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罗陀斯》在《书城》连载的时候，叫《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吴亮最初希望这个回忆录“不具有私人性”，从阅读开始，也以阅读结束，大概是想以此勾勒一代人的阅读经验和知识图景。事与愿违，最终，《我的罗陀斯》背叛了《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私人性”不但没有从中剔除，反而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核心”。一部副标题冠以“上海七十年代”之名的回忆录，为什么没能抵挡住“私人性”的诱惑？

《我的罗陀斯》所写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是世纪中叶出现的思想螺栓越拧越紧的时期，自愿或不自愿，螺纹的逆丝日趋平整。其间逆丝遭碾压的种种，不堪回首。然而，自觉或不自觉，一些新的逆丝仍在挤压中慢慢生长出来。构成这思想螺栓时代的标准螺纹，是些怎样的书呢？从吴亮的回忆录里，我们知道公开的是雄文四卷、马恩列斯、黑格尔、别车杜……与之配合的，是半公开的大仲马、福尔摩斯、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偶尔的“内部参考”……以及，随社会气候变化而时开时闭的部分图书。那个年代，城市里喜好阅读的人，只要略加留意，获得上述书籍大概是不难的吧。这些书籍背后的意志，主要是要配合螺栓的进程，构筑思想同质的人，以及一个同质的时代。

但再怎么精心挑选，再怎样大段删削，书的残留部分总会吸引不少人去完型那个精心掩埋的思想伤疤，填充一个阅读少年所有的青春空缺，提示他理性、欲望和幻想的可能出口。对吴亮来说，尤为可贵的是，如此细密控制的简单书籍选项，居然也引发了他诸多逻辑严密的质疑，比如———“《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振聋发聩：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得到世界之后，谁将得到锁链？”这由逻辑推出的质疑，也让那个年代的他惴惴不安：“这问句如闪电般，让我哆嗦了，一个多么危险的问句啊。”正是这质疑和不安，让吴亮在思想螺栓时代保留了逆丝生长可能，而这可能，就是七十年代的吴亮拥有的一种罕见的积极，虽然这“积极藏于内心”，“别人看不见”。《我的罗陀斯》之可贵，不正是因为写出了这种生长着的积极？或许就是因为这藏于内心的一点积极，才有了八十年代之后为人所知的那个天马行空的吴亮？

在八十年代初为少作《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写的序里，钱锺书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并戏谑地称这种自恋的回忆方式为“创造性回忆”。近年来习见的各类回忆录，留恋的、倾诉的、见证的……走“创造性回忆”路线的颇多。吴亮也感到了不夹杂“创作”的回忆之困难：“我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呈现’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困难，以及我的迷惑之处，在于我似乎必须区分‘当时经验’与‘后续补充’，而事实上我难以做到。”后来，吴亮干脆放弃了这种复原努力。更有甚者，几乎在每一部分的叙事之后，吴亮都有一些分不清是当时的想法还是当前的反思的文字，分析自己逆丝生成过程中遭受的压制，面临的窘境。这几近故意的“创造性回忆”，远离了自恋式回忆的陷阱，集自己近四十年的思考之力，完成了对那个年代的精彩一击，反衬出其荒芜和单调。

这种把当前的思索和年少时的感触结合起来的方式，让这本回忆录摆脱了单纯回顾的沉浸，以一种共时性的年轻方式更新了日趋老年化的回忆录书写方式，让我们关注那个时代的同时反身观照自己身处的这个在时间序列上完全不同的今天，观察其同异。吴亮说：“我试图找回那段历史对我的刺痛。《我的罗陀斯》绝非怀旧之作，它是我的肉中刺，我用我的文字使它大放异彩。”不把身历的四十年写进去，不把当时的私人性疼痛作为核心，一本回忆之作将很难祓除那个时代的妖氛，无法映衬出其时所有的无奈和困顿，难免会让真实的年代情景从笔下溜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过多“私人性”的书，也许比标榜客观的所有回忆录，更为切近那个其实并不遥远的年代。