从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伦理观念去寻求原因,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和大量透支;这种分析认为金融精英正是利用这种现象将债务捆绑成有毒资产,形成泡沫,一旦泡沫被刺破,危机就接踵而来。然而这类分析,除了表达公众对华尔街金融精英的贪婪无度和不负责任的愤慨之情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公众对于美国人的消费无度与享乐主义的不满之外,在某种强度上,还是显得苍白无力。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又转向对财富观念的分析,试图从财富观念上寻求根源,并提出种种新的财富观念、财富伦理。然而“财富”如当年斯密所说,不是金银,而是劳动的产物,这就自然会涉及生产关系以及维系各种生产关系的政治等上层建筑,不同的财富观念就是被这些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经济伦理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自然离不开经济学,但是它能不能建立在马歇尔以后的抽象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就成了一个问题。看来,起码需要重返政治经济学。离开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的经济伦理,也就无法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难题。危机之后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更加重视政治经济学了,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李斯特等人的国民经济学。从事经济伦理的学者中也有一些同仁开始从政治经济学中汲取智慧,并探寻新的视角。

  这是很有益处的。以亚当·斯密为例,只要读读这位“被引用最多但是被阅读最少的”的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在《国富论》中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是一门政治家、立法家的学问而不是企业家的学问。这就意味着经济包括经济伦理,是离不开社会、政治的。此外,如阿里吉所说,他有一个历史社会学或者经济社会学视野,以一个“大分流”考察框架,具体地考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进。对资本主义的中心如何从意大利到荷兰到英国,并对北美半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前景作出分析。这个视角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历史的大分流的视角,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何以会从最大的债权国演化为最大的债务国,并深陷信用危机;无法理解那些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的作为;无法理解今天的危机下各国的不同处境。个别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各种伦理问题,也需要在这样一个大视野中理解和解读。

  许多经济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经济之外的但对经济具有重大作用的东西,如政府的财政、货币、社会以至于军事外交等政策或者是政府对市场、企业的监管出了问题。研究经济伦理不能囿于经济领域,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击不中要害。当然,经济伦理研究并不是要取代政治学、社会学,但是它可以从伦理的角度为市场良法、政府政策提供价值维度和伦理支持。这本来就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经济伦理包含了企业伦理但是不能归结为企业伦理。

  

  二、如何看待个体的经济活动及其伦理观念与社会的各种制度因素、包括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伦理学要不要摆脱“原子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仅要研究经济如何运行还要研究各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明确地把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哲学上突出地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至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则鲜明地反对原子主义,强调国家才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个人都是他的国家的一个成员” 5。“个人从国家那里获得文明、教育、进步、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如果国家衰落,个人就得承担起衰落的灾难性后果”6。总之“个人的祸福系于国家的独立和进步”7。即便是亚当·斯密,也如美国学者沃哈恩所说:他确实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倡导者,但不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也没有说过,所有人都是“社会原子”。他说过人只能在社会中生活,他不是把人看做反社会的8 。斯密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后,明确地把地主、资本的占有者和雇佣劳动者加以区分,而不是泛泛地谈论个人,也不去泛泛地谈论富人。近来有学者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公民”解读为“非个体的个体”9 ,这也许可以用来解读斯密的个体观。

  但是新自由主义,无论在社会哲学上还是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都是以原子主义的个体主义作为出发点。把人当作社会原子,把个体当做是自足的,而且把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解析为个人的行为,理解为个体之间的博弈。这样就把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因素,尤其是生产关系,包括了企业内部的雇佣与被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生活中的分配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有霸权地位国家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的不平等等重要的环节都抽象掉了。这种抽象如果作为一种理论的假设,由此作出推论以展示经济生活中的某种现象演化的趋势或可能性,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抽象当作可以普遍适用的公式,甚至当做事实本身,那就失之谬误了。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纠结之处。因为离开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自然也就会把市场竞争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在中国也颇为流行。一时间,离开了制度因素,离开了生产关系来谈论经济动机、谈论财富观念、穷人与富人、输者和赢者、强势和弱势,等等,到处可见。

  这种情况对经济伦理学也颇有影响。我们引进的经济伦理学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把康德的道义论或者是穆勒的功利主义作为其伦理学的前提,而这两者无不以原子主义的社会理论为方法论的基础。对于经济伦理的许多问题的讨论,如信任、企业责任等等往往也都是从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为基本的概念框架。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现实生活中企业和企业家的全部行为。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学界引进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把员工和企业主看做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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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1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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